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伟大诗人杜甫曾作《戏为六绝句》,其一曰:
“庾信文章老始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杜甫认为,南北朝人庾信老年所作诗文,更加成熟,其凌云健笔挥洒自如,情深意厚,感人至深,诚所谓“暮年诗赋动江关”。孔子有“后生可畏”之叹,若就庾信而论,未必如此。清代学者仇兆鳌亦说:“其(庾信)笔势则凌云超俗,其才思则纵横出奇。后人取其流传之赋嗤笑而指点之,岂知前贤自有品格,未见其当畏后生也。”由此可见,庾信可谓大器晚成者也。
在历代名医中,明末张介宾颇与庾信类似。其学术观点和传世名著也是“老始成”,晚年之时才得以施展才华,以其凌云健笔,纵横出奇,给后人留下一笔丰厚的医学文化遗产。
张介宾作为一代名医,《明史》却未载其传,如同《后汉书》不载张仲景传,此亦是医学史上的一大憾事。张氏名介宾,字会卿(一作惠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会稽之杰士也。祖籍四川绵竹县,其父寿峰公,通兵法,善养生,这对介宾影响甚大。介宾约生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幼而聪颖异常,好学嗜读,于书无所不窥,自儒门六经以及诸子百家,均予考镜。并且不限于章句,而深究其义蕴,尤喜轩岐之学及兵法。钻研诸葛亮之八阵图,颇得其不传之秘,慨然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之治国济世壮志。年十四,随父游京师。是时天下承平日久,奇才异士集于侯门,介宾得以遍交其长者。有金英(梦石)者工于医,介宾从之学,尽得其术。年未弱冠即为人诊治疾病。虽无经验,但认真负责,甚至先自尝药,再让患者服之。介宾晚年曾追述说:“余少年时,每将用药,必逐件细尝,既得其理,所益无限。”对患者如此尽心尽力,难怪其终成一代名医。
为医之暇,介宾继续钻研经、史、兵法,并猎涉象数、星纬、堪舆、律吕等,皆能究其底蕴。至其壮年,适值明朝政治腐败,国力日衰,亡征已见。特别是满清崛起于东北,辽东形势危殆。为实现其治国平天下之抱负,毅然投笔弃儒,仗策游侠,从戎幕府,意在效法汉代名将霍去病、窦宪,势欲封狼居胥(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勒石燕然山(位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而后快。为此游历河北,又随军出山海关,渡鸭绿江,足迹遍及榆林、碣石、凤城等地。谈兵说剑,绝塞历险,壮士逊其颜色。无奈命运乖舛,又不能浼首求合。多年之后,壮志未酬鬓先秋。而满清日盛,辽东益危。大势已去,不复可为。介宾曾对人曰:“我夜观乾象,宫车殆将晏驾,天下从此乱矣。”不久,明神宗崩。这表明,他对国家形势、前途已经看透,深知自己已无回天之力。加之,双亲已老,家亦贫,遂决意离军返乡。此时年已五十有八。
介宾返乡后,即尽弃其他而专心致志于医药。探隐研秘,医日进而名日彰。时人比之仲景、东垣。一方面为人诊治疾病,一方面求索医学理论,整理临证治验,著书立说。遇有危证,世医束手,得其一匕之剂,矍然而起。一时谒病者,辐辏其门。沿边大帅亦遣金币致之。
当时社会上医学派别虽多,但实质上无出金元四大家之外,尤以刘河间、朱丹溪影响最巨。虽然刘、朱之主张和方药的形成,原乃为克服滥施温燥之流弊而设,有其客观根据和合理性,但经过几百年的流传,时移世易,世医们非但未能把握其精义,反而拘守成法,恣用寒凉,克伐元气,从而形成新的流弊。介宾对此非常不满。他说:“自余有知以来,目观苦寒之害人,已不可胜记。此非时医之误,实二子(刘、朱)传之而然。先王仁爱之德遭敝于此,使刘、朱之言不息,则轩岐之泽不彰。是诚斯道之大魔,亦生民之厄运也。”他把时医恣用寒凉之罪责,完全归于刘、朱,认为:“凡今之医流,则无非刘、朱之徒,动辄言火,莫可解救,多致伐人生气,败人元阳,杀人于冥冥之中而莫之觉也,诚可悲矣!即间有一、二特达,明知其非而惜人阳气,则必有引河间之说而群吠之者矣,何从辨哉。矧病机为后学之指南,既入其门,则如梦不醒,更可畏也。医道之坏,莫此为甚,此误谬之源不可不察,故直笔于此。”
张氏在其著作中一再批驳刘、朱的理论观点,似乎与之不共戴天。并在理论和临证中反刘、朱之道而行之,倡温补而慎寒凉,注重培护人之元气。这一主张,除渊源于《黄帝内经》和张仲景《伤寒论》的有关观点外,乃是直接祖李东垣、薛立斋的结果,并且亦为其实践经验的总结。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生活于北京,游于士大夫之间,此点与李、薛(为御医多年)颇为类似。土大夫阶层之人多因饮食不节,思虑过度,恣情纵欲而致内伤,元气受损不足,故应以温补为主而调之,非如此则难以取效。张氏以此临证,一治一效。例如,据为《类经》作序的叶秉敬所述:“自癸卯岁(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始,余以苦心诵著,耗脾家之思虑,兼耗肾家之伎巧,于是病泄泻者二十年。医家咸以为火盛,而景岳独以为火衰。遂用参、术、桂、附之剂培命门之火。而吠者竞起。余独坚信不回,服之五年而不辍,竟使前病全瘥,而脾、肾还元。”这是最能体现张氏医学观点的典型案例。张氏声名远播,成为当时医学上独树一帜的温补派的代表人物,自成一家之言。可见,其医学观点的产生和成功,既是金、元以来医学理论之争鸣和发展的结果,是时移世易的必然,亦与其独特的经历、学识有密切的关系。
