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非洲记：人类祖先的迁徙史诗（第四部）

第09章 大爆炸
如果你知道了自己的历史，你就知道你从哪里来。
― 巴布.马利《 野牛水手》
　　几年前，电视台邀请我去做基因分析节目，想通过基因数据，向观众介绍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理论。一开始我有些犹豫，因为那样做会把私人的基因J清况展现在全体电视观众面前。但制片人和样品捐赠者打消了我的顾虑，我开始参加制作这个节目。4 个生活在伦敦的男性志愿提供了Y一染色体，我一一分析了我们在前面遇到过的标记，像M168 、M130 等等。当节目快结束时，其中的一个Y一染色体数据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这4 个人中，爱尔兰／苏格兰裔的Y 一染色体中有M173标记，这是在西欧和北欧出现频率最高的谱系；日本男人有M122 标记，在日本20 ％左右的男性有这个标记；巴基斯坦人有M89标记，这是存在于中东和中亚的谱系。但是，最后一个男人的基因图谱令人惊异。他是一个加勒比海的黑人，他的基因应该与非洲南部的祖鲁人相联系，但是他的DNA却讲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故事。
　　这个加勒比海黑人有M173标记！而我们已经知道，这是一个典型的欧洲谱系。在数百个次撒哈拉本土非洲人提供的样品里，从来没有发现过M173标记，一个明显的疑问是，这个男人的基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反常的结果？除Y 之外，他拥有的其他标记显示他属于非洲谱系，包括在20 世纪90年代中期首次在祖鲁人中检测到的标记。很显然，他的Y 在讲述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这个故事引出了我们这一章的主题。
　　这个加勒比黑人之所以有欧洲的Y一染色体标记，原因是过去的某个时间，他的某一个男性祖先的父亲是欧洲人，这个标记展现了他的家族的辛酸历史，很可能在奴隶制度存在的时代，他的祖先是生活在加勒比地区的奴隶。很显然，了解近代历史是解读他的基因故事的关键。当我们知道这些背景之后，就会明白他的Y一染色体所表达的全部内涵，看到他的家族复杂的谱系树。
　　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例子吗？当然不是。在非洲裔美国人中，30%有欧洲的Y 一染色体谱系，奴隶贸易在这些人的DNA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烙印。但是，并不是只有非洲裔美国人才有混血的祖先，在过去的500年里，在殖民统治和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人类变得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具移动性。今天，那些最早的欧亚人后代在这个星球上来往穿梭的速度，只会让我们旧石器时代

的祖先瞳目结舌。“移动革命”是人类进化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大爆炸，它带来的结果就是全球化。商人和政客们对“地球村”里的文化和经济秩序争论不休，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最后的大爆炸对基因所产生的影响。语言的细线
　　作为遗传学家，我的研究范围主要是中亚地区人群的彼此关系。在前苏联时代，对西方的科学家来说，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邻近的地区是无法接近的。20世纪90 年代这一地区开放之后，我抓住玲2机会去过那里。在此之前，从人群中取样以研究基因的多样性，取样的地区大部分是在欧洲、东亚（特别是中国和日本）、非洲南部和北美洲，从未在中亚地区的人群中做过取样，这里是世界基因图谱中的“黑匣子”。
　　我第一次去那里是1996 年的夏天，此后又因工作儿次去那里。开着一辆兰德？路华越野车，我从伦敦出发，一路颠簸，和那辆快散了架的吉普车一同来到前苏联的土地上，然后就背着进行基因取样的设备，在荒凉偏僻的边境线上四处穿行。但是，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2000年8月的塔吉克斯坦之行。我当时和当地的科学家、医生合作，进行一个对当地山区的几个民族的血型进行研究的项目。雅格努是其中的一个民族。
