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瓦房店轴承厂(时称二四厂)招工,合同期为七年,给村里一个名额,要优秀青年。村里只有两个人合格,一个是后街的德库,一个就是我大哥。德库是家里三代的独苗,他奶奶酷爱孙子,死活不让去,于是大哥就成为了唯一的人选。母亲有些舍不得,因为大哥还小,招工条件是十八到二十一周岁,大哥的十八岁其实是虚岁,周岁才刚满十七。可进县城当工人,那是全家人的骄傲,个人一生的梦想。政治队长牛宝山说,工作第一年每月十八元,转过年就是二十四,干几年后肯定能转正。如果大哥每月能寄个三元五元的,家里的日子就好过多了。母亲心一横,就同意了。
那是在文革中,村里每家都很贫困。为了节省,隆冬季节通常是每天吃两顿饭,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母亲烀一锅地瓜。吃地瓜时父亲不让我们扒皮儿,母亲说扒吧,扒下的皮儿喂鸡,也不浪费。我们吃了地瓜,腹中还是觉得饿,四点多钟就被要求躺下睡觉,母亲说睡着了就不饿了,还不用点灯,省了煤油钱。
按照辽南风俗,出远门的那天早上得吃菜干粮(包子),因为包的食物里有运气。当然吃饺子最好,可在当时那是奢侈品,得过年才能吃到。让母亲高兴的是,大哥去瓦轴报到的那天,正好是冬至。按习俗,冬至也得吃菜干粮,这样合二为一,就省了一顿,只要把中午的菜干粮提到早上吃就行。但我和几个弟弟都很失望,少吃了一顿菜干粮。
母亲让父亲杀了一只小公鸡,送大哥去县城当工人的这顿菜干粮,不能一点油水没有。那是春天的时候,母亲跟西街的老刘大娘换来几只鸡蛋,她家有一只大公鸡,母鸡都是被公鸡踩过的。母亲在温暖的炕头用小夹被盖着,用手抚摸出来了几只小鸡,有公有母。那公鸡长得慢,父亲称了一下,才二斤六两。
家里祖孙三代十口人,人多鸡小,母亲就把鸡骨头放进石头蒜罐里,让我用石杵子去捣碎。我捣了半天,母亲用手捏捏,不高兴地说,你真没用!她就自己捣。捣了几下,就又去门口找来一块青石板,让我用斧头攧(砸)。我刚攧了几下,一块鸡骨就绷飞了。母亲捡回来洗净,生气地说你什么也不能干。就自己攧了起来,怕鸡骨再绷飞,就用左手捂着。鸡骨很不好攧,母亲攧一会儿,就用手捏捏,看是否如肉馅儿一样细腻。我发现正在攧鸡骨的母亲,突然流泪了,很哀伤的样子,几次地用左衣袖擦脸颊和眼睛。我慌得一声不敢吭,只怪自己不会干活,惹得母亲伤心。
那个冬至早上的菜干粮,是我今生最难忘的。萝卜丝馅的,味道真好,可是那攧不烂的鸡碎骨,在咀嚼和下咽时的那种渣渣约约的滋味和感觉,只能用泪水来表达。母亲给大哥煮了四个鸡蛋,揣在家织布的衣兜里。那是个无雪的冬天,土路上都过早地冻出一道道的长口子。迎着刚刚升起的寒冷的太阳,我送大哥去“哈大”道上的佐屯汽车站。路西的商店墙上写着血红的大字:不忘过去苦,牢记今日甜!临上车时,大哥给了我一个鸡蛋,让我路上快吃,别让弟弟们看见。
期盼已久的大年三十儿,终于到了。我们都按母亲的要求,用煮萝卜丝后的热汤水洗了头,那水滑溜溜的,很掉灰。虽然豆腐是豆饼做的,年糕里掺了白苞米面,饽饽里掺了土豆泥和地瓜泥,可毕竟是过年了!供销社后院进了一堆小杂鱼,每家二斤。虽无年猪,但父亲买了五斤猪肉,还杀了两只小公鸡。
傍晚,包完除夕夜全面粉的饺子,我挑着水桶去东街的水井挑水煮饺子时,感觉村里是那么的寂静,要不是家家户户门窗上贴着对联、横批和挂彩,真不像是在过年。挑着水的我,突然地就有了些许的忧伤。走在寂静的土街上,抬头西望,远处天际氤氲笼罩,在几棵黑树梢的遮挡下,却是——夕阳正红!
注释:
①老家的“菜干粮”,是用细苞米面包的,纯素馅,当时贫困,不仅没肉,连油也放得很少,其状和长形包子一样,在十八仞的大锅里蒸制。在那时,能吃顿“菜干粮”,也是伙食的小小的改善。家乡人把用白面包的、圆形、馅里有肉的,才称为包子。大连人则是不论圆形的长形的,都叫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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