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朝前期为什么经常迁都?

历史学家以盘庚迁殷为分界点，把商王朝分两段，即商朝前期和商朝后期。据史书记载，商王朝历史上有一个很显著的现象，就是都城屡迁。汤最初建都于亳（今河南商丘市），其后五迁：中丁迁都于隞（今河南荥阳北敖山南）；河亶甲迁都于相（今河南安阳市西），祖乙迁都于庇（今河南温县东）；南庚迁都于奄（今山东曲阜旧城东），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盘庚迁殷，在商朝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盘庚至纣，传12王，200多年商王朝一直定都于此。殷商称呼由此而起。
一、迁都的学说争论
商王朝前期为什么经常迁都关于这个问题，古今学者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水灾”说、“游牧”和“游农”说、“去奢行俭”说、“王位纷争”说。
“水灾”说试图从自然灾祸方面去寻求商都屡迁的原因。但它举不出一条过硬的材料来证明水灾逼迫商人迁都。相反，从汤至中丁，传六代十一王，至少都亳一百五十军，难道这么长一段时间河水就役有闹灾吗？而且从武丁到纣卜辞多次记载洹水泛滥为害殷都，但殷人并未因此迁都。为何盘庚之后水灾不能逼人迁都，而盘庚之前水灾却能逼人迁都呢？另外，南朝的几个都城全在黄河两岸，尤其是中丁由亳迁隞和盘庚由奄迁殷，越迁越向河滨，这种现象用“水灾”说是无法解释的。
“游牧”和“游农”说试图从社会生产方面去寻求商都屡迁的原因。“游牧”说认为，商人在盘庚迁殷之前还是迁徙无定的游牧民族，到盘庚时才有初步的农业，由游牧经济转入农业经济，因此有了定居倾向。但商代卜辞和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商代前期，农业己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所以，此说不符合历史实际情况。
“游农”说认为，商代的农业是原始的。其原始性表现为生产工具的笨拙和耕作方法的原始。商人采用“火耕”的方法，即“焚田”，来代替笨拙的生产工具开辟原野，把林莽烧平后，在灰土上播种。他们既不知道灌溉，也不懂得施肥，一旦土地的自然肥力耗尽，便需改换耕地，不得不经常迁徙。“游农”经济是商人都城屡迁的原因所在。但考古资料证明，郑州和小屯两地商代文化中出土的石镰和石斧都很近似。这两地正好一个代表商代前期，一个代表商代晚期。商代农业生产已使用少量青铜器。目前出土的几件青铜农具，商代前后期的数量也大体相当。这说明商代前后期农业生产工具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同样是“笨拙”的。至于耕作方法，甲骨学家、史学家胡厚宣先生在《殷代焚田说》中指出“焚

田”是殷人狩猎的一种方法，根本与农业无关，至于说商人“不懂得施肥”，则与史实不符。富有实践经验的西汉农学家汜胜的《汜胜之书》说：“汤有旱灾，伊尹作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甲骨文“尿”字即粪便之“屎”字。卜辞中有大量“尿田”的记载，商代初期已知“粪种”，当是可能的。“游农”说的论据经不住推敲。另外，它跟“水灾”说一样，无法解释中丁之前和盘庚之后，商都稳定的史实。所以，“游农”说也难以令人置信。
“去奢行俭”说和“王位纷争”说都试图从社会政治方面去寻求商都屡迁的原因。“去奢行俭”说认为“抑制奢侈，倡导俭朴，借以缓和阶级矛盾，是商都屡迁的原因。此说多少有点合理成分。因为《尚书》中《盘庚》三篇是保存下来的商王盘庚迁殷时对臣民的三次演讲词，将迁之时，他曾指责贵族中有贪求财富的乱政官吏；迁都之后，他又告诫官吏：不要积聚财物，光为自己孜孜不倦地增殖产业，应该施惠于民。但奢侈是剥削阶级的“顽疾”和“通病”。难道一奢侈就要迁都么？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商王朝的都城将数不胜数。“去奢行俭”说虽然看到商都屡迁的某些现象，却没有抓住本质。所以，它对商都屡迁原因的解释缺乏说服力。
二、“王位纷争”说较可信
《史记·殷本纪》记载：“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我们从商王朝世系表可以发现从中丁至阳甲正好九王。也就在这“九世之乱”的时段里商都屡迁，在时间上如此若合符契，决非偶然巧合，它应该就是促使商都屡迁的客观原因。这个推断，可以在《尚书·盘庚》中篇里找到证据。盘庚追述先王迁都原因时说：“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孔疏》认为“大虐”的具体含义是：“上云‘不能相匡以生，罔知天之断命’，即是天降灾也”。很明显，“大虐”在这就是指以王位纷争为中心的“九世之乱”它不是天灾而是人祸。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政治上的动乱和纷争，给人民带来无穷灾祸，先王并不怀恋他们创造的基业，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迁徙。