　　雅格努人和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的语言是粟特语的一种方言，粟特语曾是丝绸之路上的商业用语，就像今天英语是商务用语一样。公元500年，从波斯到中国，在中亚从事贸易活动的人们都使用粟特语。17 到19 世纪，穆斯林征服者统治这一地区后，粟特语衰落了。到20世纪，除雅格努语以外，粟特语的所有方言都灭绝了。在塔吉克斯坦北方，偏远的扎诺法沙谷的几个孤零零的村庄里，雅格努人就生活在那里，他们仍然使用着古老的粟特语―一种有1 500年历史、化石一般的语言。我们的计划是前去探访他们，向他们说明我们此行的目的，期望他们能理解我们的用意并愿意与我们合作。
　　从塔吉克斯坦的首都杜尚别出发，我们长途跋涉，所经过的一些地区，刚刚在内战中被政府接管。行驶在崎岖的山路上，不时遇到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士兵把守的检查站，山路的另一边是平行的山谷。沿着扎诺法沙河，我们开上了一条向东的尘土飞扬的土路。在路上，我们要不时地下车，把那辆前苏联时代的大篷货车从陷坑里推出来。几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小村子。我们充满希望地从车里跳出来，向路人打听当地的“负责人”住在哪里。喝着茶的老人听完我们说明来意，沉思了一会儿，最后，他说我们这一趟白跑了。
　　他解释说，很可能从丝绸之路的时代起，雅格努人就生活在这里，但是到了20 世纪60年代，因为严重的干旱，前苏联政府把他们迁到了平原地区。20 世纪80年代这里又出现了地震，剩下的一些雅格努人也迁到了杜尚别，这个地区已经很难见到雅格努人了，他们已经远离了故土。除非徒步翻山越岭走上几天，在偏僻的山村里也许还能找到他们，或者在杜尚别的出租车司机、医院的清洁工里面也能找到这些人。我们完全失望了，向老人道谢后便离开了那里。又经过了几天的艰苦寻找，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雅格努村庄，他们很友好地配合我们的取样工作，但是最后，我们还是在杜尚别取得了更多的雅格努人的血样。我们原计划找到一个丝绸之路的偏远的“遗迹”，但我们的计划落空了。
　　那位老人给我们讲述的雅格努的故事，实际上在世界各地每一天都在发生。雅格努的遭遇并不罕见，恰恰相反，它己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越来越多的村庄被不断扩展的城市所淹没，农村居民正在放弃他们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尽管有些社会对多样性持宽容态度，但更多的社会把它看做大一统的障碍，那些渴望建立和谐统一文化的政府常常回避文化的多样性。为了理解这种现状，我们不妨来看一看19世纪在欧洲建立起的国家模式。
　　如果你到法国旅行，法国人对自己的语言的热爱程度一定会给你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法兰西学院是法语的官方保卫者，它像鹰一样监视着法语的说和写，保护它不受其他语言的影响。但是，仅仅150年前，或者说6 代以前，在法国说法语的人连一半都不到，大部分人使用的是方言。大约同一时间，在意大利说意大利语的还不到总人口的100 /0 。当时，奥地利大臣克莱曼？ 冯？曼托尼曾这样讽刺意大利：“说它是一个国家，还不如说是一个地理概念。”如果考虑到语言的因素，他说的恐怕是有道理的。
　　19世纪的欧洲仿佛一个新观点和新运动的漩涡，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工业化、殖民扩张等，无不对“现代世界观”的形成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些新思想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国家主义的产生，正是国家主义促进了欧洲现代政治模式的形成，并且在世界各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世纪以前，欧洲由封地、王国和大公国组成，相比于今天，那时欧洲人的生活是“地方色彩”的。人们要服从于地方的统治者，生活在地方性的事务之中。从婚姻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生活模式：联姻的家庭一般只相距几公里，大量的婚姻是亲戚间或家族内的联姻。这种地区化的特征对语言同样产生了影响。虽然现在法语是法国的官方语言，被法兰西学院像守护神明一样守护着，但在18世纪，法国的许多地区都有自己的语言，有的有数百年或数千年的历史，如巴斯克语、布里多尼语、欧苏丹语、科西嘉语、阿尔萨斯语等，这些语言现在大部分已经灭绝了。例如布里多尼语是凯尔特语的一种，虽然生活在法国北部海岸的布列塔尼人说这种语言，但与法语相比，它和威尔士语、盖尔语的联系更紧密。一种地区语言的使用者，把他们这一群人看做一个独特的整体―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称之为民族，正是这一过程，最终形成了法国这个国家。
