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柳亚子在上海作了一首诗，诗名《存殁口号》，内容是：“神烈峰头墓草青，湖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诗中的“两列宁”，一是孙中山，一是毛主席。这可以说是，柳亚子预见了毛主席将成救国的英雄。
但他并不是最早预见此事的人。最早预见者另有其人，此人便是毛主席的师长袁吉六。袁吉六这个人很“普通”，不过是旧时代走出的一位尽责尽力、诲人不倦的好老师罢了。
延安时期，毛主席同美国记者斯诺，谈到自己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情形，眉飞色舞地说：“我们学校里有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取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当时嘲笑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即简单叙事），更看不起被我视为偶像、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就是个半通不通的人。”
接着，毛主席又说：“因此，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最终学会了古文的措词。多亏了这袁大胡子啊。如果今天我还需要的话，仍能够写出一篇过硬的古文。这段学习经历，对我的写作有着极大的裨益。”
虽然毛主席称呼自己的老师为“袁大胡子”、“大胡子”，并不意味着他不尊重这位老师；相反，袁吉六是毛主席在湖南一师时，最敬重的国文老师。袁吉六，名士策，字吉六。他是学校老师中年龄最大的，留着一簇长胡须；因此，包括毛主席在内的全校师生，都尊称他“袁大胡子”。
袁吉六是湖南一师中，最通文字学的，他注重典范的古文教学，写得一手好桐城派古文。毛主席酷爱文学课程，学习起来刻苦认真；而且他的气质非凡，思维活跃，文思敏捷，深得袁吉六的喜爱。
毛主席受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和胡适倡导的新白话运动的影响，有段时间特别爱写那种半文半白的文章。袁吉六看后感觉很是不舒服，便戏称这是“新闻记者的手笔”。袁吉六十分器重才华横溢的毛主席，为了培养好他，除在课堂教授他知识外，还经常给他开“小灶”——找他谈话，介绍他读古文，并将自己不轻易示人的藏书借他阅读。
袁吉六“多读、多写、多想、多问”的“四多读书法”，让毛主席深受启发，受益良多。很快，毛主席的文章就大有进步，袁吉六也感到十分高兴，夸他文章“大有孔融的笔意”。袁吉六还很得意地将毛主席的文章，传递给其他师生看。
袁吉六作为一名老师，不仅对毛主席的学业十分关心，他的前途和发展也放在心上。1915年夏天，湖南一师发生驱逐校长张干的学潮，毛主席牵扯其中，校方决定开除他学籍。但在袁吉六联合徐特立、杨昌济等教师的坚决抵制，鼎力担保下，校方的开除学籍决定被迫取消了。
事后，袁吉六与同事们说起毛主席，评价道：“挽天下危亡者，必斯人也。”1918年毕业后，他们师生之间还有联系；但到1927年后，就再也没有联络了。全国解放后，毛主席才知道恩师袁吉六，在1932年就去世了。
毛主席不胜悲伤，于是将自己对恩师的情感和报答，转到还健在的师母身上。毛主席多次邀请袁吉六的妻子来京观礼，得知师母生活有困难后，还用自己的稿费多次资助。1952年，当地政府重修袁吉六墓，毛主席亲笔书写碑文：“袁吉六先生之墓。”
能教出毛主席这样的学生，是袁吉六一辈子的荣耀。同时，毛主席也幸得袁吉六这样的师长照顾、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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