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夏商的人口问题,由于缺乏准确可靠的人口数字记载,长期以来难于进行认真的探讨。 《左传》哀公元年记载了一则流传于春秋时期的夏代史事,谓夏后相失国,其子少康逃奔有虞,有虞的酋长“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以收夏众”。杜预注云:“方十里为成,五百人为旅。”收众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了夏代国家的盛衰兴亡。此“有众一旅”,似指族落组织可出兵员数,如连老弱妇孺在内,以五口之家或三口之家可出一人计,则少康在纶邑的人口总数,大概应有1500到2500人。这则传说表明,早在夏代,统治者就有过人口统计之举。 有关夏代和商代的人口数,文献中说法不一,但都未得到证实。 一种见于《尚书大传。虞传》:“古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焉。———郑注:州凡四十三万二千家,此盖虞夏之数也。” 如按一家五口计,则上说虞复全国总人口数有216 万。但是像邻、朋、里、邑、都、师、州这类如此整齐规范的行政区划和社会组织结构,在夏代并不存在。甚至在商代金文和甲骨文中,都还没有出现邻、里字样;朋字只用来称贝;都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商代称王都为大邑或大邑商;师是军队之称;州是族名兼地名。再者,以个体家庭作为人口统计单位,也不符合早期人口调查的特点。显然这种说法是出于后人附会,根本靠不住。 另一种说法见《后汉书。郡国志一》刘昭补注引《帝王世纪》:“及禹平水土,还为九州,……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 至于涂山之会,诸侯承唐虞之威,执玉帛亦有万国。……及夏之衰,弃稷弗务,有穷之乱,少康中兴,乃复禹迹。孔甲之至桀行暴,诸侯相兼。逮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方于涂山,十损其七;民离毒政,将亦如之。殷因于夏,六百余载,其间损益,书策不存,无以考之。又遭纣乱,至周克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又减汤时千三百矣;民众之损,将亦如之。 及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错,民口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十六万一千人。“ 这段文字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叙殷因于夏之间损益时,指出“书策不存,无以考之”,似乎在其它方面有一定的史载依据。其二,谓夏商时代方国林立,在文献中亦有类似之说,如《左传》哀公七年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战国策。刘策》云:“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 看来,除夏国未必有万国外,众多族落小国林立,确为夏商社会实际状态。其三,尽管人口落实到百、十、个位数,且夏初和商末周初的这三位数都为,“九二三”,不免荒唐之甚。但其注重不同时期的民数得失,又按单纯人口而不是以户计数,却具有早期人口清查的特色。故此说有一定参考价值,不能贸然否定。 按照此说,从总体上推算,夏代直至商初诸侯方国规模均甚小,平均人口仅1300多人;后众国相兼及人口繁殖,到商末周初平均人口增加到了近8000人。商初成汤时有三千余国,则总人口约为400 万左右。 唯夏代人口不可能达到1350万以上,须知直到西汉初年全国总人口也不过1500万至1800万。夏代人口也不可能超过商初的400 万,因为夏王朝统治区和活动范围远比商代小得多。《淮南子。泰族训》称商国“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即商疆域东到海边,南抵五岭,西达甘肃内蒙,北至河北北部及辽宁。据至今全国已发现的商代文物遗迹,遍及豫、冀、晋、陕、鲁、鄂、赣、湘、川、辽及江浙地区,与文献所言可相印证。夏代领土 大大小于商,竟是“诸侯万国”,且总人口也多出两倍多,不能不说是虚张附会之言。 近代甲骨文的出土及考古学的发展,对夏商总人口提出了新的观点。据迄今发现的11处龙山文化晚期和夏商之际的古城遗址,估测当时城邑居民的平均人口数大致在1500人左右,这与前述《帝王世纪》所记夏至商初族落方国平均人口1300余人的数值比较接近。前云夏初“千八百国”,总人口约240 万,如按现今遗迹考证总人口为270 万。商初三千余国,人口数似应在400 ——450万人之间。 另据甲骨文、金文和考古资料等线索来分析,甲骨文、金文中有族氏地名约550 个。此外,甲骨文中有称“侯”的诸侯约40个,可知其所出族氏或自有其领地人口。《周官。载师》云:“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郑注:“一夫百亩之税,一家力役之征也。”“夫”以成年男丁为单位,自然包括了他们的家属老小。 西周早期不少地域组织的人口规模约平均8000余人数,与殷商晚期正前后相系。按这个平均人口规模数计之,总人口数约略有575 万人左右。 夏代和商代的人口数,一直是历史之谜,说法各异,莫衷一是。近代考古学及文献线索所提供的数字仅是粗估,有待进一步深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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