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与阿拉伯帝国在中亚的战争，唐朝输了，小部分人知道

最近几年，世界上发生的几场战争，从2003年的伊拉克到2011年的利比亚，再到现在很可能也马上要面临战火的叙利亚，还有几十年来一直被以色列压迫和侮辱的巴勒斯坦人失败的抗争， 无一例外的都是发生在阿拉伯地区。阿拉伯国家在这些战争中无不屡吃败仗、丧师亡国，这给全世界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深深地记住了阿拉伯民族在战争中的诸多败绩，留下了对阿拉伯民族弱小衰朽的深刻印象。

然而，在1300多年前，在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追随者们建立阿拉伯帝国的开拓期，阿拉伯民族给全世界留下了勇猛好战并且战斗力极强的深深记忆，来自沙漠和绿洲间的“骆驼上的勇士”们，在统治了整个阿拉伯半岛后，又向东消灭了波斯（今伊朗）萨珊王朝，向西攻入并且占领了一直被东罗马帝国（拜占庭）控制下的埃及。阿拉伯勇士的脚步并没有因为击败强大的宿敌就停止，反而加快了进军的脚步。他们又向西占领了埃及以西直到摩洛哥的整个北非地区，向北占领了亚美尼亚等南高加索地区，还占领了西班牙和西西里岛，地中海成为了阿拉伯人的内湖，直接威胁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而在东方，阿拉伯人进军的脚步也不曾停歇，642年阿拉伯人占据了赫拉特（今阿富汗），667年他们越过阿姆河入侵河中地区（今乌兹别克斯坦），又占领了印度的西北部一小块名叫信德的领土。从阿拉伯半岛上的几个部落扩张成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空前帝国。再向东，就是他们曾经在波斯商人口中听过无数遍的耳熟能详的“富庶的乐土”—那宽广无边的中国。此时的中国，正是李家治下的唐朝！而一场被后人遗忘的战争也正在两个国家之间蕴藏着。

此时的唐朝的国力正在巅峰时期，高宗年间，东、西突厥汗国先后被中国所灭，伊吾（哈密）、鄯善、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西域（即今天的新疆和中亚地区）小国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或被迫投降唐朝、或被武力灭国。唐朝从此建立了以安西四镇——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为核心的西域统治体系，安西都护府坐落在龟兹镇。尽管正统的世界史学家大都认为安西都护府辖境不能算唐帝国的正式领土，只是唐帝国的外围保护国而已，但直到开元、天宝年间，这一带始终处于中华文化圈之内，受中国文化影响。

战争爆发的导火索

怛罗斯战役是东西方两大对外不断扩张的帝国——阿拉伯和唐碰面后的必然后果。早在唐高宗时，阿拉伯帝国（被唐朝人称之为大食）的使者，在面见皇帝李治和皇后武则天时就已经以“穆斯林只向真主安拉下拜”为由拒绝行下跪礼，只愿意行鞠躬礼。唐朝统治者虽然以“外夷不晓天朝礼法，不应追究”的宽大态度容忍了阿拉伯使者的无礼，但内心已经非常不满。而在跟中国武则天时代同时期的被阿拉伯人称为“列王之父”的哈里发Abd al-Malik ibn Marwan（阿布杜勒·马利克）的命令下，Al-Hajjaj ibn Yusuf（哈查只·伊本·优素福）被任命为掌管伊拉克的总督，在他的领导下，阿拉伯帝国的疆域向东方获得了极大的扩张。由于垂涎中国的富庶，伊本·优素福应许他的两个大将：Muhammad bin Qasim（穆罕默德·伊本·卡西木）和Qutayba ibn Muslim（屈底波·伊本·穆斯林），谁最先踏上中国的领土，就任命谁做中国的长官。此时，当阿拉伯帝国的势力在和唐王朝经营的安西四镇接壤后，战争已经无法避免。

在开元三年（714年）和开元五年（716年）阿拉伯帝国对中国的侵略试探被亲唐朝的属国突骑施击败后，阿拉伯仍旧执着地向中亚进行扩张。要着重的说一下突骑施，突骑施是一个亲唐朝的突厥族部落，在西突厥汗国被唐朝灭亡后接受了唐朝的招抚，因而为唐朝作战。唐朝一开始不愿意用自己的军队直接对抗阿拉伯人的进攻，而想用虽然已经被招抚但毕竟“非我族类”的突厥人去对抗阿拉伯人。既阻挡阿拉伯人东进的步伐，也消耗降唐的突厥人的实力。经过几十年的长期拉锯战，突骑施最终被阿拉伯人彻底击败。突骑施失败后不愿意接受唐朝皇帝的责罚，最终竟然反叛唐朝，唐朝在付出血的代价很费力的镇压了自己多年的看门狗突骑施之后，不得不自己面对阿拉伯帝国的军队，大名鼎鼎的高仙芝终于在此时登场了。