　　随着国家主义在欧洲的兴起，语言成为创造国家一统性的工具，政府通过用一种语言代替其他的语言，来形成一统的国家文化。18世纪以前，英语在不列颠只是文学语言和官方用语，许多人使用的语言只能说与英语有一定的联系。英语的发展是以牺牲凯尔特语为前提的。马恩语是凯尔特语的一个分支，1874年，在马恩岛上有1 万2 千人说马恩语，到了20 世纪末，只剩下了4000 人，最后一个母语是马恩语的人死于1 974年。今天，它就像活化石一样，只有几百个这一语言的迷恋者还会偶尔地说起它。
　　在19世纪，就像必须服兵役一样，学生在学校里必须学习官方语言，这是促进官方语言传播的有效方式。经过几代以后，这种语言就会变成国家统一的语言。民族性被扭曲为单一语言制。在德国发生的建立国家语言的过程，可以最好地说明语言是如何与民族性相融合的。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是著名的童话家，欧洲的孩子是听着他们的故事长大的。但很少有人知道雅各布，格林还是一位很有造诣的语言学家，他曾致力于研究德语的发音变化，比如印欧语中的“b”如何在德语中变成“p ”等等。格林兄弟的工作―至少是一部分，是要帮助讲德语的人们学习统一规范的德语。从语言研究的角度，这种努力是要规范德语的用法，以创造标准的国家语言。换句话说，通过童话，他们要写下德国的民族文化，以铸造一种民族的国家性。德国逐渐变为“德意志”，而格林兄弟等知识分子正是这种新观念的建筑师。
　　这一时期，语言历史得到了发展，但是那只是正式表明了，语言决定文化，文化与语言有着亲密的联系。一种语言的形成需要大约500一1000 年的时间，比如罗马尼亚语大约有1500年的历史，它最早起源于罗马帝国的拉丁语。现在的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加泰罗尼亚语、罗曼斯语，这些语言全部彼此联系，具有一个共同的罗马祖先。其他一些语言，比如巴斯克语与它周边的语言具有明显的区别。但不论何种情况，一种语言的形成，代表着一种文化独立的发展与成熟。
　　因此，一种语言消失，我们就失去了人类历史的一个部分。如果巴斯克语最终灭绝，那么再没有哪一种语言，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欧洲的古印欧语；如果目前生活在塔吉克斯坦的大约2000名雅努比人，最终与说塔吉克语的大多数人成为一个整体，他们的孩子不再学习自己的母语，那么我们将失去与丝绸之路的“血肉联系”。一种语言死去，我们文化的历史就永远失去了一个章节，尤其是对那些没有经过研究、也没有记载下来的语言。而世界上的大多数语言命运都如此，如果它们消失了，那将是永远无法挽救的损失。以使用人口的数量来计算，今天全世界超过一半的人口，使用着15种语言。在这些最常见的语言中，有些（如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是通过殖民统治扩展的，有些语言是由于所使用的人口数量的膨胀（农业的刺激），中国和印度是两个最好的例子。这些语言的“成功”，创造民族语言的努力起了重要的作用。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少数的几种语言被世界各地的人群广泛应用。语言学家确认全世界目前有6000多种语言，而全世界90 ％的人使用着其中的100种语言，也就是说，多数的语言只被少量的人口使用。至少目前，这些多数语言的未来命运还是未知的。但是雅努比语的遭遇和马恩语最终的灭绝，告诉我们这些多数语言也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灭绝。这些遭厄运的语言，它们的使用者正一点一点被广阔的人群所淹没吞食。在第1章中我们遇到了达尔文曾描述过的火地岛人，他们的母语亚汉语可能已经灭绝了，成了欧洲人殖民统治的牺牲品。语言学家丹尼尔？ 纳特斯和苏珊娜？罗曼尼预测，到本世纪末，目前世界上一半以上的语言可能会灭绝，相当于每两周就会有一种语言永远消失。1 500 年，据估算当时全世界有l万5千种语言，也就是说，到今天半数以上曾经存在的语言都已经消失了。读到这里你也许会想，这本书所关注的不是人类的基因所包含的历史吗？为什么你要在这里讨论国家主义的兴起与语言的灭绝呢？原因很简单，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语言的发展和基因图谱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语言多样性的不断失去，对人类的基因组有何影响昵？
　　我们己经知道了，人群与人群之间相区别的基因多样性，只占总数的一小部分，人类的多数基因是共同的，两个原因导致了这一结果。首先，我们的谱系是一个年轻的谱系，大约5万年、2000代以前，我们的共同祖先都生活在非洲。最初的基因变异只是偶然发生的，之后在一定的时间内，它们会成为一个人群中的普遍现象，很有可能我们现在所发现的多数多态性，在我们非洲的祖先那里就已经存在了。除了Y一染色体，多数多态性的年龄相当古老，表明它们出现于在我们的祖先离开非洲之前。
