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各放一天假，他们会如何度过?”
2013年12月17日，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著名红学专家陈晋在“岭南大讲坛上提出的一个有趣的设想。陈晋认为，如果能有难得的一个休息日，毛泽东一定会看一天的书，周恩来会邀请文艺界的朋友来家里聚会。
一、
陈晋的理由是，一个人选择怎样的休闲方式，是他文化底色和性格本色的自然流露。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养成了刻苦读书的良好习惯，年轻时的毛泽东曾经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进行了半年的封闭性读书，天天在里面废寝忘食，风雨无阻。1936年7月，他在延安接受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回忆说：我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我认为对我极有价值。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只停下来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饭。我天天在图书馆读到关门才出来。
毛泽东的同学萧三曾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书中这样描述：每天图书馆一开门，毛泽东总是第一个进来，选出几本当天要看的书，坐在阅览室的桌前用心地看，一直到要关门的时候才出去。整整一天，只有中午吃着带来的饼子时的半个小时，才算是他休息的时间。
毛泽东的座右铭是“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最大的乐趣就是读书。
有一次，毛泽东在老师罗元鲲家里看到一套“二十四史”，于是向罗老师提出了借阅的请求。罗元鲲虽然同意了，但提出必须分期分批地借，并要求毛泽东用两个学期的课余时间全部读完这部皇皇巨著，读完一本归还一本，归还一本续借一本。毛泽东高兴地满口答应了下来。
借到书后，以惊人的毅力，利用两个学期的课余时间读完了这套约4000万字的“二十四史”。为了不影响同寝室的同学休息，毛泽东自制了一盏竹筒罩子油灯，天天通宵达旦地阅读，也留下了毛泽东在一师“竹筒罩灯光，夜读廿四史”的故事。
毛泽东在延安时说过：“如果再过10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更加难得的是，毛泽东不仅爱读书，而且很善于做读书笔记，叫“不动笔墨不看书”。据徐特立回忆，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读书笔记、日记、手抄书、剪报本等，“积有好几网篮”。
古今中外所有的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中，像毛泽东这样酷爱读书、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人非常罕见。因为读书对毛泽东来说不是简单的兴趣，也不是为了工作的需要，而是一种基本的生活常态。
读书是获取未知的知识,提升思想的境界。毛泽东把读书作为精神存在和思想提升必要方式，表明未知的东西对他有一种极强的诱惑，要以有涯之生尽量包容、填充那未知的空间。读书对毛泽东来说，也是一种独特的心灵对话，一场与先哲的思想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他能够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寻得一种智慧愉悦和审美满足。
毛泽东读书有着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将读书运用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当中，构建博大精深的论学思想和安邦治国的科学理论体系。
二、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的读书黄金期，也是他文章创作的黄金期。毛泽东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和精力读书，是因为他要对中国革命和实践进行理论上的创造，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延安初期，毛泽东的择读重点是军事与哲学书籍。集中阅读军事书籍，是为了制定全面抗战的军事战略和全面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这个时期读过的哲学书籍包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哲学选辑》等，通过阅读这些哲学著作，让他确立了解决一切问题最根本的方法论，即实事求是和对立统一。
