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格，越战老兵，也是战后越南的第一位英语老师。在胡志明市生活多年后，他娶了一名越南女子为妻
这是拍摄于1967年4月的照片。泛黄的画面上，格雷格·克列文穿一件脏兮兮的汗衫，在一瓶烈酒前摆着POSE，脸上挂着一幅似笑未笑的表情。
此时越战正酣，这位年仅18岁的新兵刚在越南驻扎了三个月，在一个海军陆战队的侦察连服役——一支类似海豹突击队的作战单位。他看起来有些傲慢，随时准备挥拳教训那些越共。
然而，如今在他位于胡志明市饶禄运河边的家中，克列文的身上已难觅当年的身影。多年前，他因背部中枪归国，却在1991年做出了一个颇有些怪异的决定——重回越南，并定居胡志明市。用他的话来说，他是第一个在那场战争后定居越南的美国人。
不仅克列文，在随后的年月中，数百位美国老兵做出了和他相似的决定。他们选择与昔日的“敌人”共事，在旧战场上挖掘地雷及未引爆的炸弹，也在沧海变桑田的这个热带国度试着找寻失落的年轻记忆。
“我们为何而战”
克列文的家现在成了一间教室。每周有那么几天，会有越南学生来这里练习英语。他堪称越南英语教学的先驱——在他上世纪80年代以游客身份首次重返越南时，那里根本没人听说过英语教师。
此后，克列文和他的兄弟——一名退役的空军老兵，成了首个得到政府许可在越南从事英语教学的外国人。在越南官方的英语教学磁带中，收录的就是克列文的声音，越南的学生们都伴随着他的美式口音长大。
克列文只是数千名在越战后重返这片土地的老兵之一。在1973年《巴黎和平协定》签署数十年来，他们带着好奇来到这里，端详自己曾经战斗过的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
虽然没有人清楚重返越南的老兵的确切数字，多数专家的估计在数万人左右。越南政府方面称，近年来每年都有超过4万名美国人——多数是越战老兵，造访越南。
对美国老兵来说，重回战场“朝圣”几乎成了一种传统。重走当年路让他们记起了战争的惨烈，也为表达对失去生命的人的尊重。重回东南亚国家的老兵也出于相似的目的，只是对他们来说，越战至今仍是一场充满争议的战争。
“重回越南的老兵和重回二战战场的老兵不同，对前者来说，等待他们的常常是无法摆脱的迷惑，”美国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的人类学者波莱特·柯蒂斯说，“他们试图重申自己在历史中所处的地位，不管出于个人因素还是国家因素。”
当年二战结束后，士兵重返家乡时受到的是英雄般的对待。然而，当越战士兵回家时，他们面临的普遍情绪则是怀疑、猜测与不解——多数美国人并不支持美国介入东南亚地区争端。此外，西贡在1975年沦陷后，几乎所有美国媒体都撤出了战区。对士兵来说，他们很难理解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我不停问自己我们为何而战，”克列文回忆起了他回国后的迷惑，“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所以我开始搜集一切和越战有关的东西。”
这种需求最终驱使了一部分老兵在八十年代回到越南，然而刚开始时，想要完成这样的旅行都十分困难。
1975年，美国对越南实行贸易禁运，并撤回了所有外交人员。当克列文在1988年试图前往越南时，他受到了来自美国国务院的警告。尽管如此，一众老兵还是启程了。
此后，老兵们一直为改善两国关系而努力。由于正式外交途徑缺位，河内方面与老兵取得了联系，双方共同探讨了一些亟待解决的战争问题，比如寻找失踪士兵，比如处理美国士兵收养越南儿童的问题。
“我们试图在美越之间架设一个对话的管道，”《纽约时报》在1984年援引了美国越战退伍军人协会主席鲍勃·穆勒会见越南外交部长阮基石时的说法，“我们的政府不愿开启对话，那么我们确实代表了双方交换信息的唯一通道。”
1994年，克林顿政府终于宣布对越关系正常化。此间，总统对老兵们表达了诚挚的谢意，称他们“能够摒弃痛苦的过往，寻找未来的共识”。
“1968年，我出生在这里”
那是一个温和的夜晚，岘港的一家酒吧，越来越多的老兵加入了聊天。越战期间，这里是美军的疗养中心，士兵们在这里散心，还可以打沙滩排球。他们一瓶接一瓶喝着当地的啤酒，回忆初回越南时的情景。
“我飞到河内，（过海关时）胃部感到神经质般的抽搐，”老兵查克·帕拉佐回忆，“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机场的）数据里一定会显示我是一个老兵，于是我会被拒绝入境。多么疯狂的想法。相反，那个男人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在我的护照上盖了章。就这样，我回来了。”