　　而且，人类这一“种族”在地球上生活的历史并不长。从考古发现的人类化石中可以看到，直到3万年前，在不同地域生活的人才有了身体外表的区别，再以前，在非洲、亚洲和欧洲生活的人是非常相似的。尽管无从知道我们祖先的肤色、发型和其他的脸部特征，但从出土的骨骼中，我们可以推测“种族”的差异出现在距今不远的时期。很可能是在上一个冰川时期，人群的四处分散形成了不同人群的不同形态，并由此产生了“种族”的观念，它并不是像卡尔顿？库恩所认为的那样，不同的人种是千百年来各地区相互独立的进化过程决定的，因此“种族”是生物性的现实。比如，现在亚洲东北部人和美洲人的齿型相同，距今3万年的化石也显示出同样的齿型，但再向前回溯，亚洲人的牙齿和世界各地其他人的牙齿也非常相似。人群基因一致的另一个原因，是人类迁徙的习性使人群与人群不断地相互融合，在融合的过程中，基因变异图谱便会扩散在新的人群中。因此，即使是现代人离开非洲后才产生的基因标记，比如我们所遇到的大多数Y一染色体标记，它们广泛的分布，同样是人群混合的结果。
　　语言灭绝的动力学，表明目前人群相互融合的速度在加快，小数量的人群、曾经相对与外界隔绝的人群融入大的、占主流地位的人群，这一过程导致了许多语言的逐渐死亡，马恩人就是这样最终开始说英语的。一种语言的灭绝是由于其使用者的灭绝，这种情况几乎从未出现过，真正的原因是少数人群融入了多数之中。有没有真实的数据来说明这种变化呢？
　　回答是有。许多发达国家都进行人口普查，对一个国家的总体人数作统计学上的计算，这可能是由于分配政治权力等方面的需要，但它得出的数据可以深刻地反映一个社会的现实。美国的人口普查可能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它每10年进行一次，最近的一次在2000年。普查结果为美国的人口是两亿八千一百四十万，比1990年增加了13个百分点，同时它展示了在这个国家里民族的变化。2000年这次普查，人们首次可以精确地填写自已的民族，民族分类从5个增加到63个，首次反映了对少数民族的认同情况。
　　总体上，有680万人填写自己的民族是“白人”和“少数民族”的混合。当然，白人的分类中忽略了民族分类，发生在爱尔兰、黎巴嫩、摩洛哥的冲突足以说明“白人”中存在着不同的民族。因为在前面我们看到，民族的融合意味着DNA标记的广泛融合。以官方的“民族”分类，许多混血者事实上把自己划人了一个民族，这意味着美国人口中，混血者的数量要远远高于统计出的数字。例如根据美国人种普查局的报告，25%黑/白混血者选择自己为白人；将近一半的亚洲黄种人/白人、西班牙土著/白人选择自己为白人；高达81%的美洲土著/白人选择自已为白人。200U年美国人口普查的一个结果，是表明美国作为一个民族的大熔炉，其深刻.的融合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想像。
　　高尔夫球明星泰格·伍兹的家世，是美国当今民族混合的最形象的例子。据称，伍兹的祖先有非洲人、欧洲人和东南亚人，面对如此复杂的家族谱系，一个人很难决定自已属于哪一个民族。并且，即使能够确定自已民族的人，事实上也常常有不同民族的祖先。(1987年，有关线粒体“夏娃”论文发表以后，对它的批评之一，是凯、斯通肯、威尔逊所分析的“非洲血样”事实上是以生活在旧金山海湾地区的非洲裔美国人来代表“非洲人”。批评者指出，他们所得出的最古老的谱系的结论一一表明人类起源于非洲，事实上有可能并非来自于非洲！)1991年，他们发表了第二篇论文，这一次，他们的血样来自非洲，结果证明他们第一次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
　　只有在20 世纪，才会出现像泰格？ 伍兹这样的人。他的复杂的家族谱系、在世界不同地区的祖先，只可能在过去的100年里在美国这样的地方相遇在一起。伍兹的家谱反映了几个世纪以来的一个深刻变化，历史地说，在过去永远不可能相遇的人，现在就住在你的隔壁。人们对于民族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今天的人对混血儿的态度，与我们的祖先相比有了极大的变化。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好事，它意味着种族区别的观念已经淡去，人类正如基因数据所显示的那样，人群与人群的界线越来越模糊。融合正在消解古老的、地区性的基因多样性，取代它们的是世界主义大熔炉的标记。现在你到纽约的一家夜总会，对那里的100个人进行血液取样，得到的结果很可能是你找到了这本书中提到的每一个标记。到这里，我们的旅程也就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大爆炸，带来了新的基因模式。我们共同的祖先5万年前离开非洲，然后分成数支，在世界各地繁衍生息，基因的多样性就仿佛拼缝而成的毯子，它们把这些人群既区别又联系地联结在一起。而今天，它们被重新打乱、连接，它们再形成的图样是以往任何时期都无法想像的。