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是我国古代文论家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诗经》的作者关于作诗目的的叙述中就有“诗言志”这种观念的萌芽。作为一个理论术语提出来，最早大约是在《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后来“诗言志”的说法就更为普遍。《尚书·尧典》中记舜的话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尧典》的“诗言志”，是说“诗是言诗人之志的”，这个“志”的含义侧重指思想、抱负、志向。
各家所说的“诗言志”含义并不完全一样。
《左传》所谓“诗以言志”意思是“赋诗言志”，指借用或引申《诗经》中的某些篇章来暗示自己的某种政教怀抱。
《尧典》的“诗言志”，是说“诗是言诗人之志的”，这个“志”的含义侧重指思想、抱负、志向。
战国中期以后，由于对诗歌的抒情特点的重视以及百家争鸣的展开，“志”的含义已逐渐扩大。孔子时代的“志”主要是指政治抱负，这从《论语》中孔子要观其弟子之志就可看出来。而庄子“诗以道志”的“志”则是指一般意义上人的思想、意愿和感情。《离骚》中所说“屈心而抑志”，“抑志而弭节”，这个“志”的内容虽仍然以屈原的政治理想抱负为主，但显然也包括了因政治理想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愤激之情及对谗佞小人的痛恨之情在内。至于他在《怀沙》中所说“抚情效志兮，冤屈而志抑”，“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这里的“志”实际上指的是他内心的整个思想、意愿、感情。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先秦“诗言志”的内容是有发展变化的。
到汉代，人们对“诗言志”即“诗是抒发人的思想感情的，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这个诗歌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基本上趋于明确。《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志并提，两相联系，比较中肯而客观。
诗言志，无论是直抒胸臆，还是通过象征手法来表现自己的心曲，都应该遵循诗歌创作的基本要求，寓志于形象之中。如张祜的《咏内人》：
禁门宫树月痕过，媚眼惟看宿燕窠。
斜拔玉钗灯影畔，剔开红焰救飞蛾。
首句说宫内树梢上的月亮在不断地移动着位置，这表明时间已经过了很久。而一位官廷妇女还没有休息，她那双漂亮的眼睛，什么都不看，只盯着双栖的燕窝，这表明她对正常的家庭生活的渴望。三、四两句通过对她拯救飞蛾的细节描写，使我们联想到她的命运同飞蛾一样，被选入宫还以为是进入了令人神往的光明世界，没想到却被送进了黑暗的地狱。飞蛾误扑灯火尚且有自己拯救，又有谁来拯救自己呢。这两句诗充分地表现了她对自由的向往。而这些内容全都隐藏在具体的诗歌形象中。
高明的诗人往往将自己的志向融化在诗歌形象中，而丝毫不露迹，如曹操的《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耸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诗的最后提到“歌以咏志”，关于志的具体内容诗人没有说，但是从诗歌所描绘的可以容纳日月星辰的沧海形象中我们也能体会出来，那就是统一中国。当时的时代背景也说明了这一点。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馀万户。袁绍皆立其酋豪为单于，以家人子为己女，妻焉。辽西单于踏顿尤强，为绍所厚，故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害。”曹操将征之。建安十二年207二月，曹操下《封功臣令》曰：“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于是大封功臣二十余人，皆为列候，其余各以次受封，及复死士之孤，轻重各有差。这就为北伐，续定天下做了准备工作。八月。操登白狼山，杀踏顿，降者二十余万。袁熙、袁尚兄弟奔辽东。九月，曹操引兵还，辽东太守杀袁熙、袁尚，传其首来报。曹操一战而统一了北方，心情当然是高兴的。在班师途中，至渤海边，写下了这首诗。
后人对此诗中所表现出来的统一中国的英雄气概颇为赞赏，如清人张玉谷指出：
此志在容纳，而以海自比也。首二，点题直起。“水何”六句，铺写沧海正面，插入山木草风，便不枯寂。“日月”四句，转就日月星汉凭空想像其包含度量，写沧海，正自写也。末二，以志愿至此。醒出歌意，咏叹作收。（《古诗赏析》卷八《魏诗》 ）
近人顾随还对此诗作过专门分析，特别强调：
到了结尾四句：“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那一种伟大的景象，就只有像曹操这样英雄诗人才能写得出。这是因为只有具有伟大感情、伟大理想的人，才能淋漓尽致地表现伟大的景象。相传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曹操观沧海而胸罗万象。这不仅只是记实、写景，而是结合了伟大的景象而显现出作者的伟大情感和伟大理想。在这里我们就看不出半点悲哀的影子。（《顾随全集》第二卷《东临碣石有遗篇》）
诗人用象征手法言志当然也是将志寓于形象之中，前面提到的陆游《梅花绝句》中的“梅花”、王世襄《畦边偶成》中的“菜花”莫不如此。
