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ann Hari 在2019年 TEDSummit 的演讲
《也许这才是你抑郁和焦虑的原因》
一直以来，有两个迷团一直困扰着我。我无法理解它们，而且说实话，我害怕深究它们。
第一个谜团是，我40岁了，在我一生中，年复一年，严重的抑郁和焦虑症状在美国、英国等国家不断浮现出来，横扫整个西方世界。我想要搞清楚为什么。为什么这开始发生在我们身上？为什么过去的每一年里，我们越来越多人发现越发难以度过每一天？
还有一个谜团是很私人的。
当我还是10来岁时，我记得有一次去看医生，说我有一种感觉，仿佛疼痛不停地从我的身体里溢出来。我不能控制它，也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并且感到非常羞耻。
医生给了我一个说法，现在我意识到他是出于好意，也不算全错，但是过于简单化。我的医生说，“我们知道人们为什么会这样。有些人的大脑很自然地会发生一些化学失衡，你显然是其中一个。我们要做的就是给你开一些药，它会把你的化学平衡恢复正常。”
所以我开始服用帕罗西汀，或者赛尔特，在不同的国家它有不同的名字。然后我感觉好了很多，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但随后不久，这种痛苦的感觉回来了。所以我服用的剂量越来越高，之后的13年里，我都在服用法律允许的最高剂量。在这13年的大部分时候，我仍然很痛苦，尤其是在后面几年，痛苦无时无刻地伴随着我。
我开始问自己：这是怎么一回事？你做了所有主流文化告诉你该做的事，为什么还是这样难受？
所以为了揭开这两个谜团的谜底，我写了一本书，并为此进行了一场环球旅行，旅途超过4万英里。我想跟世界一流的专家坐在一起，讨论是什么引发了抑郁和焦虑，并且最重要的是：有什么治愈方法？那些经历过抑郁和焦虑的人，是如何以各种方式走出来的？
我一路走来，从我结识的那些了不起的人身上学到了很多。
但我所学到的最核心的是，目前为止，科学依据能够证明有九种引发抑郁和焦虑的原因。
其中两个确实是由于生理因素。你的基因会让你对这些问题更敏感，虽然它们不能决定你的命运。当你变得抑郁时，你的大脑会发生实质的变化，让你更难摆脱出来。
但绝大部分被证实，引发抑郁和焦虑的因素跟我们的生理因素无关，而主要取决于我们的生活方式。一旦你理解了它们，就能开启一套非常不同的解决方案，应该和化学抗抑郁药一起提供给人们。
比如，如果你很孤独，你很可能会变得抑郁。当你工作时，如果你对自己的工作没有控制权，你得按照吩咐去做，你就更可能变得抑郁。如果你很少接触自然世界，你更可能变得抑郁。
有一样东西把很多导致抑郁和焦虑的原因串在了一起。
这里每个人都知道，我们都有自然的生理需求，对吧？显然。你需要食物，你需要水，你需要住所，你需要干净的空气。如果我拿走那些东西，你们都会很快就陷入巨大的困境。但同时，每个人也有自然的心理需求，你需要有归属感。你需要感到你的生活有意义和目的。你需要感到人们关注你并重视你。你需要感觉自己有一个有意义的未来。
我们建立的这种文化擅长很多事情，很多事情比过去好多了，我很高兴生活在今天，但我们对满足这些深层次的心理需求越来越不擅长了。我认为这是这场危机不断升级的关键原因，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
这真的很难理解。我的抑郁症从一个单单由我自己大脑造成的问题，变成一个有很多成因的问题，其中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我挣扎着重新理解这一切。
直到有一天，我采访了一位名叫 德里克·萨莫菲尔德 的南非精神科医生，我才真正明白了这一点。
2001年，萨莫菲尔德在柬埔寨，当时他们首次在那个国家为人们引入化学抗抑郁药。当地的柬埔寨医生从没听过这些药物，他们问：“这些是什么？”他解释了一下。然后他们告诉他：“我们不需要它们，我们已经有抗抑郁药了。” 他问，“你指的是什么？” 他以为他们会谈及某种草药，比如圣约翰草，银杏叶之类的。但是，他们告诉他一个故事。
