《南回归线》是亨利·米勒自传性三部曲之一,描写了米勒早年在纽 约的生活经历,是一部描写自己内在精神世界的作品,同时也是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嘲弄。 《南回归线》包罗万象,揭示了芸芸众生相,包括他的同事、形形色色的求职者、他幼时的伙伴、他的父母和疯妹妹、他的朋友以及他身边的 各种女性等。在米勒的文字世界里,一切都是游离的、跳跃的,一切毫无瓜葛却又相互联系……
人死原本万事空,一切混乱便就此了结。人生伊始,就除了混乱还是混乱:一种液体围绕着我,经我嘴而被吸入体内。在我下面,不断有黯淡的月光照射,那里风平浪静,生气盎然;在此之上却是嘈杂与不和谐。在一切事物中,我都迅速地看到其相反的一面,看到矛盾,看到真实与非真实之间的反讽,看到悖论。我是我自己最坏的敌人。没有什么事情我想做却又不能做的。甚至当我还是个孩子,什么也不缺的时候,我就想死:我要放弃,因为我看到斗争是没有意义的。我感到,使一种我并不要求的存在继续下去,这证明不了什么,实现不了什么,增加不了什么,也减少不了什么。我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是失败者,即使不是失败者,也都滑稽可笑。尤其是那些成功者,令我厌烦不已,直想哭。我对缺点抱同情态度,但使我如此的却不是同情心。这完全是一种否定的品质,一种一看到人类的不幸便膨胀的弱点。我助人时并不指望对人有任何好处;我助人是因为我不这样做便不能自助。要改变事情的状况,对我来说是无用的;我相信,除非是内心的改变,不然便什么也改变不了,而谁又能改变人的内心呢?时常有一个朋友皈依宗教;这是令我作呕的事情。我不需要上帝,上帝却需要我。我常对自己说,如果有一个上帝的话,我要镇静自若地去见他,啐他的脸。
最令人恼火的是,初次见面时,人们往往认为我善良、仁慈、慷慨、忠实可靠。或许我真的具有这些德行,但即使如此,也是因为我什么都不在乎:我称得起善良、仁慈、慷慨、忠实等等,是因为我没有妒忌心。我唯独从未充当妒忌的牺牲品。我从不妒忌任何人,任何事。相反,我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只感到同情。
从一开始起,我就肯定是把自己训练得不去过分地需求任何东西。从一开始起,我就是独立的,但却是以一种谬误的方式。我不需要任何人,因为我要自由,要随兴之所至自由地作为,自由地给予。一旦有什么事期待于我或有求于我,我就退避三舍。我的独立便是采取这样的形式。我是腐败的,换句话说,从一开始就是腐败的。好像母亲喂给我的是一种毒药,虽然我早就断奶,但毒药从未离开过我的身体。甚至当她给我断奶时,我也好像是毫不在乎的;大多数孩子要造反,或做出造反的样子,但我却根本不在乎。尚在褪褓中,我便是一位哲学家。我原则上是反生命的。什么原则?无用的原则。我周围的每个人都在争取我自己却丝毫不努力。如果我表面上做出些努力,那也只是要取悦于某个他人,实质上我什么也没做。假如你能告诉我,这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就会否认,因为我天生有一些别扭的倾向,这是无法消除的。后来我长大了,听说他们让我从子宫里钻出来的时候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对此我十分理解。为何要动弹?为何要离开一个暖洋洋的好所在?在这个舒适的福地一切都是免费向你提供的。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关于寒冷,关于沟里的冰雪,窗玻璃上的冻霜,以及厨房湿漉漉绿墙上的寒气。人们误称为温带的地方,为什么人们要生活在那里的怪气候中呢?因为人们天然就是白痴,天然就是懒鬼,天然就是懦夫。直到十岁左右,我都从不知道有“暖和的”国家,有你不必为生计忧虑的地方,在那里你不必哆哆嗦嗦却又假装这能令人精神振奋。在有寒冷的地方,就有拼命操劳的人们。当他们繁衍后代的时候,他们就向年轻人宣讲关于劳作的福音——实际上,这什么也不是,只是关于惰性的教条。我的民族是地地道道的北欧日耳曼人,也就是说,是白痴。每一种曾被说明过的错误想法都是他们的。在他们中间,喋喋不休地讲究清洁,更不用说什么正直公正了。他们清洁至极,但骨子里却散发着臭气。他们从不开启通向心灵的门户;从未梦想过盲目地跃入黑暗中。饭吃完后,盘子被迅速洗干净,放入碗橱;报纸读完后,被整整齐齐叠好,放到一边的一个架子上;衣服洗完后,被熨好、叠好,塞进抽屉里。一切都为了明天,但明天从不到来。现在只是一座桥梁。在这座桥上,他们仍在呻吟,如同世界的呻吟一般,然而没有一个白痴想到过要炸掉这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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