此再举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之八为例：
栖栖失群鸟，日暮优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植孤生松，敛翮谣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诗中的“失群鸟”显然是诗人自己的象征。导致陶渊明弃官归隐的原因，与其说是“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宋书·隐逸传》），倒不如说是因为刘裕滥杀异己。据《宋书·武帝纪》记载，“尚书左仆射王愉，愉子荆州刺史绥等，江左冠族。绥少有重名，以高祖引者按：指刘裕起自布衣，甚相凌忽。绥，桓氏甥，亦有自疑之志。高祖悉诛之。”此事发生在元兴三年404，王愉一家被杀者百余人。陶渊明忠于晋室，政治倾向与王氏一致，难免没有危机之感。如其《感士不遇赋》有云：“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其《与子俨等书》也说得十分明白：“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亻黾）俛辞世，使汝等幼尔饥寒。”如果坚持自己忠于晋室的政治倾向就会惹祸，如果违心地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为刘裕服务，自己又不愿意，于是只好找一个借口归隐。那棵“孤生松”显然也是他所隐居的田园的象征。
寓志于形象之中，志与形象通常都应当保持着一致性。下面就以几首描写妇女渴望爱情与自由的诗为例。
一首是杜牧的《秋夕》，宋人曾季狸在《艇斋诗话》中分析道：“小杜《秋夜》宫词云：‘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含蓄有思致。星象甚多，而独言牛女。此所以见其为宫词也。”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云：“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织杼劳役，组成云锦天衣。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但使其一年一度相会。”农历七月七日，被视为中国的情人节，“卧看牵牛织女星”，也就意味着为自己独处无郎而遗憾，向往着找到一个如意郎君。
再如李建勋的《宫词》：
宫门长闭舞衣闲，略识君王鬓先斑。
却羡落花春不管，御沟流得到人间。
青春焕发时，无机会见到君王；有机会见到时，青春又消失了。惟有御沟水还能自由地从宫内流到沟外，难怪诗中的女主人要羡慕落花能够无拘无束地流到人间，言下之意女主人的命运连落花都不如。
由于生活地位、生活经历的不同，各色人等的志向与表现志向的诗歌形象是不同的且各具特色。旧时代的不少妇女长期被禁锢在深宫、后房、幽闺中，她们生活的圈子非常狭窄，生活的内容非常单调，因此渴望自由，爱情与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则是她们共同的理想，她们往往用生活中的一些常见现象，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如隋代张碧兰的《寄阮郎》：
郎如洛阳花，妾似武昌柳。
两地惜春风，何时一携手？
从题目中可以看出来，诗人采用生动的比喻向自己的恋人大胆地表白了自己的爱情。
同妇女们相比，旧社会比较杰出的男子，在社会上的接触面广，生活内容也丰富得多，特别是一些儒家知识分子，往往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愿望。譬如陆游直到去世，都怀抱着收复失地、统一祖国的伟大理想。由于诗人亲临过前线，有着丰富的军旅生活经验，所以在言志时为我们展现了丰富多彩的雄奇画卷。如《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写军营中的娱乐场面：“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打球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华灯纵博声满楼，宝钗艳舞光照席。琵琶弦急冰雹乱，羯鼓手匀风雨急。”《汉宫春》上阕写诗人自己在前线的形象：“羽箭雕弓，忆呼鹰古垒，截虎平川。吹茄暮归野帐，雪压青毡。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人误许，诗情将略，一时才气超然。”诗人正是通过这些生动的男性形象，表现了作者收复失地、统一祖国的强烈愿望。看来诗人还是应当用自己所熟悉的生活来表达自己的志愿。
由于“志”本身内容的丰富和各人理解、取舍的侧重点不一，导致了后代诗论中“言志”与“缘情”的对立。“诗言志”的理论从而衍化出重理和重情两派。
重理派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而往往忽略文学的艺术特点；重情派则与之相反，强调诗歌的抒情特点，重视诗歌艺术规律的探讨。然而，纵观文学史，对“诗言志”中“志”的内涵的理解的主流却是情志并重。从《毛诗序》到刘勰、孔颖达、白居易,直至清代的叶燮、王夫之，都是如此。他们强调诗歌既应反映现实，为教化服务，重视其社会作用；又应感物吟志，情物交融，突出其抒情性；情志并重，功利性与艺术性两不偏废。应该说，对“诗言志”的这种理解比较符合诗的本质特征和实际作用，因而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