尽管基因标记不会失去，但形成这些标记的“文本”将不再存在。虽然从纽约的一家夜总会的人群中取样，和从世界各地孤立的人群中取样一样，我们也能够找到不同的基因标记，但这样的结果几乎没有意义，因为我们无法把这些基因放进一个地理区域中进行分析。比如，我们能画出从非洲到澳大利亚的海上航程，是因为最古老的M130染色体只能在欧亚南部的部分地区找到，而在中东找不到它的足迹。一群本地人在一地持续生活若千年，我们才有希望从他们的基因组成中推测出他们的祖先。古老、地区性的人群是关键所在，谱系融合发生得越少越有利于我们的工作，而这样的人群正在消失。语言的现状如同一个石蕊试验，孤立的人群正在被迅速地吞没。而且，由于现代工业社会的影响，这些人群的成员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城市，在那里，他们的标记很快就会消失于世界多样性的大熔炉之中。很不幸，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他们所讲述的独特的故事也就消失了。
　　一些少数民族意识到了世界大同所带来的灾难，纷纷反对文化全球化的浪潮。欧洲的激进主义分子，比如巴斯克ETA、炸毁麦当劳店的法国农民、在世界经济首脑会议期间反全球化的示威者等等，他们所发出的信号，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多元文化正在消失。但是，他们的方法过于偏激，难以得到广泛的支持。对多数地区的人来说，变为地球村的一部分所带来的眼前利益，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是否离开古老的村庄，离开家乡，往往纯粹是个人的决定，他们期望在别处能得到更好的生存机会，或者这种机会在家乡已经不存在了。因此，谁能阻止个人内心的愿望和决定呢？在这样的战役里，厄运在激进分子们一边。
　　故事只能讲到此为止。无论如何，它只能算是一个纲要，更详尽的叙述、更深人的解答，还需要漫长而艰苦的研究工作。现在我们知道了森林，但远没有了解所有的树木。不幸的是，由于意识到了民族文化面临被吞食的危险，许多地区的人现在已经拒绝参与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在殖民掠夺的历史中，20世纪中期曾经发生过用澳大利亚土著人做药物试验的可怕事件，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地区的原居民都对科学工作者怀着戒备的心理。激进主义者还提出考古挖掘应遵守古老的禁忌，要求将出土的文物重新埋藏。某种程度上，遗传研究也面临同样的境况，因为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在当前生活着的人们的血液中“挖掘”人类的历史，当地的原居民可以认为这种研究是“窥私癖”（或者更糟）。另外，研究文化的独特性，还往往伴随着这样的结果：科学得出的结果往往与文化本身的信仰冲突，因此越来越多的原居民拒绝参与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我们渴望研究不同的人们，因此科学家有责任解释这种工作的正当性，说服人们与我们通力合作，只有那样我们才能重新获得已经失去的信任。
　　今天的人类，与我们2000代以前离开非洲的，旧石器时代的祖先有许多共同之处，同样充满了力量，充满了自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大爆炸，使我们获得了科学的工具，让我们有能力读出最伟大160的历史书― 写在我们DNA中的伟大史书。但正是这次大爆炸，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化文本，把这本书放进这样一个新的文本，字迹变得如此难以辨认。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基因数据清晰地告诉我们，作为人类，我们拥有一部共同的历史，每一个人都携带着独特的一章，它就锁在我们的基因组里，它属于我们，也属于我们的后代，它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它、了解它。从我们的祖先从树上走到地面的那一天起，我们用智力不断地探索外部世界、寻求未来，过去的几千年，我们最终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我们的世界。农业的发展点燃了文化的导火索，让我们有力量选择进化的轨道。获得了权力，责任也随之而来。当我们身处残酷的世界，为生存而搏斗时，我们无力去自我发现。而现在，一旦旅程中的记录全部丢失，关于我们的祖先如何走出非洲、如何成为地球上的统治者的古老史诗也会湮没，他们所留下的所有的足迹将会永远消失于大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