高仙芝本是高句丽（今朝鲜半岛）人，其家族在唐朝灭高句丽后不久即为唐军效力，是将门之家。二十余岁时即拜为将军（跟他爹的官职一样大（班秩相同）） 到了开元末，即升任安西副都护、四镇都知兵马使。

多年在西域的征战使得高仙芝获得了极大的声誉，被吐蕃（今西藏）和大食誉为山地之王。高仙芝的胜利也标志着唐朝中国在中亚的扩张达到了顶点。此时，中国已经成为塔里木地区、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地区的占有人和塔什干的宗主，她控制了帕米尔山谷地区，成了吐火罗地区，喀布尔和克什米尔的保护者。高仙芝在库车驻地上，其行为俨然是中国在中亚的总督。

就在高仙芝忙于对付吐蕃的时候，阿拉伯的国内发生政变，叛军在公元750 年4 月26日攻陷首都大马士革（今叙利亚首都），灭亡了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中国称之为黑衣大食）就此建立了。

在初步解决了吐蕃方面的问题之后，高仙芝开始采取手段对抗阿拉伯的势力，此时中亚诸国趁着唐朝忙于对付突骑施和吐蕃，均已经臣服于阿拉伯，为了打破阿拉伯的统治，高仙芝以位置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的石国“无蕃臣礼节”（与反叛唐朝的突骑施关系过于密切）为由，发动了对石国的战争，其实这场战争的实质是借机打击阿拉伯在中亚的势力。石国立即向唐朝请求投降，高仙芝允诺善待，但是不久高仙芝很快违背承诺，攻占并血洗石国城池，掠走男丁，屠杀老人、妇女和儿童，抢夺财物，并俘虏石国国王并献于唐朝首都长安斩首。侥幸逃脱的石国王子向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求救。高仙芝得到消息后，决定采取先发制人之策，主动进攻大食（阿拉伯帝国）。

相互矛盾扑朔迷离的双方军力情况

中国古典史籍中有关怛罗斯之战的唐朝总兵力的人数说法不一，相互矛盾，扑朔迷离。比如唐中后期的著名历史学家杜佑在其所著《通典》中就曾经写道：“国家开元、天宝（唐玄宗李隆基时期）之际，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逻之战，云南渡泸之役，没于异域数十万人。天宝中哥舒翰克吐蕃青海，青海中有岛，置二万人戍之。旋为吐蕃所攻，翰不能救而全没。安禄山讨奚，契丹于天门岭，十万众尽没。高仙芝伐石国，于怛逻斯川七万众尽没。杨国忠讨蛮阁罗凤，十余万众全没。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耶？”这里杜佑说唐朝总兵力是七万人。唐朝末年历史学家马宇在其所著《段秀实别传》（段秀实是高仙芝的副将）中说：“（高军）蕃、汉六万众”，参加此战的唐朝军队（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的总数又成了六万人了。而《唐历》的作者，唐玄宗时的史官柳芳却说：“（高）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深入七百馀里，至恒罗斯城，与大食遇。相持五日，葛罗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馀才数千人。”也就是说唐朝的总兵力应该是三万人，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也采用了这一数字。五代十国时的史官，《旧唐书》的作者刘昫却又给出了一个给少的数字，他说：“（高）仙芝惧，领兵二万深入胡地，与大食战，仙芝大败。会夜，两军解，仙芝众为大食所杀，存者不过数千”，一下子唐朝军队的总人数竟然只有两万了，真是各说各话，莫衷一是。

