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显示，该游戏起源于俄罗斯，通过社交群组，利用青少年追求刺激的心理，诱导叛逆、心智不成熟的青少年，50天内完成多种自虐、自残任务，挑战自己的极限，最终诱导青少年参与者自杀。游戏组织者每天向参加者发送秘密指令，比如要求参与者使用刀子在身上刻出蓝鲸的形状、看一整天恐怖电影以麻痹情绪，要求参与者凌晨4点20分起床，并拍照证明完整指令。游戏玩家一旦参与，即不能退出：组织者已经收集了参与者的裸照等隐私信息，申请退出的玩家会遭受组织者威胁。在游戏过程中，组织者不断对游戏玩家“洗脑”，让其误认为自己在生活中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不断放大自己的负面情绪，摧毁参与者的生活信念。当游戏进入到第50天，组织者会向游戏玩家发出终极指令：自杀。至少从媒体报道的资料来看，这种邪恶游戏已经不再是一种纯粹的网络游戏，而是一种涉嫌犯罪的行为。从我国目前的立法规定及刑法理论来看，该种游戏的组织者显然已经涉嫌多种犯罪，如故意杀人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等。由于本案中所涉及的各罪名属于想象竞合的关系，而故意杀人罪中在其中显然是较重的罪名，且其涉及到的相关问题稍显复杂，故下文着重对这一游戏模式下的故意杀人罪构成进行分析。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对于故意杀人罪罪状的规定非常简单，“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案所涉及的危险游戏中，与一般的故意杀人方式不同，而是通过控制被害人，使得被害人完成自杀行为。这种情形在刑法理论上称之为“间接正犯”。
间接正犯，即通过他人实施犯罪的人。通俗来讲，即拿别人当枪使。其与教唆犯之间既存在联系又有不同。二者联系在于，间接正犯与教唆犯均是利用他人实施实现刑法分则规定的某一构成要件。二者的区别在于，间接正犯与教唆犯的违法程度不同，间接正犯达到了控制实际执行人的程度，而教唆犯只是引起了实际执行人的犯意，故可以将二者视为一种递进的关系。
刑法理论认为，间接正犯存在多种形式，但其实质在于被间接正犯这一幕后操纵人控制的实际执行人实施了阻却犯罪的法益侵害行为，如利用他人实施缺乏特定犯罪所要求的某一构成要件要素的行为，利用他人实施虽然充足构成要件阶层，但属于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等违法阻却事由的行为以及利用他人实施虽然充足构成要件阶层、违法性阶层，但是不具有答责性的事由的行为。本案中“蓝鲸”游戏的组织者即可涉嫌第一种情形的间接正犯。按照我国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的一般操作，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行为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其侵害的法益是他人的生命权，因此自杀在中国不被认定为属于故意杀人罪的实行行为，自杀未遂的人也不会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基于此，如果“蓝鲸”游戏的组织者通过将近五十天的意志摧毁或者精神胁迫，使得游戏参与者的自我意识基本丧失，在第五十天接到自杀的死亡指令时其所实施的行为已经为游戏组织者所支配，则这一行为可以被规范地评价为：游戏组织者这一幕后操纵人通过控制游戏参与者这一实际执行人，使得游戏参与者实施了一个缺乏构成要件结果要素的法益侵害行为——自杀。因此“蓝鲸”游戏的组织者的相关行为被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正犯，具有法理基础。当然，笔者在此需要明确的是，所谓法庭之上只有证据，没有事实。尤其对于刑事案件而言，举证责任在于控方，且证明标准最高，如果查实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游戏组织者实施的行为足以支配游戏参与者的意志，则间接正犯的认定也就失去了前提。
当然，由于本案中的行为模式时间跨度达五十天，因此其中必然涉及到犯罪未完成形态的问题。在本案中判断犯罪未完成形态，最为重要的工作是确定故意杀人这一构成要件行为的“着手”时间。我们发现，目前有些学者将第五十天即游戏组织者向游戏参与者下达自杀指令作为“着手”的时间。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并不合理，原因在于，对游戏参与者而言，当其生活意志完全被摧毁之时，即使游戏组织者不再对其下达自杀指令，游戏参与者也具有极高可能性会实施自杀、自残等行为。因此，我们认为，“着手”的认定并非必须以某个具体动作为标准，而应以一种对法益侵害的紧迫性状态为核心，故在游戏参与者生活意志被摧毁，随时具有自杀的可能性时，即可认定为本案的“着手”。
在此之前游戏组织者为游戏参与者“洗脑”或者收集游戏参与者的个人隐私，摧毁其生活意志或者控制被害人的精神，可以视为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如有充分证据其目的是为了实施故意杀人的间接正犯行为，则可被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的预备阶段，相应行为应当认定为犯罪预备还是预备阶段的犯罪中止，根据行为人停止继续游戏的原因而定。如是由于游戏组织者意志以内的原因，主动放弃继续实施犯罪，则应当认定为预备阶段的犯罪中止，否则应当认定为犯罪预备。在此之后，即使游戏玩家由于被他人制止原因未能自杀成功，也因视为游戏组织者着手实施犯罪行为后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属于犯罪未遂。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注意到有观点认为本案可能涉嫌到邪教犯罪。但根据目前网络上公开的资料来看，本案尚不能满足邪教犯罪的基本构成要件——本案中蓝鲸游戏组织并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邪教”。按照2017年2月1日起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3号）第一条的规定，“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以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鼓吹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本案中“蓝鲸”游戏的运行模式中，并未有“神化、鼓吹首要分子”的情形，因此与“邪教组织”存在较为明显区别。故对于本案，就目前我国刑法规定而言，尚不宜认定为相关邪教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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