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对养猪业的影响

导读：东西方文化对养猪业的影响，摘要文章概述了东西方养猪文化的基本概念及其对养猪业育种、饲养以及经营模式的影响，提出当前养猪应从文化理念的深度认识养猪与农业的一体化关系，为养猪战略决策服务，关键词东方文化，养猪生产作为人类的农耕文明在哲学层次上受着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而东方文化强调综合和辩证，在东方文化中，在西方文化中，2文化理念对猪价值的影响，以华夏文化为代表的东方养猪理念，2养猪SWINEPRO

东西方文化对养猪业的影响

张伟力，黄龙

（安徽农业大学，安徽合肥230036）

中图分类号：S858.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1957(2016)02-0001-05

摘要文章概述了东西方养猪文化的基本概念及其对养猪业育种、饲养以及经营模式的影响。

提出当前养猪应从文化理念的深度认识养猪与农业的一体化关系，从而做好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为养猪战略决策服务。

关键词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养猪业；育种；饲养；经营模式

TheInfluencesofEasternCultureandWesternCultureonSwineProduction

ZHANGWeili,HUANGLong

(AnhuiAgricultureUniversity,Hefei230036,China)

AbstractThebasicconceptionofWesternandEasternswineproductionculturewerereviewed.Thedifferencesofbreeding,feedingandmanagementwerediscussed.Theunificationofswineproductionandagricultureisnecessaryforthestrategicdecision,astheforeignexperiencescanbeusedinChinaandhistoricalexperiencescanbeusednowadays.

KeywordsEasternculture;Westernculture;swineproduction;breeding;feeding;managementmodel1基本概念

养猪生产作为人类的农耕文明在哲学层次上受着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由于东方和西方的历史发展差别较大，导致了由于文化理念方面差异引发的不同生产价值观和生产方式。一般而言，西方宗教与文化从逻辑学上来说是强调分解和精准，而东方文化强调综合和辩证。例如，西方的舞台艺术中舞蹈、歌唱和朗诵分得很清，各司其职，而中国的传统戏曲舞台上要求一个演员同时具备唱念做打，融舞蹈、歌曲和道白于一身。又如，西方的绘画艺术一般画中无诗，诗中无画。中国的国画要求图文并茂，在一张纸上有诗有画，用画面和诗词匹配共同凸现艺术主题。再如，西医对病人要精准的确定是哪一个部位的病，头疼医头，脚痛医脚，而中医要对病人全身的虚实表里寒热做一个阴阳辨证，从总体来推测局部，头疼可以先医脚，脚痛可以先医头。同理，对猪文化来说，国人对猪的理解是一个全方位的。猪在华夏文明中的作用是综合的，不仅限于提供肉食，它是农业产业链当中保持生态平衡不可缺少的一环。传统的中国农业需要猪把大量的农副产品消耗

收稿日期：2016-02-01作者简介：张伟力（1945-），男，河北盐山人，教授，硕士，主要从事肉质研究工作.E-mail：[e-mail]

掉产生农家有机肥。除了农业价值以外，猪还具有它的神学价值，在东方文化中，猪代表着财富，是聚宝盆的象征。同时，猪也是最通用的祭祀用品，在红白喜事礼仪之中，商贾契约签订之时，兵家作战壮行之际，盟国会约歃血为盟之刻，皆要用之。在西方文化中，猪的价值主要是用作肉食。在古代的欧洲，猪曾经被用于司法，立于法官身旁，见证诉讼与审判的习俗当属个别现象。