在延安的窑洞中，毛泽东曾写下过不少的巨著对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有着长远意义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都是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哲学视角对中国革命实践所进行的深入系统的经验总结和理论阐述，也成为全党确立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南。
众所周知，延安时期的毛泽东非常繁忙，但却从来没有离开过读书。正如他1939年5月在延安学习运动动员大会的讲话中说的那样：学习的方法是“挤”和“钻”，工作忙就要挤时间，看不懂就要钻进去。中国本来把读书就叫“攻书”，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攻之。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心从武装斗争转为大规模经济建设。从这一时期开始，毛泽东又开始有针对性地大量阅读经济学著作，阅读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等著作。
毛泽东住在中南海有个小院名叫菊香书屋，这里也是他专门用来读书的地方。他逝世后，保存在菊香书屋的书共有9万多册。这些书籍基本他都读过，很多书籍上还留下了他的批注。
毛泽东读书非常广博，对一些流传不广的书也有涉猎。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和整理毛泽东的著作时，就经常需要查很多的书，才能对毛泽东的一些批注做注释，很多时候，连文献室的专家们都很难查到毛泽东批注的出处。
“九一三”事件中，林彪乘飞机外逃，毛泽东说了一句著名的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和整理毛泽东的档案时，一直找不到这个俗语的出处。经过反复查找，才在清朝嘉庆年间一个叫张南庄的人写的一本讲鬼故事的滑稽章回小说《何典》中找到了这句话的出处。专家们叹服地说：“我敢说一万个人里面，也找不到一个看过这本小说的人，主席的博学真的让人佩服！”
毛泽东说过，自己读书是“真读真学”。什么叫“真读真学”？
一是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毛泽东曾对人说，《共产党宣言》他读过十几遍，《红楼梦》已经至少读了几十，尤其注意将一些不同版本对照起来读。他不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也读唯心主义的书，甚至蒋介石的书也读。他曾说过，要读蒋介石的书，我们有些同志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
二是毛泽东还注重讨论式阅读。他不光是自己闷头读，读完以后常常和别人讨论，有时是边读边议。1959年底毛泽东还专门组织读书小组到杭州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读了两个月,议出了许多好的思想。把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历史阶段，就是毛泽东在这次阅读中提出来的，这也是我们上世纪80年代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的认识源头。
三是毛泽东讲究读书要读懂、不能不求甚解。1931年，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去攻打长沙时，敌方火力很猛，红军伤亡很大。林彪想到他读过一本连环画里面有一种战法叫火牛阵，在牛尾巴上绑上稻草，点上火让牛冲敌人的阵营。林彪于是按样照搬，结果牛上了战场后，听到枪炮声吓得掉头就跑，结果把红军的阵地冲了个七零八落。
在战后总结经验教训时，毛泽东就批评林彪读书不求甚解，牛是自由主义，一定要集体主义才能打。连环画上没有把它画出来，如果读《春秋》、《左传》就明白了，火牛阵是每四头牛为一组，在他们的颈部用木头相连，这时候在牛尾巴上点上火再往前冲，这样敌人打枪，拐不了弯，只能往前冲。后来林彪按照毛泽东说的去做，“火牛阵”果然大获成功。
三、
对于一些能启发人的好书，毛泽东也爱向人推荐。1973年毛泽东便曾向王洪文推荐过一本书叫《后汉书刘盆子传》的书，并告诉王洪文，这本书写的是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军要选一个人当皇帝，就从参加这支起义军的几十个刘氏后裔中找出三个血统最近的来抽签，结果被一个叫刘盆子的放牛娃抽到了。刘盆子当皇帝后却不务正业，最后落 得个被杀的下场。毛泽东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是想提醒王洪文，你能力不够格，要有自知之明，千万不要学刘盆子。
晚年时期，毛泽东的读书重点转变成文史方面。这与当年的政治背景、个人思想和心境有关。毛泽东的读书范围更加广泛，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学、军事等书籍无所不读。尤以中外各种历史书籍居多，特别是中国历代史书，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历朝纪事本末、野史、稗史等都广泛涉猎。
这些阅读思接千载，神游八荒，或从历史中汲取经验，表达毛泽东对于现实问题的看法；或是在与古人的精神对话中排遣挥之不去的情怀。
