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的文人书写传统，源头被追溯到陶渊明那里。
陶渊明之前的酒书写，是传说、礼制以及集体唱和的诗作。
《诗经》是无名的，它只是描述了酒的存在以及其制造的氛围，无法为后世的阅读者体会到那种归属感。
《楚辞》中，酒只是惊鸿一瞥，汉代延续着《诗经》的无名性，把酒可以愤、诗可以怨的传统再次强调一遍。
到了魏晋之时，三曹、建安七子以及竹林七贤的整体出现，好酒者再一次空前地团结在一起，把酒引发的激愤、忧患、欢愉、疯癫以及“坏脾气”。
之后，陶渊明站出来，把笔下之物笼罩在酒的气场中，他把酒从矛盾和痛苦中解放出来，化悲苦、激愤为欢愉，化矛盾为圆融，化荒诞为中和，让酒融化到生活、身心之中，从而成为酒文化的第一位集大成者，他为酒重新命名的同时，也为酒寻找到文字的个人归属。
进退在嵇康、阮籍那里，还是一个选择问题。
他们找到老庄，只是在思想上厘清儒道区别，来不及实践，所谓玄学，就是用老庄注儒学，基本是清谈乐趣，无法指导生活。要避世，非常难。难在哪里呢？
首先，避世与他们读书信念是有冲突的，嵇康、阮籍等人都有济世之志，只不过没有他们施展才华的政治空间罢了，而这也是政治信念之间的冲突。其次，难在实践本身，阮籍借酒避世很成功，但他还是拿着官场的银子支付生活，嵇康服药，这药可是要花很多银子的，不得已他才有打铁赚钱之举。
再次，选择并非一个个人行为，还牵扯到家庭。有几个人能像孔融那般可以不顾一切地抛家弃子？
孔融有名论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这种言论，即便放在今天也是惊世骇俗的，更不要说当时还是出自孔子后人之口。北海失守，孔融仓皇出逃，第一任妻儿被诛杀；后来曹操要杀他，再次累及家人，他的孩子从容赴死，令人脊背发冷。从孔融抛妻弃子的行为以及他从容就死的孩子表现看来，他这代以及他教育的下一代是完成了自我逍遥的。
弃身，必须放弃“齐家”，进而放弃“治国”，身死才不会没有缘由。厘清这点至关重要，儒家体系从修身开始，接下来才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魏晋要解放人性，要反政治，必然面对家这环节，对很多人来说，反抗政治只会冒身死的危险（这也许是许多人根本不在意的，儒家不是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教导么），但反抗家庭就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家庭关系不只是儒家看重，它是一个社会的基本伦理问题。所以，嵇康、阮籍、刘伶这些人，都是从避家开始，进而回避政治，以求得身体（个性）的独立。绕了一圈，又回到修身的起点。
了解到这些，我们就可以进入到陶渊明的诗酒人生了。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
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簟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这篇题为《五柳先生传》的作品，创作时间大约是410年，是年陶渊明四十六岁，后世将其列为陶渊明的自传。
五柳先生是一位无名无姓不知道那里来的普通人，分布极广的柳树出现在家宅门前也是很普遍的事。他住在普通的宅子里，悠闲、好静、话少而又淡薄名利。如此这般的人也有很多，没有什么特别。可接下来，距离就拉开了，这个人好读书，废寝忘食；好酒，但家贫不能长饮，亲朋好友每次以酒招之，都大醉而归。书酒生活听起来浪漫无比，落笔处就是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簟瓢屡空的现实与常态。酒与文字固是自娱自乐的载体，但这种载体会令人忘记得失。得失可以具体到不计较贫穷生活：“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也许，最令人感到困惑与感兴趣的是，陶渊明特别指出了五柳先生（即自己）尴尬的处境：穷。许多人都很穷，他为何要特别指出这一点？陶渊明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引用了黔娄之妻的说词，于是我们便被带到了黔娄的故事之中。
黔娄是位道学造诣很高的人，但他有学问却不出仕，屡拒高官厚禄，自己身体力行，下田耕作，吃着自己的五谷杂粮，穿着自家出产的白布。家徒四壁，却安贫乐道，不逐名利。黔娄死后，衣服都盖不全尸身。陶渊明认为黔娄是古往今来第一人：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爵吾不酬。一旦寿命尽，弊覆仍不周。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之四》）