2文化理念对猪价值的影响

以华夏文化为代表的东方养猪理念，认为猪的全身都有价值，所谓一身是宝。从猪鬃、猪皮、猪肉、猪油、猪骨一直到猪血和内脏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国人对猪的利用是全方位的。西方猪文化对猪体的价值主要集中在胴体部分。两者的差异表现在对待头蹄和内脏利用方式的截然不同。国人认为猪头肉是高档的佐餐佳肴，可上大雅之席。时下，某些中国地方猪种的一个褪好毛的猪头已经标价到1000元人民币。其次，猪肚的价格在中国市场上可与小排、大排等高档肉媲美，猪肾（炒腰花）、猪肝（猪肝汤）是中华八大菜系中的名吃。猪尾巴是吉祥之物，国人要吃出十八截尾椎，取其义要发（18）。猪的前肘尤为珍贵，中国的产妇产后催乳最讲究用“七星肘子汤”（中国地方品种前肘大部分个体都有六到七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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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美味佳肴在西方养猪产业中无人理会，所有的头蹄下水都用作宠物饲料。西方的分割肉进一步体现了猪文化的专项和精准。比如说，腹肉要去皮去膘做成培根切块，才能顺利销售。而中国市场上去了皮和膘的五花肉没人要。中国人之所以厚爱五花肉，要的就是瘦肉、肥肉和猪皮烧在一起的综合品味。又如，中国消费者吃小排需要有肉有膘有骨有髓，吃完之后要把脆骨和髓也吃掉，实际上是对小排的综合消费。而西方人吃小排用刀具把瘦肉切下来吃掉，就算完事，吸髓被当做不雅。相比之下，西方对猪肉切块的分割精细到颈项、前肩、大排、小排、腹肉、腿肉的纯瘦肉切块，不带皮不带膘不带骨（除小排外）。虽然切块的解剖部位和重量达到了精准的水平，但是猪的骨肉皮脂的风味共鸣作用也消失了。当然，传统西方的饮食文化已对此习惯成自然。

3文化理念对育种方法的影响

3.1繁殖性能的选择

传统的中国养猪育种十分重视对繁殖性能的准确选择，其选择方法强调综合、全面和笼统。自秦汉以来，中国的地方品种中繁殖性能超群者比比皆是，它们的育成是中国传统育种的佐证。在选种方面，传统技术首先强调全面选型：要求头、颈清秀，胸腔开阔，腹部充实饱满膨大，几乎触地。传统术语表达谓之“丝颈葫芦肚”，生动地描述了一个代谢率高、食欲旺盛、消化力强、产奶机能旺盛的生理特征。这个特征也意味着发育良好的肠胃和发达的子宫。在选型方面，还有更抽象化的要求，如耳必须大，传统术语谓之“耳大有福，多子多孙”。如今我们可以看到所有产仔数高、泌乳性能好的品种都具有耳大的特征，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至于耳大与产仔数高之间的生理生化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至少传统的选型已经将此技术运用了上千年。其次还要全面的选神：要求眼大有神，转动自如，猪的步伐矫健轻盈，对周围条件的反应敏锐而不惊，对人（饲养人员）有主动接近的趋势。发情期的母猪对公猪及其气味有强烈的追逐趋势，发情期的母猪激动时可以越过

120厘米围栏

（华北型），追踪到3000米远的公猪。母猪的上述行为表现是高繁殖性能的重要标识，也是选种猪的必要条件。将上述技术汇总便可以在种猪群中立马决策选留问题，做到定夺于弹指之间，选留于初情之前，是一种简单快捷准确的选择方法，但需要选猪的人有深厚的传统育种功底。

