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流河》是中国台湾著名学者齐邦媛先生的回忆录，2009年回忆录出版时作者已八十五岁。她自称这是在“最后的书房”中写下的“一生的故事”。
春节看这本书，是有挑战的，毕竟不论是背景还是书本本身，都有着一股沉重感。
好在书买了很久，我已经翻阅多次，春节期间，只是把它看完。
巨流河即辽河，是清代辽河的名称。辽河岸边是作者的故乡。上个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国破家亡，烽火连天，作者从关外逃到关内，又到南京，到武汉，到长沙，到重庆，最后到台湾，也从一个少不更事的女孩，步入中年，再至老年。几十年颠沛流离，从少年到白头，从东北到台北。《巨流河》即以这时间、空间为线索，再现了那个时代一幅幅催人泪下场景。
那是一个被苦难浸泡着的时代，那也是一个中华民族不甘屈辱、奋起抗争的时代。一个民族，在这生死存亡时刻，迸发出骄傲的自强不息精神，光耀千秋，永垂青史。那些波澜壮阔史诗般的场景固然令人心潮澎湃，可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者，齐邦媛所叙述的往事，更加真切感人。
“九一八”后，大批东北流亡青年不愿做亡国奴，来到南京。 “国立中山中学”专收东北流亡子弟，师生们自己动手，建操场、垒围墙。围墙上写了八个字：“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师生们每天清晨，升旗唱校歌：“……白山高黑水长，江山兮信美，仇痛兮难忘……”你一定能够想见，那时孩子们眼睛里的泪光。南京失陷后，学校辗转南迁。那一年除夕，学校迁到了湖南湘乡一个祠堂。全校集中包饺子，一路逃亡很长时间没有吃过热饭的孩子们在一起吃了一顿饺子。在祠堂外河边的篝火旁，孩子们围坐在一起，唱起了著名的《松花江上》。火苗为之闪动，河水为之呜咽。这首歌，随着孩子们一路流亡，一路传唱，唱遍了万里江山。
那时，齐邦媛才十三岁，逃到长沙后，全市举行爱国大游行。她报名参加了学校鼓乐队，老师问她要做什么时，她坚持要敲大鼓。她认为，表达她抗日的感受只有敲大鼓才能充分表现。可幼小瘦弱的她根本背不动大鼓。老师决定，找一个壮一点的同学背着鼓，她在旁边敲，引领整个鼓乐队——因为，她是一个东北流亡到关内的孩子。多少年过去，你可以想像那样一幅场景：一个瘦弱的东北流浪女孩，奋力地敲着大鼓，引领着呐喊着的游行队伍——这是一个怎样激动人心的画面。
一九三八年，齐邦媛全家随着流亡学生到了重庆，在南开中学读了六年书。因为南开矢志抗日，南开中学是“七七事变”后第一所被日本人炸毁的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四处讲演，主题就是：“中国不亡，有我！ ”年近七十的张校长每天早晨，都扶杖出来巡视，看到路旁的学生，就停下来，关切地问候冷暖起居。他珍爱这些孩子——因为，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民族复兴的希望。在重庆，最难忘的是“千人大合唱”。合唱背景就是日本人轰炸后的废墟残垣。那是一个夜晚，全市二十多个合唱团齐聚在这里，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歌声中，演唱者和听众都泪流满面。
综观全书，齐邦媛能有波澜壮阔的一生，源于她自身不懈的努力。齐邦媛少有单纯的娱乐，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学习、工作、家庭上，最多的娱乐大概只有求学时的散步和中年后的周末爬山。她的一生可说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她读书不是做一个简单的书虫，而是试图将读每本书的过程上升到做学术、做文化的高度；她行路不是做一个走马观花的过客，而是融入不同地方的生活，在生活中让自己得到更多体验。
齐邦媛人生中的关键节点面临诸多选择，我将自身代入其中，大都难以如她一般选择更积极更勇敢的选项。比如我大概不会在成家育儿之后选择远渡大洋到异国求学，大概不会在政治压力下保护一种文人式的坚持，大概不会突然接下一份全新的工作并全身心投入做好。
选择的不同大概源自眼界的高下。
《巨流河》让我感慨的是作者贯穿全书的一种开阔的眼界。这种超出常人的眼界得益于作者有一个作为“台面上人物”的父亲，得益于时代的激荡，得益于作者自身努力得来的学识。
选择的不同又让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
就是这些做选择时不同的视野，我们被划分到了不同的世界。
齐邦媛的文笔并不十分老道，但自有一种独特的魅力。那种魅力，首先是因她自己怀着一种极大的热诚与使命感在书写，她要写的是一个巨大而有争议的时代，太多太多搁置在心头数十年，早已凝结成一片片的云雨，抛出来的不是惊雷，就是大雪，白茫茫把你的心掩了一片，再不记得其它。她试图用一种尽量平静的情绪走入自己的回忆中，不夹杂太过于私人的感情，因为这不是她的回忆录，不是她一生情爱的展现，她甚至连个“爱”都用的那样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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