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文献与夜郎文化研究

人类学者将人类物质文明的标志，概括为城巿、金属器、文字及宗教祭祀活动场所等四要素。一般来说，在某个地域内的某个社会里，只要同时具备了四个要素中的2——3个，便可以确认该社会已进入文明时代。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早已指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长江以南即是一个源头。而南方文明的产生和存在，根据现在研究的结果看来，夜郎时代的西南夷文明在四大要素中，又显得最为完善：四川三星堆，云南晋宁石寨山，贵州赫章可乐及威宁鸡公山等遗址的发掘，印证了青铜文化的发达及祭祀活动的频繁和规模之大；而城巿作为西南夷上古时代的存在，除了考古的证实，尚有彝文献的佐证。用古彝文记录并流传下来的卷帙浩繁的彝文献，更是南方文明中的一朵奇葩。因为彝文献的存在，不但使西南夷的文明增添了异彩，比之用汉字记述中华古代历史文化的汉文献，可以说毫不逊色。尤其是两种文字对于中华远古文明的记存，理所当然地使汉、彝文献成了两座并世而立的宝库和历史的丰碑。其中对于西南夷的记存，彝文献更弥补了汉文献的不足。夜郎历史文化的研究，正可说明这一点。

                   一、彝文献使夜郎研究为之一变

夜郎历史文化的研究，始于晚清，而盛于上个世纪的后半叶，特别是70年代以后。这些研究的成果主要来自考古学、历史学及民族学领域，成绩不小，贡献很大。但是这些研究除了极少数彝族学者之外，基本上都是用汉文化的视角。其所依据的历史资料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汉记》及《华阳国志》等几部汉文献中的有限记载，总量不超过2000字。所以到了世纪末，夜郎研究出现重复自已或重复别人的失语态势，而陷入尴尬处境，实在是势所必然。

在这些研究中，彝族学者们的观点犹如空谷足音，引起了我的特别震动。比如余宏模先生提出“夜郎”二字为彝文音译，意为“黑且深的大水”、“所谓黑水、大水、深水，都系指金沙江而言，也可以译意为从金沙江流域迁徙而来的”。1认为夜郎国的主体民族是夷人和濮人，“统治民族当为夷人，被统治民族的居民中有大量濮人。”进而指出：夜郎国为彝族先民武僰支系所创立。2王正贤先生关于夜郎国史划分为五个历史阶段，夜郎时代修建了多个城池，包括可乐、贵阳、安顺、昆明、成都等，3都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和思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易谋远在世纪末出版的《彝族史要》一书中采纳了他们的观点，认为彝文献中的“液那”就是汉文献中所称的“夜郎国”；进而认为夜郎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武僰系部落群不等于广义的夜郎即夜郎民族集团”等。4在众说纷纭的争议中，让人感到其立论恳切而自信，既不是不着边际的想象和揣测，也不是耸人听闻的故弄玄虚，而是真正的有所本。

这个“本”，就是彝文献。

其实，主张夜郎国是彝族先民夷人创立的国家，这种观点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就曾出现过，比如民俗学者马学良通过对云南彝区的考察而获此认识，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编《爨文丛刻》后即得此结论，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依据了彝文献。这两位汉族大学者实事求是、深入民间、通过民俗学及民族文献学研究夜郎的学风，后来不幸中断。一些专家不承认彝文献的真实性，认为彝族先民进入贵州是在东汉以后，连夜郎国的主体民族都算不上，何谈统治民族；有的专家甚至认为彝文字出现在元明之后，连济火的彝文记功碑都是后人假托。应该说这些观点的出现有客观原因，那时候翻译过来的彝文献还较少；但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表现为对考古学及汉文献的崇拜。在一些人看来，非出土文物不能谈夜郎文化；或者认为汉文献才是文献，彝文献就不算文献。