毛泽东晚年还读过很多诗词歌赋，这些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也与毛泽东晚年的复杂心态有关。读诗词曲赋的时候，政治、社会、理想、现实、壮志、暮年等意象，往往能在他的感情世界掀起巨大的波澜，从中寻求心志的勉励和抚慰。他晚年反复读庾信的《枯树赋》，还考证一些词句的意思，比较各种注解，每次读到“树尤如此，人何以堪”时,年逾80岁的一代伟人常常禁不住泪水纵横。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毛泽东依然读书不止。菊香书屋的藏书经常满足不了他的读书需求，工作人员经常要去北京图书馆等处借书给毛泽东阅读。仅1974年一年，毛泽东借阅北京图书馆等单位的书刊就有近600种、1100余册。就连他睡觉的床上，一半也被那垒起来半尺多高的书籍占据着，可谓“一墙古籍半床书，谈笑风生榻上居”。
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的书房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
1976年9月8日，毛泽东在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中，仍然由工作人员托着文件或书籍阅看了11次，共计2小时50分钟。几个小时后，老人家便与世长辞。所以陈晋认为，对于这样一位爱读书爱了一辈子的伟人，如果给他放一天假，毛泽东绝对会用来读书，而不可能有其他选择。
四、
与毛泽东相比，周恩来看书的时间虽然要少一些，但在新中国文艺史上，周恩来素有“艺术总理”的美誉。作为一个日理万机的大国总理，周恩来对作家艺术家们格外关心，与他们的关系十分密切，并且在与艺术家的交往中，提出了一系列高屋建瓴的文艺工作要求，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与京剧一代宗师梅兰芳先生之间有着深厚的情谊。梅兰芳常对晚辈说，周总理是他最敬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1949年9月，梅兰芳应周恩来邀请，从上海赴京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发言。1周恩来告知梅兰芳，希望他能担任即将成立的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梅兰芳欣然应允。
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后，梅兰芳被安排在护国寺街甲1号住。这里地方比较狭窄，尤其是当时梅兰芳的两个儿子都正面临结婚，因此住房就显得有些局促。周恩来知道后马上找来有关负责人为梅家加盖了南房等十多间住房，解决了梅兰芳的住房困难。
50年代时，梅兰芳萌生了参加共产党的意愿，但又怕自己不够条件。有一次周总理邀请梅兰芳吃饭，陈毅也在座。席间总理对梅兰芳说：“这些年你在文艺界起到了表率作用，我和陈老总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希望你能加入中国共产党。”梅兰芳非常感动，当场表示：“总理日理万机，公务繁忙，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演员，不敢再给总理增添负担，我就请我单位的两个书记做我的入党介绍人吧！”周恩来赞许地说：“梅兰芳先生思想境界很高，真是一个好同志。”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周总理经常在中南海召开一些小范围的文艺座谈会，征询文艺界同志们的意见。
1956 年春天，周恩来又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了一个小型作家座谈会，议题是作家稿费问题。因为当时的稿酬偏低，作家们有些意见，所以周总理请了十几个作家来座谈，作一些调查研究，参会的有郭沫若、老舍、曹禺，还有刘白羽、周立波、艾青、赵树理等。
座谈会上，周恩来亲切地和大家拉家常。正在这时，主管文学艺术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进来了。曹禺正坐在在门口沙发上，看到周扬进来，于是起身让了个座。
这本来是极平常的一件小事，不料被周总理看见了，待周扬坐定后，周恩来温和地说：“曹禺同志，你是作家，作家是为民者清，我们是当官的，为官者俗，周扬来了，你就赶快起身让座，可见也不太清嘛！”
因为要讨论稿酬标准，周总理就调查作家们的开支情况。青年作家李准站起来说自己的工资是65元，有三个孩子，但妻子和孩子都在农村当农民，所以也够花了。周总理马上说：“你这个没有代表性。一个作家的生活标准，不能按农民算。作家的劳动是艰苦的劳动，应该有所照顾。”
周恩来又询问起老舍先生的每月开支花销。总理算得很仔细，连茶叶、招待烟都得算上。算到最后，大体上得出按当时的物价，每月要300元左右。周总理最后说，我们国家还不富裕，但对作家、艺术家，不能难为他们。要出大作品好作品，得有一定物质条件，我们国家现在才有几个作家！应该让他们安心创作，无衣食之虞。
周恩来对文艺工作者的关心，文艺家们十分感动，纷纷评价周恩来“如冬日之阳”，周恩来的家也成了文艺工作者最喜欢拜访的一个去处。所以陈晋才会断定，如果周恩来真的有休息的时间的话，肯定会邀请文艺界的朋友来家里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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