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者将人类物质文明的标志,概括为城巿、金属器、文字及宗教祭祀活动场所等四要素。一般来说,在某个地域内的某个社会里,只要同时具备了四个要素中的2——3个,便可以确认该社会已进入文明时代。著名考古学
一、彝文献使夜郎研究为之一变
夜郎历史文化的研究,始于晚清,而盛于上个世纪的后半叶,特别是70年代以后。这些研究的成果主要来自考古学、历史学及民族学领域,成绩不小,贡献很大。但是这些研究除了极少数彝族学者之外,基本上都是用汉文化的视角。其所依据的历史资料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汉记》及《华阳国志》等几部汉文献中的有限记载,总量不超过2000字。所以到了世纪末,夜郎研究出现重复自已或重复别人的失语态势,而陷入尴尬处境,实在是势所必然。
在这些研究中,彝族学者们的观点犹如空谷足音,引起了我的特别震动。比如
这个“本”,就是彝文献。
其实,主张夜郎国是彝族先民夷人创立的国家,这种观点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就曾出现过,比如民俗学者马学良通过对云南彝区的考察而获此认识,地质学家
我不这么看。人类创造的文化是包括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社会(制度)文化三个方面的,出土文物仅仅是一个民族创造的物质文化中很小的一部份,涵盖不了所有的文化。所以考古学的材料及方法对于夜郎文化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但却不是唯一的,搞考古崇拜就更不对了。汉文献是中原王朝史官用汉字记存的历史,彝文献同样也是由彝族毕摩和摩史用彝文字记存的历史,毕摩和摩史的特殊身份,使他们在彝族历史上承担了祭师和史官的责任,因此汉文献是文献,彝文献也同样是文献。不能厚此薄彼,更不应搞汉文献崇拜。举个例子来说,比如因为崇信司马迁,所以连《华阳国志》记竹王传说一节,有的学者凭主观想象,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未与采信”,因而怀疑“竹王传说”对于夜郎历史文化研究的价值。至于彝文献中关于竹王世系及竹王传说的记载,就以为更不可信了。其实就《史记》、《汉书》对西南夷及夜郎、滇等方国的历史文化的记载来说,局限性也是很大的。其表现一是粗,二是误,三是只用了汉文化的视角。当时的交通极为不便,加之不懂夷文和西南夷其他民族的语言,司马迁不可能深入到西南夷及夜郎的腹心地带,所得大多为别人转述的第二手材料,即犍为郡地方官的汇报及唐蒙回朝奏报时的耳食之言,缺失甚多,错误之处难免。比如把“蒟酱”记作“枸酱”,结果带来了一段至今仍理扯不清的公案。这是历史的局限,并不影响司马迁大史学家的地位。我们援引此例,主要是为了说明司马迁的记述对于夜郎历史文化研究虽然很重要,但将司马迁的立论绝对化、搞汉文献崇拜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对彝文献真实可靠性的怀疑,主要来自“彝族文字出现在元明之后”的观点。现在通过大量考古发掘,已经证实这一看法与历史不符。比如西安半坡出土陶器上的50个刻划符号,有22个与彝文字形、义相同或相近;威宁中水出土的陶文,不但与半坡刻符书写的风格一致,在不同的13个字中,有8个字与彝文字形、义相同或相近。又如龙山陶文中的文字,完全可以按照彝文释读,而半坡文化及龙山文化经测定,距今都已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这与《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彝文献中所记是一致的:相当于汉文献记载的“三皇”后期,夷人中就已出现“心想知识、口讲知识、手写知识”的高级知识分子,表明夷人早已有了文字。此外,贵州出土的彝文“万古擂钵”上的五个彝文字,战国彝文夜郎王印上的彝文字,特别是赫章可乐银子岩上的汉阳、平夷划界石刻,表明夜郎时代作为统治民族的夷人早已有了成熟的文字。《华阳国志·南中志》说:“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这里的“夷经”,指的正是彝文献。
近20年来,由王兴友、罗国义、王子国、王子尧、王继超、阿洛兴德、阿候布谷等一批彝族学者翻译的大量彝文献的出版,以及陈英、陈世鹏、龙正清、张福、且萨乌牛等众多学者对夜郎历史文化的研究,使得上述观点不攻自破,,而陷入窘境的夜郎研究也为之一变,出现了转机。凭借彝文献来研究西南地区上古文化、夜郎文化的人也逐渐增多,除彝族学者外,也包括不少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学者。笔者即是其中之一。
二、彝文献帮助解开历史之谜
我很幸运,在我走进夜郎文化研究的领域时,即有幸读到《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物始纪略》、《夜郎史传》、《益那悲歌》、《彝族创世志》、《宇宙人文论》、《土鲁窦吉》、《彝族诗文论》及《彝文金石图录》等一批彝文献的汉译本。这些彝文献不但让我认识了一个民族,认识到这个民族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怎样的辉煌,其所创造的文化,不仅有崛起于中国西南、可与商、周媲美的青铜文化,这里的稻作文化也是亚洲稻作文化起源地之一。她的养蚕丝织业的兴起,清、浊二气哲学观的创立,先天八卦及五行学说的创制,十月太阳历的推算和应用,以及在数学、医学等领域内的发明创造,在彝文献中都有记载,因而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而在西南夷及其夜郎研究中,彝文献的直接功用就是弥补了汉文献的缺失,帮助我们解开了若干历史之谜。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