我不这么看。人类创造的文化是包括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社会（制度）文化三个方面的，出土文物仅仅是一个民族创造的物质文化中很小的一部份，涵盖不了所有的文化。所以考古学的材料及方法对于夜郎文化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但却不是唯一的，搞考古崇拜就更不对了。汉文献是中原王朝史官用汉字记存的历史，彝文献同样也是由彝族毕摩和摩史用彝文字记存的历史，毕摩和摩史的特殊身份，使他们在彝族历史上承担了祭师和史官的责任，因此汉文献是文献，彝文献也同样是文献。不能厚此薄彼，更不应搞汉文献崇拜。举个例子来说，比如因为崇信司马迁，所以连《华阳国志》记竹王传说一节，有的学者凭主观想象，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未与采信”，因而怀疑“竹王传说”对于夜郎历史文化研究的价值。至于彝文献中关于竹王世系及竹王传说的记载，就以为更不可信了。其实就《史记》、《汉书》对西南夷及夜郎、滇等方国的历史文化的记载来说，局限性也是很大的。其表现一是粗，二是误，三是只用了汉文化的视角。当时的交通极为不便，加之不懂夷文和西南夷其他民族的语言，司马迁不可能深入到西南夷及夜郎的腹心地带，所得大多为别人转述的第二手材料，即犍为郡地方官的汇报及唐蒙回朝奏报时的耳食之言，缺失甚多，错误之处难免。比如把“蒟酱”记作“枸酱”，结果带来了一段至今仍理扯不清的公案。这是历史的局限，并不影响司马迁大史学家的地位。我们援引此例，主要是为了说明司马迁的记述对于夜郎历史文化研究虽然很重要，但将司马迁的立论绝对化、搞汉文献崇拜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对彝文献真实可靠性的怀疑，主要来自“彝族文字出现在元明之后”的观点。现在通过大量考古发掘，已经证实这一看法与历史不符。比如西安半坡出土陶器上的50个刻划符号，有22个与彝文字形、义相同或相近；威宁中水出土的陶文，不但与半坡刻符书写的风格一致，在不同的13个字中，有8个字与彝文字形、义相同或相近。又如龙山陶文中的文字，完全可以按照彝文释读，而半坡文化及龙山文化经测定，距今都已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这与《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彝文献中所记是一致的：相当于汉文献记载的“三皇”后期，夷人中就已出现“心想知识、口讲知识、手写知识”的高级知识分子，表明夷人早已有了文字。此外，贵州出土的彝文“万古擂钵”上的五个彝文字，战国彝文夜郎王印上的彝文字，特别是赫章可乐银子岩上的汉阳、平夷划界石刻，表明夜郎时代作为统治民族的夷人早已有了成熟的文字。《华阳国志·南中志》说：“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这里的“夷经”，指的正是彝文献。

近20年来，由王兴友、罗国义、王子国、王子尧、王继超、阿洛兴德、阿候布谷等一批彝族学者翻译的大量彝文献的出版，以及陈英、陈世鹏、龙正清、张福、且萨乌牛等众多学者对夜郎历史文化的研究，使得上述观点不攻自破，，而陷入窘境的夜郎研究也为之一变，出现了转机。凭借彝文献来研究西南地区上古文化、夜郎文化的人也逐渐增多，除彝族学者外，也包括不少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学者。笔者即是其中之一。                

二、彝文献帮助解开历史之谜

我很幸运，在我走进夜郎文化研究的领域时，即有幸读到《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物始纪略》、《夜郎史传》、《益那悲歌》、《彝族创世志》、《宇宙人文论》、《土鲁窦吉》、《彝族诗文论》及《彝文金石图录》等一批彝文献的汉译本。这些彝文献不但让我认识了一个民族，认识到这个民族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怎样的辉煌，其所创造的文化，不仅有崛起于中国西南、可与商、周媲美的青铜文化，这里的稻作文化也是亚洲稻作文化起源地之一。她的养蚕丝织业的兴起，清、浊二气哲学观的创立，先天八卦及五行学说的创制，十月太阳历的推算和应用，以及在数学、医学等领域内的发明创造，在彝文献中都有记载，因而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而在西南夷及其夜郎研究中，彝文献的直接功用就是弥补了汉文献的缺失，帮助我们解开了若干历史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