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柳亚子在上海作了一首诗,诗名《存殁口号》,内容是:“神烈峰头墓草青,湖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诗中的“两列宁”,一是孙中山,一是毛主席。这可以说是,柳亚子预见了毛主席将成救国的英雄。
但他并不是最早预见此事的人。最早预见者另有其人,此人便是毛主席的师长袁吉六。袁吉六这个人很“普通”,不过是旧时代走出的一位尽责尽力、诲人不倦的好老师罢了。
延安时期,毛主席同美国记者斯诺,谈到自己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情形,眉飞色舞地说:“我们学校里有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取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当时嘲笑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即简单叙事),更看不起被我视为偶像、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就是个半通不通的人。”
接着,毛主席又说:“因此,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最终学会了古文的措词。多亏了这袁大胡子啊。如果今天我还需要的话,仍能够写出一篇过硬的古文。这段学习经历,对我的写作有着极大的裨益。”
虽然毛主席称呼自己的老师为“袁大胡子”、“大胡子”,并不意味着他不尊重这位老师;相反,袁吉六是毛主席在湖南一师时,最敬重的国文老师。袁吉六,名士策,字吉六。他是学校老师中年龄最大的,留着一簇长胡须;因此,包括毛主席在内的全校师生,都尊称他“袁大胡子”。
袁吉六是湖南一师中,最通文字学的,他注重典范的古文教学,写得一手好桐城派古文。毛主席酷爱文学课程,学习起来刻苦认真;而且他的气质非凡,思维活跃,文思敏捷,深得袁吉六的喜爱。
毛主席受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和胡适倡导的新白话运动的影响,有段时间特别爱写那种半文半白的文章。袁吉六看后感觉很是不舒服,便戏称这是“新闻记者的手笔”。袁吉六十分器重才华横溢的毛主席,为了培养好他,除在课堂教授他知识外,还经常给他开“小灶”——找他谈话,介绍他读古文,并将自己不轻易示人的藏书借他阅读。
袁吉六“多读、多写、多想、多问”的“四多读书法”,让毛主席深受启发,受益良多。很快,毛主席的文章就大有进步,袁吉六也感到十分高兴,夸他文章“大有孔融的笔意”。袁吉六还很得意地将毛主席的文章,传递给其他师生看。
袁吉六作为一名老师,不仅对毛主席的学业十分关心,他的前途和发展也放在心上。1915年夏天,湖南一师发生驱逐校长张干的学潮,毛主席牵扯其中,校方决定开除他学籍。但在袁吉六联合徐特立、杨昌济等教师的坚决抵制,鼎力担保下,校方的开除学籍决定被迫取消了。
事后,袁吉六与同事们说起毛主席,评价道:“挽天下危亡者,必斯人也。”1918年毕业后,他们师生之间还有联系;但到1927年后,就再也没有联络了。全国解放后,毛主席才知道恩师袁吉六,在1932年就去世了。
毛主席不胜悲伤,于是将自己对恩师的情感和报答,转到还健在的师母身上。毛主席多次邀请袁吉六的妻子来京观礼,得知师母生活有困难后,还用自己的稿费多次资助。1952年,当地政府重修袁吉六墓,毛主席亲笔书写碑文:“袁吉六先生之墓。”
能教出毛主席这样的学生,是袁吉六一辈子的荣耀。同时,毛主席也幸得袁吉六这样的师长照顾、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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