讽刺的是，中国史籍中有关这场战争中的对手——阿拉伯帝国的总参战兵力的多少，竟然没有一个字的记载，完全是一片空白！而翻遍一千多年来的阿拉伯史籍，其中提及怛罗斯战役的却竟然仅有一部，而这本书中有关阿拉伯帝国在此战中的参战总兵力的数量，竟然也毫无记载！所以在这场战阵中阿拉伯人和唐朝到底谁拥有兵力优势，至今都是一大世界之谜，因为缺少历史资料，所以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能够说清！阿拉伯人的史籍中有关唐朝参战的总兵力倒是被记载的清清楚楚，伊本·艾西尔 Ali ibn al-Athir在其所著的《历史大全》中有关这场战争的历史记载如下：“这一年，拔汗那（即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的Shishpir（伊赫希德）与Chach国（即石国）王反目为仇。Shishpir向中国国王求救。中国国王派出10万大军驰援，将Chach国王包围。Chach国王归顺中国国王，他和手下没有受到他（中国国王）的迫害。消息传到Abu Muslim（阿布·穆斯林）那里，他派Ziyad ibn Salih（齐亚德·伊本·萨里）前去交战。两军大战于但逻斯河。穆斯林们最终战胜了他们（中国人），消灭近5万人，俘获约2万人，残部逃回中国。此役发生在回历133年（公元751年）12月。”也就是说，阿拉伯人认为唐朝军队的总参战兵力是10万人，损失了7万人，5万死亡2万被俘。

兵器方面

唐军步兵均用陌刀，威力极大，列阵而出则“如墙而进”，肉搏 时候威力不减，史载高仙芝的副将李嗣业用陌刀肉搏“当嗣业刀者，人马俱碎”。骑兵方面则 是轻重骑兵结合，一般使用马槊，在近身肉搏时候则是用横刀，也就是现在所称 的“唐样大刀”。横刀的锻造技术在当时世界上是极为先进的，锻造出来的刀锋锐无比，而且步骑两用，制造横刀的技术后来被日本学去，成就了日本刀后世的声名。唐军的铠甲抛弃了魏晋的具装铠，演变为以明光铠为代表的唐十三铠，重量更加轻，但是防御力却大大的提升。唐朝军队在武器上最大的优势是拥有成熟的弩，唐军一般使用四种弩，伏远弩射程三百步（450 米），擘张弩射程二百三十步（ 345米），角弓弩射程二百步（300 米），单弓弩射程百六十步（240 米） 在不同范围均可以形成威胁。阿拉伯军队在这方面显然逊色不少。由于高仙芝在 与阿拉伯大军对战之前曾经围攻怛逻斯城，我们有理由推测高仙芝还使用了车弩，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床弩。但是阿拉伯帝国的军队装备了著名的“大马士革刀”，那也是一种非常先进的武器装备，呈月牙形弯曲状，锋利无比，特别擅长马上骑兵的冲杀，尤其适合骑兵从马上高处向下砍杀步兵。在马匹方面阿拉伯人也占了绝对的优势，阿拉伯马是世界上最好的马种，这是唐军所不能相比的。

战役过程

高仙芝于天宝10年四月（公元751 年），从安西出发，准备先发制人。 在翻过帕米尔高原（葱岭），越过沙漠，经过了三个月的长途跋涉之后，高仙芝 在七月份到达了阿拉伯人控制下的怛逻斯，并且开始围攻怛逻斯城（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由于阿拉伯 人早就在准备对安西四镇的攻击，在接到高仙芝进攻的消息之后立即组织大军赶往怛罗斯城，双方在怛逻斯河两岸、今天哈萨克斯坦的奥李- 阿塔附近展开了决战。在高仙芝的指挥之下中国人是极其善战的，但是阿拉伯人也不是吃素的，阿拉伯人也一贯能征善战，唐朝军队与阿拉伯帝国军队陷入了死战之中，一连五天都难分胜负，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战局随即陷入胶着之中。战斗进行到第五天，形势突变，中国军队战斗到傍晚之后，唐朝军队中的少数民族——突厥语系的葛逻禄（Qarluq）的雇佣兵突然叛变，他们从背后包围了中国步兵并且断绝了他们与骑兵的联系。而阿拉伯联军乘中国军队由于葛逻禄雇佣兵突然叛变而暂时混乱的机会，出动重骑兵突击中国军队的中心，于是高仙芝终于溃败，两万人的安西精锐部队，只剩下数千人逃出生天。在收拢残兵之后骁勇的高仙芝并不甘心失败，依然大吼着想要再进行一次反击，但是在副将李嗣业和段秀实的劝说之下终于放弃，最后高仙芝等只带着数千名唐兵逃至安西 。

结局与影响

由于对中国军队在怛罗斯战役中表现出的战斗力印象深刻，阿拉伯人并没有乘胜追击，只是巩固了他们在中亚的霸权而已。再后来因为阿拉伯军此战的主将阿布·穆斯林功高震主，而被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哈里发谋杀，手下大将齐雅德·伊本·萨里也被处死，其余部于是叛乱，呼罗珊陷入混乱。阿拉伯忙于平乱，对于遥远的中国已经是有心无力了。