他们社区有个农民在稻田里干活。有天，他踩到了抗美战争时留下的地雷，他的腿被炸掉了。所以他们给他装了一个假肢，不久之后他就回到稻田干活。但显然，你戴着假肢在水中干活非常疼，而且我猜他回到腿被炸掉的地方干活一定很痛苦。这个人开始整天哭泣，拒绝下床，他出现了所有典型的抑郁症症状。
柬埔寨医生说，“就在这时，我们给他开了抗抑郁药。” 萨莫菲尔德医生问，“是什么药？”
他们解释说，他们去跟他坐在一起，倾听他，他们认识到他的痛苦是合理的，虽然身处剧痛中的他本人很难看出这一点，但确实，他生活中里有导致他痛苦的显著因素。
其中一个医生和社区里的人交谈后想到，“如果我们给这人买一头奶牛，他就可以变成一个奶农了，他就不会处在这种境地，把自己搞得如此狼狈了，他也不用去稻田里干活了。” 于是他们给他买了一头奶牛。
没过几周，他停止了哭泣，不到1个月，他的抑郁症消失了。
他们跟萨莫菲尔德医生说，“所以你看，医生，那头奶牛，就是抗抑郁药，那是你说的药吧？”
如果你打小就像我和在座大多数人那样思考抑郁症，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糟糕的笑话，对吗？ “我找医生开抗抑郁药，她给了我一头奶牛。” 但那些柬埔寨人从这桩个体的、不太科学的轶事里，本能地得出世界领先的医疗机构，世界卫生组织，多年来基于最好的科学证据，一直在试图告诉我们的结论。
如果你抑郁，如果你很焦虑，你不是脆弱，你没有疯，你不是一台零部件坏了的机器。你是个需求未被满足的人。
思考一下柬埔寨医生和世界卫生组织没说的话也同样重要。他们没跟这个农民说，“嘿，伙计，你需要振作起来，你得自己解决和修复这个问题。” 相反，他们说的是，“我们作为一个团队来和你一起努力，在一起，我们可以解决和修复这个问题。” 这是每一个抑郁的人需要的，并且也是每一个抑郁的人应得的。
这就是为什么一位联合国的顶尖医生，在2017年世界卫生日的官方宣言中写到：我们要少谈化学失衡，多谈谈我们生活方式的失衡。
药物对有些人有真正的缓解作用，它们也曾对我起过一阵子作用，但是因为这个问题比生物学能触及到的更深入，所以解决方案也得更深入。
当我第一次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的想法是，“好，我看到了科学证据，我阅读了大量的研究文献，我采访了很多专家，他们都做出了这一解释，但是我们怎么解决问题呢？” 让我们抑郁的事情，往往比那名柬埔寨农民的更复杂。有了理论之后，我们该从哪里下手呢？
然而后来，在我写书的漫长旅途中，在全球旅行中，我不断遇到正在那样做的人，从悉尼，到旧金山，到圣保罗。我不断遇见理解引发抑郁和焦虑深层原因并作为群体去修复它们的人。
我无法在这里一一列举，因为那将会变成一个10小时的TED演讲。但我想在这里主要提两个原因，和对应的两个解决方案。
第一个是，我们处于人类历史上最孤独的社会。最近研究有一项研究，询问美国人“你感觉不再跟任何人亲近了吗？” 39%的人承认符合描述。“不再跟任何人亲近”，在国际孤独测量评估中，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仅次于美国。
我花了很多时间就孤独问题和世界一流的专家交流。约翰·卡奇奥波教授在芝加哥，他提出的一个问题引发了我许多思考。卡奇奥波教授问到，“我们为什么存在？我们为什么在这儿，我们为什么活着？”
一个关键原因是，我们非洲大草原上的祖先真的非常擅长一件事情。他们不比他们放倒的许多动物高大，他们不比他们放倒的许多动物跑得更快，但他们更擅长抱团与协作。这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超能力。
我们聚集在一起，就像蜜蜂进化成住在蜂巢中一样，人类进化成部落聚居，而我们是第一批解散部落的人类。这让我们感到糟糕，但事情不一定非得如此。
我书中，提到一位叫 山姆·艾佛林顿 的医生，在现实生活中，也是我心目中的一个英雄。他是东伦敦贫民区的一名全科医生，我在那生活过好多年。山姆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很多病人都带着严重的抑郁和焦虑来找他。
