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是中国台湾著名学者齐邦媛先生的回忆录,2009年回忆录出版时作者已八十五岁。她自称这是在“最后的书房”中写下的“一生的故事”。
春节看这本书,是有挑战的,毕竟不论是背景还是书本本身,都有着一股沉重感。
好在书买了很久,我已经翻阅多次,春节期间,只是把它看完。
巨流河即辽河,是清代辽河的名称。辽河岸边是作者的故乡。上个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国破家亡,烽火连天,作者从关外逃到关内,又到南京,到武汉,到长沙,到重庆,最后到台湾,也从一个少不更事的女孩,步入中年,再至老年。几十年颠沛流离,从少年到白头,从东北到台北。《巨流河》即以这时间、空间为线索,再现了那个时代一幅幅催人泪下场景。
那是一个被苦难浸泡着的时代,那也是一个中华民族不甘屈辱、奋起抗争的时代。一个民族,在这生死存亡时刻,迸发出骄傲的自强不息精神,光耀千秋,永垂青史。那些波澜壮阔史诗般的场景固然令人心潮澎湃,可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者,齐邦媛所叙述的往事,更加真切感人。
“九一八”后,大批东北流亡青年不愿做亡国奴,来到南京。 “国立中山中学”专收东北流亡子弟,师生们自己动手,建操场、垒围墙。围墙上写了八个字:“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师生们每天清晨,升旗唱校歌:“……白山高黑水长,江山兮信美,仇痛兮难忘……”你一定能够想见,那时孩子们眼睛里的泪光。南京失陷后,学校辗转南迁。那一年除夕,学校迁到了湖南湘乡一个祠堂。全校集中包饺子,一路逃亡很长时间没有吃过热饭的孩子们在一起吃了一顿饺子。在祠堂外河边的篝火旁,孩子们围坐在一起,唱起了著名的《松花江上》。火苗为之闪动,河水为之呜咽。这首歌,随着孩子们一路流亡,一路传唱,唱遍了万里江山。
那时,齐邦媛才十三岁,逃到长沙后,全市举行爱国大游行。她报名参加了学校鼓乐队,老师问她要做什么时,她坚持要敲大鼓。她认为,表达她抗日的感受只有敲大鼓才能充分表现。可幼小瘦弱的她根本背不动大鼓。老师决定,找一个壮一点的同学背着鼓,她在旁边敲,引领整个鼓乐队——因为,她是一个东北流亡到关内的孩子。多少年过去,你可以想像那样一幅场景:一个瘦弱的东北流浪女孩,奋力地敲着大鼓,引领着呐喊着的游行队伍——这是一个怎样激动人心的画面。
一九三八年,齐邦媛全家随着流亡学生到了重庆,在南开中学读了六年书。因为南开矢志抗日,南开中学是“七七事变”后第一所被日本人炸毁的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四处讲演,主题就是:“中国不亡,有我! ”年近七十的张校长每天早晨,都扶杖出来巡视,看到路旁的学生,就停下来,关切地问候冷暖起居。他珍爱这些孩子——因为,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民族复兴的希望。在重庆,最难忘的是“千人大合唱”。合唱背景就是日本人轰炸后的废墟残垣。那是一个夜晚,全市二十多个合唱团齐聚在这里,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歌声中,演唱者和听众都泪流满面。
综观全书,齐邦媛能有波澜壮阔的一生,源于她自身不懈的努力。齐邦媛少有单纯的娱乐,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学习、工作、家庭上,最多的娱乐大概只有求学时的散步和中年后的周末爬山。她的一生可说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她读书不是做一个简单的书虫,而是试图将读每本书的过程上升到做学术、做文化的高度;她行路不是做一个走马观花的过客,而是融入不同地方的生活,在生活中让自己得到更多体验。
齐邦媛人生中的关键节点面临诸多选择,我将自身代入其中,大都难以如她一般选择更积极更勇敢的选项。比如我大概不会在成家育儿之后选择远渡大洋到异国求学,大概不会在政治压力下保护一种文人式的坚持,大概不会突然接下一份全新的工作并全身心投入做好。
选择的不同大概源自眼界的高下。
《巨流河》让我感慨的是作者贯穿全书的一种开阔的眼界。这种超出常人的眼界得益于作者有一个作为“台面上人物”的父亲,得益于时代的激荡,得益于作者自身努力得来的学识。
选择的不同又让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
就是这些做选择时不同的视野,我们被划分到了不同的世界。
齐邦媛的文笔并不十分老道,但自有一种独特的魅力。那种魅力,首先是因她自己怀着一种极大的热诚与使命感在书写,她要写的是一个巨大而有争议的时代,太多太多搁置在心头数十年,早已凝结成一片片的云雨,抛出来的不是惊雷,就是大雪,白茫茫把你的心掩了一片,再不记得其它。她试图用一种尽量平静的情绪走入自己的回忆中,不夹杂太过于私人的感情,因为这不是她的回忆录,不是她一生情爱的展现,她甚至连个“爱”都用的那样小心谨慎。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