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的文人书写传统,源头被追溯到陶渊明那里。
陶渊明之前的酒书写,是传说、礼制以及集体唱和的诗作。
《诗经》是无名的,它只是描述了酒的存在以及其制造的氛围,无法为后世的阅读者体会到那种归属感。
《楚辞》中,酒只是惊鸿一瞥,汉代延续着《诗经》的无名性,把酒可以愤、诗可以怨的传统再次强调一遍。
到了魏晋之时,三曹、建安七子以及竹林七贤的整体出现,好酒者再一次空前地团结在一起,把酒引发的激愤、忧患、欢愉、疯癫以及“坏脾气”。
之后,陶渊明站出来,把笔下之物笼罩在酒的气场中,他把酒从矛盾和痛苦中解放出来,化悲苦、激愤为欢愉,化矛盾为圆融,化荒诞为中和,让酒融化到生活、身心之中,从而成为酒文化的第一位集大成者,他为酒重新命名的同时,也为酒寻找到文字的个人归属。
进退在嵇康、阮籍那里,还是一个选择问题。
他们找到老庄,只是在思想上厘清儒道区别,来不及实践,所谓玄学,就是用老庄注儒学,基本是清谈乐趣,无法指导生活。要避世,非常难。难在哪里呢?
首先,避世与他们读书信念是有冲突的,嵇康、阮籍等人都有济世之志,只不过没有他们施展才华的政治空间罢了,而这也是政治信念之间的冲突。其次,难在实践本身,阮籍借酒避世很成功,但他还是拿着官场的银子支付生活,嵇康服药,这药可是要花很多银子的,不得已他才有打铁赚钱之举。
再次,选择并非一个个人行为,还牵扯到家庭。有几个人能像孔融那般可以不顾一切地抛家弃子?
孔融有名论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缶中,出则离矣。”这种言论,即便放在今天也是惊世骇俗的,更不要说当时还是出自孔子后人之口。北海失守,孔融仓皇出逃,第一任妻儿被诛杀;后来曹操要杀他,再次累及家人,他的孩子从容赴死,令人脊背发冷。从孔融抛妻弃子的行为以及他从容就死的孩子表现看来,他这代以及他教育的下一代是完成了自我逍遥的。
弃身,必须放弃“齐家”,进而放弃“治国”,身死才不会没有缘由。厘清这点至关重要,儒家体系从修身开始,接下来才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魏晋要解放人性,要反政治,必然面对家这环节,对很多人来说,反抗政治只会冒身死的危险(这也许是许多人根本不在意的,儒家不是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教导么),但反抗家庭就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家庭关系不只是儒家看重,它是一个社会的基本伦理问题。所以,嵇康、阮籍、刘伶这些人,都是从避家开始,进而回避政治,以求得身体(个性)的独立。绕了一圈,又回到修身的起点。
了解到这些,我们就可以进入到陶渊明的诗酒人生了。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
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簟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这篇题为《五柳先生传》的作品,创作时间大约是410年,是年陶渊明四十六岁,后世将其列为陶渊明的自传。
五柳先生是一位无名无姓不知道那里来的普通人,分布极广的柳树出现在家宅门前也是很普遍的事。他住在普通的宅子里,悠闲、好静、话少而又淡薄名利。如此这般的人也有很多,没有什么特别。可接下来,距离就拉开了,这个人好读书,废寝忘食;好酒,但家贫不能长饮,亲朋好友每次以酒招之,都大醉而归。书酒生活听起来浪漫无比,落笔处就是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簟瓢屡空的现实与常态。酒与文字固是自娱自乐的载体,但这种载体会令人忘记得失。得失可以具体到不计较贫穷生活:“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也许,最令人感到困惑与感兴趣的是,陶渊明特别指出了五柳先生(即自己)尴尬的处境:穷。许多人都很穷,他为何要特别指出这一点?陶渊明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引用了黔娄之妻的说词,于是我们便被带到了黔娄的故事之中。
黔娄是位道学造诣很高的人,但他有学问却不出仕,屡拒高官厚禄,自己身体力行,下田耕作,吃着自己的五谷杂粮,穿着自家出产的白布。家徒四壁,却安贫乐道,不逐名利。黔娄死后,衣服都盖不全尸身。陶渊明认为黔娄是古往今来第一人: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爵吾不酬。一旦寿命尽,弊覆仍不周。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之四》)
刘向《古烈女传》卷二载,黔娄死后,曾子前往吊之,问黔娄夫人先生何以为谥?黔娄夫人回到说:“以康为谥。” 曾子不解:“先生生前,食不充饥,衣不遮体,死则手足不能覆盖,就连祭奠的酒肉也没有。可谓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深,何乐于此而谥为康乎?”黔娄夫人说道:“先生生前,国君要任他为相,但他辞而不为,这算得上是富贵吧?又要赐三十种粟给他,他同样辞而不受,这算是有余贵吧?他这样的人,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求仁而得仁、求义而得义,其谥为康,谁能说不合适呢?”