刘向《古烈女传》卷二载，黔娄死后，曾子前往吊之，问黔娄夫人先生何以为谥？黔娄夫人回到说：“以康为谥。” 曾子不解：“先生生前，食不充饥，衣不遮体，死则手足不能覆盖，就连祭奠的酒肉也没有。可谓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深，何乐于此而谥为康乎？”黔娄夫人说道：“先生生前，国君要任他为相，但他辞而不为，这算得上是富贵吧？又要赐三十种粟给他，他同样辞而不受，这算是有余贵吧？他这样的人，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求仁而得仁、求义而得义，其谥为康，谁能说不合适呢？”
无怀氏和葛天氏是传说中远古帝王，与农耕和织布有关，既然有先人如此，黔娄、陶潜之辈躬身自作也不至于没有缘由，这是其一。其二是，安贫乐道是发自内心，要富贵他们转瞬即可获得，但他们都拒绝了富贵。第三点就是家庭因素。这点非常关键，但许多人不愿意看到这点，回避这个因素可以粉饰许多难言之语。
《五柳先生》叙事里，他有一个居所，却缺失家庭，他用别人的妻子之言，来为五柳先生无缝对接，显然有话要说。黔娄有家庭，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位贤德的妻子（黔娄流传后世的许多言论都出自她之口），这就使得黔娄不仅会让自己的理想能够坚守终身，更能让这种理想光焰万丈。
事实上，陶渊明不止一次采用讴歌其他之妻的方式，来传达对自己妻子的微词。在《咏贫士之七》中，他就借黄子廉妻子之口再次说道：年饥感仁妻，涕泣向我流。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 在《与子俨等疏》里，他说道：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内愧。
这事实上是很严厉的指责，因为他诉说的对象是自己的孩子，在孩子面前只字不提其母，而是缅怀他人之妻，情何以堪啊！陶渊明结过三次婚，但其三任妻子他都未做正面描述，他的自挽歌以及自悼文中，也一样没有提到妻子。
这种不掩饰恰恰说明陶渊明的煎熬何等激烈，后世人只顾着谈那些也许是虚构出来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美好田园生活，不愿意去面对他这样的后果，就像他们只看得到其中的恬静、美好诗酒人生，读不到其中耕作之苦，粮食歉收后的柔肠百折。
《与子俨等疏》成文背景是，50岁的陶渊明这一年再次有机会再次出仕任著作郎，他不就的理由与以前保持着一贯性：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
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机巧好疏，缅求在昔，眇然如何！
这位老人要做羲皇上人的感慨，很多人截取美好的一部分，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向书写。后人张岱在山中饿了几日发现，要做伯夷叔齐难，要做陶渊明，更难。
这种难，陶渊明是实践者。身为贫士的陶渊明为贫士立言，目的是一遍又一遍告诉自己“忧道不忧贫”的先贤教导，同时也宽慰自己，自己不像别人想得那么孤单，过去、现在、还有将来都有诸多有德的贫士。
阅读告诉陶渊明，也告诉我们，荣启期、原宪、黔娄、袁安、阮公、张仲蔚、黄子廉等人都贫穷终生，如他眼前现实一样，锅里无米，酒壶已空，外加一位老母，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和一位黯然伤神的妻子。他可以为了理想生活抛弃朝廷，重返田园，但他必须承担家庭的生活负担，家人能谅解么？能体谅，他会愧疚自己不能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生活；不能，陶渊明内心就更加煎熬，这是一个二难困境。
陶渊明以亲身经历和体验来回应贤德贫士，并告知后人这样做的不易。事实上，后世之人，再无选择与他相同路径之人。别人做不到的，他做到了，他做到，就是给别人以压力。在更大的问题上，这与中国文化中缺乏实证层面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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