西方的育种技术是针对具体的个别性状，例如产仔数、21日龄窝重等，将这些有限的性状明确地列为主攻方向，不问其余。如上例中，主攻性状确定之后，对各性状配给相应的加权系数，形成选择指数公式，使得每一头备选母猪有一个具体的指数。最后的选种按指数的高低定夺，这种方法十分具体精确，有明显的可比性。但是与繁殖有关的性状遗传力偏低，用指数法进行个体选择一般无效，这也被西方多年养猪经验所证实。在总结了数十年的选种经验之后，西方的选种方法改进成家系选择，所有的育种指数按家系均值加以比较，将指数高的家系留种。从统计遗传学的原理来考量这个方法应该是无懈可击的，但是此法的可行性受到质疑。在生产实践中，很难做到大群体、多家系的同期或同步对比。这也是在相当历史阶段内西方的养猪育种在繁殖性能方面落后于东方的客观原因。直至如今，西方国家借助分子育种培育出了产仔数超高的长白猪和大白猪，其产仔数可与中国太湖猪系列媲美，但仅限于产仔数而已。这里要强调的是产仔数只是繁殖性能的一部分，产仔数高要和奶头数多、奶水质量高、消化器官发达和产奶机能旺盛相匹配才有实际意义。产仔产奶都好也不能说明繁殖性能一定好，繁殖性能还有发情旺盛与否、配种率高低的差别。将繁殖年限的长短、性成熟的早晚、猪的抗逆性等性状汇总，才能成全一个良好的繁殖性能。西方近年培育出的高产品系应该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但是离繁殖力高的标准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育种。

对于产仔数单项成绩来说，我们应该有一个辩证的认识，不是产仔数越高越好，而是产仔数与母猪的带仔能力匹配才叫好。对于一般的品种来说，宁要10~12头健仔，也不要15~30头弱仔。超过12头以上的产仔数没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对某些品种来说，例如藏猪、滇南小耳猪产仔数5~8头足矣，没有必要再提高。需要提高的是猪的生存能力、抗逆性和母猪护仔能力，因为在高海拔、高坡度的山区生态条件下，母猪只能养活5~8头幼仔，这个产仔数叫做最适产仔数，用东方哲学诠释叫做顺从天意任其自然。

3.2产肉性能的选择

中国传统选种对猪的产肉性能是做一个全方位的评估和取舍，对猪肉的概念是一个综合的，不分肥瘦，只分优劣。经过两千年的传统育种，中国所有的地方品种都有一个东方猪种的体型共性—重心靠前靠下，与西方猪种的重心靠后靠上形成鲜明对比。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传统选种是强调优质肉的综合能力。一头猪的优质肉是产在哪些部位呢？具体的说，脸颊雪花肉、颈项雪花肉、前肩雪花肉、小排雪花肉、五花肉和大排（通脊）雪花肉。上述解剖部位是按中兽医的一个特殊路线排列的，在国学叫做任脉与督脉的小周天气血循环。后腿不在这个循环中，所以中国的地方品种，前躯比后躯大，腹大下沉，换句话说长高档肉的地方都发达，不长高档肉的地方（后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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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不发达。所以一般而言，中国地方品种的后腿扁而瘦。从饲养效果来说，猪吸收的营养尽量用到商品价值高的解剖部位。另外，中国的品种肚子都大，因为国人把猪的内脏也看成肉，而且档次不低。

西方的选种以个别靶性状为育种重点，主攻胴体，胴体以外的不作为选择目标，胴体中主攻瘦肉。为了提高瘦肉率，必须降低背膘厚度、猪皮厚度、骨我们在决定选育方向时慎重考虑的。

