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间上看,中国恐怕是世界上最早有医官的国家。《周礼·天官》记载了当时设立医官制度的情况:“医师上士十二人,下士十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人,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有关医官的职责,郑康成的《周礼注》说:“医师,众医之长。”即由国家设立医官,管理全国的医疗工作。王安石的注,则更加具体地解释了医官的工作分工:“医师聚毒药以供医事,故有府以藏,使医分治疾疡,稽其事,制其食,且有政令,故有史以书,有徒以役,诸医受政令于医师,听其所令,则无用府史胥徒。”按照历史学家的新看法,周朝已经是一个封建社会,在医事上能够有这样完备的体制,也说明当时社会文明达到了较高的程度。
医,原字是毉,从巫,医音。这意味着,医与巫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外国的情形我们不太清楚,中国的医学是从民间巫术发展而来的,这一点人类学者和民俗学者都作过认真考证,想必是可信的。中国有关历史文献也常常有“巫医”或“医巫”的记录,如《尚书》、《大诰》、《康诰》、《说苑》、《韩诗外传》等。上古人民对疾病缺乏认识能力,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碰上疾病,除了生理上的痛苦外,心理上的恐惧似乎更严重更难以克服,这时候求助于巫是自然而然的事,巫的祝祷、祈禳与咒语,是否真的能够治病,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了巫术,他们对于生命就有一种依托和安慰。但随着人们用药经验的逐渐丰富,人们在巫术之外,更加广泛地使用植物药及其他自然药物来治病,并且由此增加了对药物的信任和依赖,这样巫与医就开始分离了,当然这不是说巫的影响和作用就没有了,事实上直到今天为止,几千年巫的影子还没有能够从一般老百姓的心目中完全抹去。
医药在社会日常生活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后,一种新型的职业医人亦随之出现了。
周代医官制度,是在巫与医分离,医人取代巫师的主要地位的条件下正式建立起来的,它一方面体现了对医药的社会性功用的重视,一方面又是对医人职业工作的强化和规范化,医人的社会身份,借此得到了权威性的确认,他们成为上至宫廷下至民间不可缺少的技术之士,成为受到人们普遍尊崇的人。陈邦贤的《中国医学史》一书介绍说,王与卿大夫的疾病,由医师负责治疗,一般平民的疾病,由疾医负责治疗,另有食医,负责宫廷王族饮食的营养卫生,还有疡医,负责治疗肿疡、创伤。医人的职业化,通过这样细的专业分工,得到了充分体现。从医学发展的角度讲,周代的医官制度,显然有利于促进医人技艺能力的发展,有利于中国医学水平的提高。事实说明,远在公元前11世纪~前8世纪,中国的西周显然已经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医术,这在世界医学史上是了不得的事情。随后的几百年间,著名的医学人才纷纷出现,只不过由于史籍不全,很多著名医人和他们的医学事迹都淹灭难寻了,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如春秋时代名叫缓、名叫和的两位良医,偶尔在有关典录中露露面,就已显示了他们高超的医术,还有战国时期的扁鹊,直到几百年后的汉代,由太史公司马迁为他写了传,从传中人们才得知扁鹊的知名度在那时简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同时,医人们的医学著述,也像医人失传一样,未能名之于世。以春秋战国时期学术的兴盛来看,医学方面的建树似乎不会默默无闻,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黄帝内经》这一中国医学史上的旷世之作和最高经典,它的著作时间,绝对不会迟于秦汉以后。《黄帝内经》最初的著者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医学理论体系开创性的建设,与医官制度在周代的建立,应该是同步的,文明之代的周朝,也完全有足够强大的文化能力产生这部医学大书。至于书中的一些文字表述带有秦、汉以后的历史痕迹,则完全有可能是秦、汉时有人对它进一步整理编撰的结果。稍后几个世纪出生的孔子,对过去了的西周,充满了文化上的敬意,他总是不由分说,就坚决表态道:“吾从周。”对于中国医学的光荣历史,假如我们也学习孔子的态度,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吧。
然而离开医学本身,从政治上谈周代的医官制度,就会谈出另一种非学术的话题来。不论什么制度,建立制度的目的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因此谈周代的医官制度,亦免不了涉及中国王朝社会的政治特点。既然医人在全社会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技术力量,那么使他们成为王朝政治的一部分,应该是统治者很容易就想到的,否则怎么会有“掌医之政令”一说,并且设为王朝中的天官呢。医人厕身庙堂之上成为医官,由这一地位的特点看,其政治性意味相当深刻。从有关史料可知,周王朝的统治者,确定“疾医中士八人,掌养万民之疾病”,看起来属于“为人民服务”,这自然是天下为家、“天子牧养万民”的意思,不用说作为治民术,这一举措政治意义十分重大。然而关键之处却又不在这里,而在统治者首先把自家的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最好的医疗保健人才——上士,首先是要收来供自家使用的,这正是以天下为家的另外一面,一种王朝政治根源性的自私自利的一面。周王朝的统治者是非常聪明的,他一想到政治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民,而在于治民者的生命利益,“人民”两个字就放到后面的次要位置上去了。想当初,神农氏尝百草发明医药的朴素的人道情怀,是再也不会重现了,原因就在于有了医官制度。制度之下,人道不彰,这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周代既已开了先例,后代统治者们没有一个不这样效法的。到了战国末期的秦国,就有身背药囊,站立在朝班中的侍医。这还不算过分,因为打那以后,变本加厉的不知有多少呢。出于统治者越来越膨大、永远也填不满的政治私欲,他们不仅一般地要求宫廷医师治病与保健,而且把享乐主义和“万寿无疆”的神仙理想这些事情也交给了他们。在宫廷里,御医们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为皇帝的性放纵提供种种医药服务,以及为皇帝获得长生不老研制大内秘丹。远一些的如汉代的仓公淳于意,他好像知道皇帝的心意,所以不肯进入宫廷做医官,但仓公不去,皇帝面前未必就无人,汉武帝那么热衷长生不死,身边的御医们总会为他提供最好的医药条件的。而唐代的孙思邈八十多岁还被唐高宗召入京师,做了一个承务郎,说白了就是皇帝的私人医药顾问。唐代皇帝在个人享乐方面的要求和对神仙道教的幻想是出了名的,孙思邈入朝以后,没听说过给谁治病,倒是不停地在京城里谈玄论道,个中情由可想而知。近一些的,有明代的宫廷医师,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历史上留下名字,是与臭名昭著的嘉靖皇帝、隆庆皇帝,以及献药、红丸这些宫廷闹剧和丑剧联系在一起的。最能看出医官制度的政治腐败和文化腐朽的,应该算是明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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