张介宾一生撰有两部医学巨著。
其一为《类经》。此书是对《素问》、《灵枢》二书的最全面、最系统的一次分类编述和注释。重新组织经文,分编为摄生、阴阳、脏象、脉色、经络、标本、气味、论治、疾病、针刺、运气、会通等十二类,三十二卷,意在“发隐就明,转难为易,尽启其秘,而公之于人,务俾后学了然,见便得趣,由堂入室,具悉本原,斯不致误人误己。”并著《类经图翼》十一卷,《类经附翼》四卷,合四十七卷。书中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见解。这是一部极富学术价值的专门著述。为完成此书,介宾凡历岁三旬,易稿数四,方就其业。由此可见其为学态度之认真,用力之大。
其二为《景岳全书》。此书为介宾晚年力作,是其一生临证经验、学术思想的全面系统的总结。内容丰富,议论精详,涉及中医药学的基础理论、各科疾患的诊治方法和本草方剂等诸多方面。包括《传忠录》三卷,《脉神章》三卷,《伤寒典》二卷,《杂证谟》二十九卷,《妇人规》二卷,《小儿则》二卷,《痘疹诠》四卷,《外科钤》二卷,《本草正》二卷,《新方八略》和《新方八阵》各一卷,《古方八阵》九卷,《妇人方》、《小儿方》、《痘疹方》、《外科方》共四卷。全书六十四卷,一百七十余万言,可谓卷帙浩繁。其中《传忠录》最为集中地反映了张氏的学术思想,就一些理论上的重大问题,辨正前人得失,阐述自己的观点,见解独到。《新方八略》、《新方八阵》、《古方八阵》则是仿兵法八阵之例,把治病愈疾之法分为补、和、攻、散、寒、热、固、因等八类,取用药如用兵之意。作者说:“盖古有兵法之八阵,余有医家之八阵。一而八之,所以神变化;八而一之,所以溯渊源。”如此大张旗鼓地引兵论医,显然是喜爱并娴熟兵法及多年军旅生活的反映,可谓出于兵而未忘于兵也。
除上述两部煌煌巨著外,介宾晚年尚撰有四十五篇医学短论,被后学集为一卷名《质疑灵》。作者每据《内经》、《伤寒论》等古典医籍,批驳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享等名家的某些观点,即所谓“取先圣之经,以辨前贤之误。”
以上三书,共一百一十二卷,约二百五十万言。堪称著作等身了。
张介宾的三部著作,只有《类经》是其生前刻印的。该书自序及叶(乘敬)序均写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此时张氏年六十二,已返乡四年。可见该书虽“历岁三旬”,但其最后完成则是在返乡之后。返乡之前,戎马倥偬,至多只能写下若干片断,不可能系统编注。如不返乡,则该书难以问世矣。而《景岳全书》则完全是六十二岁以后的作品。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介宾卒,享年七十八(周岁)。至于《质疑录》一书,则是由东海石楷首印于庚熙丁卯年(即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此时距介宾逝世亦有四十七年了。
张介宾既是一位愈疾巧匠,一生活人众多,又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医学理论家,给后人留下三部著作。这些成就奠定了他在医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其私淑者、后继者不胜枚举。诸如,同时期的赵献可受到介宾温补主张的影响,并加以发挥,其子赵贞观亦精通医学,是温补派的传人。明清之际的高斗魁,服膺赵献可、张介宾的学说,以温补为主。与高氏同时的吕留良,用药亦宗介宾。张璐的方药主治也多据薛已、张介宾。清代黄宗羲在《张景岳传》中说:“二十年来,医家之书盛行于世者,张景岳《类经》,赵养葵(献可)《医贯》。”自明末、清初迄于今,介宾的影响持续不断,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医药学家之一。但亦有持批评态度的医家,如陈修园著《景岳新方砭》,批评介宾著作“皆拾前人之糟粕,而张大其言。”姚球托名叶天士撰写《景岳全书发挥》,对他的学术见解亦多所指摘。章楠在其《医门棒喝》卷三《论张景岳》一文中,认为张氏“功过相半”,“虽有发明之处,不过《内经》一节之旨,其阴悖《经》义者实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指出其“于医术不为无功”的同时,亦言其有所偏。“至于沿其说者,不察证候之标本,不究气血之盛衰,概补概温,谓之王道,不知误施参、桂,亦足戕人,则矫枉过直,其失与寒凉攻伐等矣。”“攻补不可偏废,庶乎不至除一弊而生一弊也。”此乃较为公允之论。今人应当光大其长,不必因其短而废其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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