4文化理念对饲养技术的影响

西方的分析化学和生物化学对饲料营养的测定体现了西方哲学对饲料养分及价值的精细分解。目前，所有的猪饲料原料（风干样）都已经测出了精准的消化能、粗蛋白质、赖氨酸、色氨酸、蛋氨酸、钙、磷（可消化磷）、钠、氯、钾、镁、铜、锌、铁、钴和硒，并对骼重量以提高瘦肉重量的百分率。从选择指数来看，则以背膘厚、瘦肉率和日增重为主攻对象。上述性状都是中到高的遗传力性状，个体直接选择立见功效，若干世代之后，育种群就变成专门生长瘦肉的动物。脂肪型的波中猪、杜洛克猪、汉普夏猪和彻斯特白猪都被选成了瘦肉型。这些猪的共同体型特征都趋向长白猪和皮特兰猪，后躯丰满硕大，股二头肌直逼跟腱，细腰吊腹，但腰部的背最长肌硕大无比，在背部形成两条肉棍加一条沟，前胸肌肉发育良好。这些猪瘦肉率高达65%以上，超过75%也屡见不鲜。瘦肉率的选择进展是如此惊人，今日的杜洛克和五十年前的杜洛克在外观上简直判若两个品种，以前的杜洛克是个圆筒状的油葫芦，现在的杜洛克几乎没有背膘（8~10毫米）。这种激进的选种在短时期内把瘦肉猪推进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只攻瘦肉和增重的产量，在选留瘦肉和长速基因同时未能兼顾保留其他有益性状，难免丢失了抗逆性、硕壮性、有益的优质肉基因和繁殖性能，从而导致现代瘦肉猪出现高应激反应、肢蹄病、繁殖障碍、PSE肉和

DFD肉[Hal基因和酸肉问题（RN-基因）]。可见西式

选择对胴体和瘦肉产量是快速有效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如何避免它的副作用。

由于速度太快，惯性太大，调头很难，如今市场最走俏的已经不是瘦肉，而是骨头，所有的肉店最先售罄的就是骨头。在瘦肉率发达到极致的时候，骨头的重量百分比已经下跌到最低谷，现在要把瘦肉压下来，骨重提起来，等于对前期育种的开倒车。这个市场的突然转变，把瘦肉率选择绊了个大跟头，使目前正在向瘦肉方向极度选择的育种工作顿时找不到北。如果换成传统育种，猪肉就是猪肉，猪肉的概念不分肥瘦，肥肉也是瘦肉，瘦肉也是肥肉，最好的瘦肉必须要有雪花肥肉，最好的肥肉必须要瘦肉穿插其间。早知如此，何必花了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多的人力财力培育了一堆找不着北的瘦肉？附带还要说明的是瘦肉率的极度选育造成了薄皮薄膘的肉猪。在中国绝大部分的饲养场都不能回避夏季蚊蝇牛虻叮咬的问题。高温高湿的国产猪场和欧美高纬度夏季凉爽的猪场是两回事。薄皮的瘦肉猪在夏天被蚊虫叮咬得体无完肤，白猪被咬成花猪，红猪被咬成紫猪，惨不忍睹。这些生产第一线的问题是值得不同生长发育阶段的猪分门别类做出营养需要和饲养标准。如此一来，在现代化的猪场中所有的配合饲料都是根据相应猪群的营养需要的理论值，将饲料原料按一定比例配合而成，目前已做到电脑程序化配制全价饲粮。

中国的传统养猪对饲料的评定是综合和抽象的，没有将饲料细分成各种成分，但是在喂猪的时候，将各种饲料原料也按一定比例综合成相应的混

合猪料，其配合原则也大有讲究：其一，调色：红

（胡萝卜等）、黄（南瓜、青贮、酸菜和发酵饲料等）、蓝（甘蓝叶等）、白（葛根、大白菜、白萝卜等）、黑（碳末、黑米糠等）；其二，调味：酸（青贮、酸菜等）、甜（糖稀、落果等果园副产品等）、苦（苦荬菜、茶叶末等）、辣（大蒜等）、咸（海藻、食盐等）；其三，调质：传统养猪主要是将糠麸类（麦麸、米糠）、糟渣类（酒糟、醋糟、酱糟、豆渣等）、瓜菜类（番薯、白菜、南瓜、胡萝卜）、树叶类洋槐叶、构树叶等）和青刈牧草类（紫花苜蓿、黑麦草等），将上述饲料原料混合发酵，变酸后喂猪。冬季略加粮食煮熟，趁热喂猪（料温约38℃）。传统养猪强调营养的综合，并未计算上述饲料的营养浓度，看似粗放，实际上这种模糊数学的精准度不亚于西方现代养猪。以下列举数例。