和我一样，他不反对使用抗抑郁药，他认为药物对一些人有缓解作用。但他可以看到两件事情：
第一，他的病人很多时候因为完全可以理解的理由而抑郁和焦虑，比如说孤独。第二，尽管药物能给部分人带来一些缓解，对多数人而言，它们无法解决问题，无法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山姆决定开创一种不同的方法。
一位女性来到他的医疗中心，她叫 丽莎·坎宁安。我后来认识了她。丽莎因为非常严重的抑郁和焦虑而隔离家中，长达7年。当她来到山姆的中心时，她被告知，“不要担心，我们会继续给你这些药，但我们也会开一些其他东西。你需要每周来这个中心两次，去见其他抑郁和焦虑的人们，不是来说你有多么不幸，而是找出一些你们可以一起做的有意义的事情，这样你就不会感到孤独，或是觉得生活没有意义。
这些人第一次见面时，丽莎焦虑到开始呕吐，因为这对她而言压力非常大。
不过人们开始给她按摩，这群人开始聊天，“我们能做什么？” 这些都是和我一样住在伦敦东部贫民区的人，他们不懂园艺。“为什么我们不学习园艺呢？” 医生办公室后面有块区域是个灌木丛。“我们为什么不把它改造成花园呢？” 于是他们开始从图书馆借书，开始看YouTube视频。他们开始把手伸进土里。他们开始熟悉四季的节律。
有大量的研究表明，接触自然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抗抑郁药。接着他们开始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他们开始形成部落。他们开始形成团队。他们开始关心彼此。如果其中有个人没出现，其他人会去找—— “你还好吗？” 还会帮助这个人解决那天遇到的麻烦。就像丽莎对我说的，“随着园中花朵的绽放，我们也开始绽放。”
这个方法被称为“社会处方”，它正在整个欧洲蔓延。有一个小的，但不断增长的证据表明，它可以真正且有意义地缓解抑郁和焦虑。
有一天，我站在丽莎和她那些一度抑郁的朋友建造的花园中。那真是个美丽的花园啊！然后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澳大利亚的休·麦凯教授的启发。我想的是，当人们在我们的文化中感到沮丧时，我们是怎么跟他们说的？我确信这里每个人这么说过，我也说过 —— “你只要做自己，做你自己。”
我意识到，其实，我们应该跟人们说的是 —— “别自己一个人，不要做自己，做'我们’，我们一起来。成为团队的一员。”
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不在于把更多的资源看作孤立个体，这恰恰是导致我们陷入这场危机的原因之一 ，而在于和比我们更大的东西重新连接。
这正是我想和你们说的，另一个和抑郁及焦虑有关的成因。
每个人都知道，垃圾食品已经占据了我们的饮食，让我们身体不适。我说这话并不是带着优越感在说，我来做演讲之前刚去过麦当劳。我看到你们都吃的那种健康的TED早餐，我是不会吃的。
不过就像垃圾食品占据我们的饮食，并让我们身体不适一样，有一类垃圾价值观也占据了我们的头脑，并使我们精神染病。几千年来，哲学家们说过，如果你认为生活是关于金钱、地位和炫耀，你就会觉得自己像个废物。这不是叔本华的原话，但这是他所说的要点。
但奇怪的是，几乎没有人对此进行过研究，直到我认识了伊利诺斯州诺克斯学院的提姆·卡塞尔教授，他现在已经研究这个课题超过30年了。他的研究揭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首先，你越相信你可以通过购物和炫耀来摆脱悲伤，过上美好的生活，你越有可能变得抑郁和焦虑。
其次，作为一个社会，我们越来越被这些信念驱动。
我的一生，都处在广告，社交媒体和类似东西的重压之下。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意识到，这就像我们的灵魂一出生就被喂了肯德基之类的东西。我们被训练在错误的地方寻找幸福，这就像垃圾食品非但不能满足你的营养需求，还让你感到糟糕一样，垃圾价值观也不能满足你的精神需求，反而会夺走了你的美好生活。