而在唐朝方面由于此后不到五年便发生了安禄山和史思明造反，史称“安史之乱”的这场内战使得唐朝国力大损，也只能彻底放弃在中亚与阿拉伯的争夺。唐朝的高仙芝最终的命运也没有比功高震主的阿布·穆斯林的命运好到哪儿去。虽然一开始，在中亚失败了的高仙芝仍被唐玄宗李隆基委以重用，奉命征讨安禄山叛军，在防务空虚、兵不习战的情况下扼守潼关。这位高句丽族名将显示出自己卓越的军事才能，一度保卫了长安的门户。但遗憾的是，不久唐玄宗听信谗言，错斩了高仙芝。此后唐朝逐步陷入藩镇割据状态，再未重现昔日辉煌，在西域的霸权也随着盛唐的崩溃而随风消逝。

吐蕃（今西藏）趁机进入西域地区，干涉西域各国内政，得以与阿拉伯帝国直接对抗。由于吐蕃在唐朝安史之乱后的迅速崛起引起了唐朝皇室的巨大恐惧，已经衰落的他们不得不与曾经的敌人阿拉伯帝国一起联盟夹击吐蕃，最终吐蕃也在数十年后陷入奴隶起义和大规模内战而衰落，但获胜者阿拉伯帝国自己也陷入了内战因而分裂，而已经衰落的唐朝又被黄巢的农民起义军给与了致命一击，最终灭亡。中亚地区从此落入了各种说突厥语的游牧民族之手。但是阿拉伯人的信仰——伊斯兰教，却已经扎根到了中亚这片广大的沃土之上了，最终统治了中亚的突厥人，也全部接受了阿拉伯人信仰的伊斯兰教。

当然了在中国新疆地区，即唐安西四镇所在，即使在这场战争导致唐朝退出西域舞台后，当地尽管开始出现了伊斯兰教传播速度的迅速加速，但也没有很快转化为伊斯兰区。回鹘及后来的几个突厥语系政权一直扮演了汉传佛教的守护者，对抗伊斯兰教的影响。一直到这场战争结束后两百年的公元950年左右，突厥语系的回鹘喀喇汗（黑汗）国统治者萨图克改信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才在新疆得到了优势地位。

我们也不能够过度的抬高怛罗斯之战的影响，怛罗斯之战后不久，唐朝就恢复了在西域的活动，西域各国也有一些恢复向唐朝朝贡的，虽然大多数小国投靠了阿拉伯，但也有背叛阿拉伯而重新倒向唐朝的。纵观唐朝的对外扩张史，偶遭挫折甚至惨败并不少见，而失败后卷土重来也是唐朝惯用的战略。所以法国华裔学者张日铭在著作中认为：唐朝在怛罗斯之战失败后一直到安禄山叛乱前的五年间（751——756），从未自西域撤退。一直到安禄山叛乱后也彻底的丢弃了西域。所以我们应该说正好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当口爆发了怛罗斯之战，而不是怛罗斯之战促使唐朝由盛转衰。

怛逻斯战役中唐朝虽然失败，但仍然促进了中国文明的向外传播。“四大发明”最早传出的是造纸术，而造纸术的传出与怛逻斯战役有着直接的关系。唐帝国此役战败后，有很多唐朝士兵成为阿拉伯帝国的战俘，其中包括一些造纸工匠，不久以后，中国以外的第一个造纸作坊就出现在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在时间上几乎相差无几，伊拉克的巴格达也出现了造纸作坊，之后逐渐扩展到大马士革、开罗，以及摩洛哥与西班牙的一些城市。中国的造纸工匠被俘后流落它乡传播造纸技术，推动了造纸术的西传。

前述著有《通典》的唐中期历史学家杜佑的表侄子杜环，是唐军俘虏中的一员，他是作为随军书记官参与怛逻斯战役的。杜环在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等阿拉伯帝国境内游历、居住了十多年，是历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一个到过摩洛哥的中国人。杜环发现在当时的阿拔斯王朝的大城市里不仅已有来自中国的绫绢机杼，而且他还亲眼目睹一些中国工匠（金银匠、画匠及纺织技术人员）在当地工作，例如京兆人樊淑、刘泚为“汉匠起作画者”，河东人乐环、吕礼为“织络者”等等。杜环于公元762年由海路返回中国，并将其游历见闻著作成书，名为《经行记》，为中、外文化交往流下了宝贵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