无怀氏和葛天氏是传说中远古帝王,与农耕和织布有关,既然有先人如此,黔娄、陶潜之辈躬身自作也不至于没有缘由,这是其一。其二是,安贫乐道是发自内心,要富贵他们转瞬即可获得,但他们都拒绝了富贵。第三点就是家庭因素。这点非常关键,但许多人不愿意看到这点,回避这个因素可以粉饰许多难言之语。
《五柳先生》叙事里,他有一个居所,却缺失家庭,他用别人的妻子之言,来为五柳先生无缝对接,显然有话要说。黔娄有家庭,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位贤德的妻子(黔娄流传后世的许多言论都出自她之口),这就使得黔娄不仅会让自己的理想能够坚守终身,更能让这种理想光焰万丈。
事实上,陶渊明不止一次采用讴歌其他之妻的方式,来传达对自己妻子的微词。在《咏贫士之七》中,他就借黄子廉妻子之口再次说道:年饥感仁妻,涕泣向我流。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 在《与子俨等疏》里,他说道: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内愧。
这事实上是很严厉的指责,因为他诉说的对象是自己的孩子,在孩子面前只字不提其母,而是缅怀他人之妻,情何以堪啊!陶渊明结过三次婚,但其三任妻子他都未做正面描述,他的自挽歌以及自悼文中,也一样没有提到妻子。
这种不掩饰恰恰说明陶渊明的煎熬何等激烈,后世人只顾着谈那些也许是虚构出来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美好田园生活,不愿意去面对他这样的后果,就像他们只看得到其中的恬静、美好诗酒人生,读不到其中耕作之苦,粮食歉收后的柔肠百折。
《与子俨等疏》成文背景是,50岁的陶渊明这一年再次有机会再次出仕任著作郎,他不就的理由与以前保持着一贯性: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
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机巧好疏,缅求在昔,眇然如何!
这位老人要做羲皇上人的感慨,很多人截取美好的一部分,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向书写。后人张岱在山中饿了几日发现,要做伯夷叔齐难,要做陶渊明,更难。
这种难,陶渊明是实践者。身为贫士的陶渊明为贫士立言,目的是一遍又一遍告诉自己“忧道不忧贫”的先贤教导,同时也宽慰自己,自己不像别人想得那么孤单,过去、现在、还有将来都有诸多有德的贫士。
阅读告诉陶渊明,也告诉我们,荣启期、原宪、黔娄、袁安、阮公、张仲蔚、黄子廉等人都贫穷终生,如他眼前现实一样,锅里无米,酒壶已空,外加一位老母,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和一位黯然伤神的妻子。他可以为了理想生活抛弃朝廷,重返田园,但他必须承担家庭的生活负担,家人能谅解么?能体谅,他会愧疚自己不能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生活;不能,陶渊明内心就更加煎熬,这是一个二难困境。
陶渊明以亲身经历和体验来回应贤德贫士,并告知后人这样做的不易。事实上,后世之人,再无选择与他相同路径之人。别人做不到的,他做到了,他做到,就是给别人以压力。在更大的问题上,这与中国文化中缺乏实证层面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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