当我第一次和卡塞尔碰面时，我学到了这些，让我真是百感交集。
因为一方面，我觉得这真的很有挑战性。我时常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中，每当我跌倒，我试着用一些炫耀的、宏大的外部解决方案来修补它。我可以看到，为什么那样对我并不怎么见效。我也想到，这不是很明显吗？这不是老生常谈吗？
如果我跟在座各位说，你们谁也不会在临终的病榻之上，想着自己买了多少双鞋，收到了多少条转发，而是会想起你生命中那些富有爱、意义和联系的瞬间，似乎是在说陈词滥调。我和卡塞尔教授聊到这一点，我问，“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双重感觉呢？” 他说，“我们多多少少都明白这些，但在这种文化中，我们并不靠它们过活。”
我们对它们实在太清楚了，于是变得了陈词滥调，但我们却又不靠它们活。我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知道有些东西很重要，但不靠它们而活？过了一会儿，卡塞尔博士告诉我，“因为我们生活在一台机器中，它被设计成让我们忽略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我真得好好想想。“因为我们生活在一台机器中，它被设计成让我们忽略生命中最重要东西。”
卡塞尔教授想要搞清楚，我们能否打败那台机器。他为此做了很多研究。我会告诉你们一个例子，我真的很迫切鼓励这里每个人跟朋友和家人也试试。
奈森.顿肯成立了一个小组，让一群青少年和成年人在一段时间里一起参加一系列会面，试图让人们回想他们生命中真切地感到有意义的瞬间。不同的人，想到的是不同的东西。对有些人，是演奏音乐、写作、帮助别人，我相信这里每一位都能想起一些，对吧？
这个小组的目的是激发人们去思考， “怎么才能把生命中更多的时间用来追求这些有意义的时刻，并且少买一些你不需要的垃圾，把它们发到社交媒体上，好让别人说，'天呐，我好妒忌啊！’” 有点像互助戒酒会吧？但是戒的是消费主义。
他们的发现是，只是通过这些会面，让人们参与这些会议，阐明这些价值观，并决定采取行动，互相监督，就会引发人们价值观的显著转变，把人们从产生抑郁的飓风中带走，向着更有意义、更有营养的价值观前进。
我无法在这里一一列举，我看到和写过的所有解决方案，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花了那么长时间才看到这些洞见？我们已经知道这些东西，为什么还是仿佛它们很难理解一样？我认为这里有很多原因，原因之一是我们得改变我们对抑郁和焦虑的认识。
抑郁和焦虑有非常真实的生物学原因，但是我们的文化让生物学成为唯一的解释，然后我们含蓄地告诉人们，“你的疼痛不意味着什么。它只是个故障。就像电脑程序的一个小故障，它只是你头脑中的线路问题。” 但直到我意识到抑郁并不是一种故障，我才能够开始改变我的生活。它是个信号。你的抑郁是个信号。它在告诉你一些东西。
我们产生这样的感受是有原因的，在抑郁的痛苦中很难看清。从我个人经验出发，我非常理解。但有了正确的帮助，我们能够理解并共同修复这些问题。但要做到这一点，第一步是我们要停止侮辱这些信号，停止说它们是软弱的，疯狂的或纯粹生理的信号。我们需要倾听这些信号，因为它在告诉我们真的值得留心的事情。
只有当我们真正倾听这些信号，重视这些信号，尊重这些信号时，我们才会看到解放、滋养、深入的解决方案。“奶牛” 一直在周围等着我们。
翻译：psjmz mz, Lilian Chiu
校对：Jiasi Hao, SF Huan
编辑：Zhu Yi
讲者介绍
Johann Hari
作家、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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