男人们大笑起来。对他们来说，这种最初的不知所措仍历历在目，甚至在多年后他们交到了越南朋友，娶到了越南妻子，他们仍为越南人的宽恕而受宠若惊。
“我会跟人说，我生在越南，”在座年纪最大的老兵苏尔·琼斯说，“人们问‘为什么’，是的，我1968年出生在这里。当我来到这里，我的每一次呼吸都与这个地方休戚相关，当我离开，始终摆脱不了在这里经历的一切。”
琼斯被授予过两枚紫心勋章，一枚是因为受到枪击，另一枚是因为被追击炮打伤。战争对他精神上的折磨则要持久得多。三十多年来，他为创伤后应激反应障碍（PTSD）所困，在美国四处游荡，没有工作，也没有朋友。1995年，他前往西雅图，在一家退伍军人医院接受相关治疗。正是在此期间，他决定重回越南。
“我曾是个举止粗野的士兵，一直待在非军事区，”琼斯说，“我从没看过越南的城市，没射杀过一个越南人，也从未被对方袭击。我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所以我想，是时候回去看看了，至少看看这个我曾战斗过的地方，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琼斯和帕拉佐如今都住在岘港。他们一边为重回越南的老兵提供协助，一边也为橙剂/二恶英受害者协会（DAVA）募款。
在岘港和荣地区的一个村庄深处——离医院和市场都很远——住着68岁的越南老兵拉凡丹，他的孙子就是二恶英的受害者。
房子极为简陋，只有几个房间。和很多越南家庭一样，房子没有前门，风随便就能灌入房中。男孩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腿很细，都不足以支撑他站立起来。人们跟他说话，他的眼睛动了动，什么也没说。他们被告知，男孩根本无法理解别人说了什么。
当年，美国在老挝、越南、柬埔寨以“牧场帮手作业”为代号，投下了近2000万加仑除草剂，其中橙剂的危害是最大的。这种化学品中含有二恶英，一种需要数个世纪才能够分解的有毒化合物。
“我感觉到了那种巨大的，难以言说的愧疚，”帕拉佐说，“越战期间，我就有一个梦想，那就是终有一天我要回到这里，做出一些积极的补偿。”
与往事和解
美国老兵们在越南盖起了学校，集装箱运来了他们捐给医院和孤儿院的轮椅。
这些举动最终促成了美国官方的反应。2012年起，美方开始清除越战期间美国机场地区土地中的二恶英。
“美国政府本对这些地雷、未爆炸武器、橙剂视而不见，”查克·瑟西说，自1995年美越关系正常化后他就搬到了河内，“然而因为我们的到来，我们对这些议题的关注，迫使政府承担起了相应的责任。”
在1968年越南人民军发动新年攻势时，瑟西是驻扎在西贡的一名情报官员。1990年，他以美国越战退伍军人基金会（VVAF）华盛顿代表的身份返回越南。这个身份给了他与越南政府和军方接触的机会。
“1996年我第一次和越南国防部接触时，他们从没和NGO打过交道，也对此不感兴趣，”瑟西回忆，“他们告诉我，他们之所以愿意见我，是因为我是一名越战老兵。他们说，我们所承受的一切，也是你们正在承受的一切。我们是兄弟。”
在《巴黎和平协定》签署四十年后的今天，当年那些年轻的士兵如今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对于生活在东南亚国家，年龄的增长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挑战。有人打算搬回美国，享受退伍军人医院的治疗和家人的支持。
正当这批老兵回国之际，更多的美国越战老兵则打算重回越南。
“他们现在可以负担起去越南旅行的费用。他们的孩子长大了，也有了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一家越南旅行公司的负责人，也是老兵的爱德华·施特勒说，“我们接触的很多人都在考虑重回越南，尋求一种理解，也寻求一种抚慰。”
同时，一些越南的老兵也开始重返老战场，这加强了他们和美国老兵间的联系。“共同纪念一场战争是老兵走出过去的一种重要方式，”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的人类学者克里斯蒂纳·施文克尔说，“曾一起冲锋陷阵的老兵们分享着共同的悲伤。”
在被送往战场的数十年后，他们中的多数人终于得以与往事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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