那么，王位纷争所引起的社会动乱，为什么必须用迁都的办法来解决呢？因为“九世之乱”的直接后果是商王权威削弱和贵族势力膨胀。贵族势力膨胀，表现在经济上，是聚敛财富；表现在政治上，是弑君篡位。斗争的双方，为了赢得胜利，必须借助天时、地利与人和。天时，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是彼此共享的。人和，要靠主观努力去争取。惟独地利，谁占据，就属于谁。很明显，既然贵族的势力能够膨胀起来，并足以威胁王权，那么，贵族一定占有地利。殷商时期虽然已进入青铜时代，但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仍旧很低。在那种社会发展水平上，地利的作用就格外重要。通过迁都来改变贵族地利的优势，从而削减贵族的实力，是商王的战略措施。这应是促使商都屡迁的主观原因。证之《尚书·盘庚》篇，正是这样。盘庚迁殷几乎遭到举国上下的反对，“民咨胥怨”，但主要阻力来自贵族，不是平民，更不是奴隶。贵族用浮言来煽动民心，而盘庚则抓住“天命”和“先王”两面大旗，口口声声鼓吹为人民打算来争取民心，实质是打击贵族。在当时，“天命”和“先王”无疑是有威力的，使盘庚得以迁殷。将迁之时，盘庚发出警告：“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就是说，有奸诈邪恶，不听话的人，我就把他们斩尽杀绝，不让他们的子孙后代留在这个世界上。可见盘庚确是借迁都残酷打击有实力的贵族。迁都之后，盘庚重申：“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即不管与商王血缘的远近，犯罪就处死，立功便封赏；并宣称自己有权“制乃短长之命”。这说明通过迁都，镇压了异己，商王权威上升了。
三、盘庚后继承制度的变更
我认为《盘庚》三篇中盘庚指责贵族奢侈只是为迁都借题发挥而已，真正迁都的原因他只能藏在心里面，那就是打击实力贵族，避免王位纷争。也就是说盘庚已经意识到：商王朝的世袭继承制度出了问题。
“九世之乱”的教训是深刻的。为了避免历史重演，王位继承制发生了变化。商王继统法分三期：第一期大丁至祖丁以兄为直系，第二期小乙至康丁以弟为直系；第三期武乙至纣传嫡长子。盘庚处于由第一期向第二期转变阶段。迁殷后商王继统法出现以弟为直系并终于转变为传子的新情况。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减少王位纷争，王室内部稳定下来，所以导致迁殷后近300年没有再徙都城。“王位纷争”说对商代前期都城屡迁的解释是比较合理的。
盘庚迁都，使得殷商这个奴隶制国家，摆脱了困难的处境，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生产力、生产技术、制作工艺魏有了相当成就，是我国文明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使我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的文明大国。
四、盘庚其人
　　盘庚，甲骨文叫做般庚，名旬，祖丁子,阳甲弟。阳甲死后继位。商代第19位国王，根据《夏商周年表修正》，在位28年（前1300-前1277年在位）。于在位的第三年（前1298年）迁都于殷。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国王。病死,葬于殷(今河南省安阳县小屯庄)。
盘庚即位时,商朝经过九世之乱,政治腐败,贵族奢侈,王室权利斗争激烈,阶级矛盾尖锐,加上天灾频繁,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盘庚为了挽救商王朝的衰亡,决定放弃原来的都城,迁都到荒芜的殷,以抑制贵族的奢侈,缓和阶级矛盾,并减经些自然灾害。史称“盘庚迁殷”。迁到殷后，他又以强硬手段制止了贵族们搬回旧都的企图。《尚书·盘庚》就是他在迁殷前后的的讲话记录。他还提倡节俭,改良风气,减轻剥削,终于安定了局面。奴隶的血汗劳动，使殷发展成为一个十分繁荣的都市，此后200多年，商的都城一直在这里，商朝也被称为殷朝或殷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