例一，现代的西方饲养标准中，饲粮的维生素B12（VB12）精准地设定在15微克/千克，这要求最现代的预混硬件才能将VB12均匀地混入猪的饲粮中。由于VB12是猪体合成蛋白质的必需因子，对于猪的生长繁殖至关重要，所以，在西方的饲养技术中，VB12标准的拟定十分严格，在生产工艺中的添加也十分讲究。中国传统养猪从来没有VB12的概念。上述传统饲料当中几乎没有VB12（VB12一般存在于动物饲料中，如鱼粉、骨肉粉、蚕蛹等）。那么传统农家养的猪是从哪里获得VB12的呢？这就引出了传统养猪是把猪看成天地猪合一的生物模式，猪必需有舍外放牧的机会，接触到土壤，也就是接了地气。猪在啃土拱黑泥的时候，黑泥中的低等生物所含有的VB12就被猪利用了。此外，猪在拱土的时候，是竭尽全力，寻求蚯蚓、昆虫等一切含有VB12的小动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清明时节雨纷纷时，牧童还要把猪赶到离杏花村很远的地方去放牧。

例二，西方的饲养标准将不同生理阶段的猪饲

（

4养猪SWINEPRODUCTION(2)2016

粮的亚麻酸含量设定在0.1%~0.3%,因为亚麻酸是新陈代谢必不可少的必需脂肪酸。由于不饱和双键的原因，配入饲粮的亚麻酸很容易被氧化而失效，如果不将亚麻酸设入包被等保护工艺，其在饲粮中的效价将大打折扣。饲料中的其它营养如维生素E，也有类似情况，所以按饲养标准配合出来的配合饲料尤其是粉料，经过储存以后再喂猪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理论效果，值得怀疑。中国传统养猪讲究将原粮不破碎整粒喂猪，可以生喂，也可以煮熟或炒熟（豆类必须熟化）喂猪。这样饲料所含的亚麻酸和维生素E都在种皮之内未被氧化，从而可以充分满足猪对亚麻酸和维生素E的需求。笔者早年曾试验过用煮熟的麦粒、玉米粒和大豆喂猪效果极好。猪本身有吃整粒玉米、高粱和稻谷的能力，只是在饲料工业发达的今天，猪的这种天性被业内人士淡忘了。

例三，西方现代养猪是根据营养需要的理论值和饲料营养价值的理论值，通过电脑程序给出每一头猪的每次投料量，其计算值可以精准到克。在条件较好的猪场，这个投料量是通过料线直达该猪的槽位（水、料分开），或者在饲喂站通过电磁感应给出该猪的额定饲喂量。不论这个理论的饲喂量计算的多么精准，都不可能完全与猪的营养需要吻合。原因如下：饲料原料的营养价值随收获季节、储存时间而变。同一生理阶段的猪的营养需要有较大的个体差异，并受环境、温度、湿度、季节和应激水平而异。种猪的个性化差异更为显著：有的母猪在产后10天才能恢复食欲，而有的母猪产后5天就能恢复食欲，理论计算值统一都按7天计算。公猪的情况更复杂，其食欲完全是任性的，有的公猪可以1~2天不吃，第3天暴饮暴食，如果按电脑程序下料，头两天下到槽里的料就会霉变。鉴于上述原因，可以推知饲养工艺越精细越现代化，离猪的天性越远，机械化程度越高，饲喂量的偏差就难以避免，因为猪是生物不是铁块。与上述方法截然不同的是，中国传统养猪饲喂量的控制不是靠电脑而是靠人脑和猪脑之间的默契配合。在传统养猪中，精料、糠麸和青料混合以后一般成为稀料的形式（如以风干样算其消化能大约在10.08~11.76兆焦/千克、蛋白质水平12%~14%）。饲养员是守在槽头现添现喂，是看着猪吃，吃到肚子一点一点鼓起来。猪吃饱了有离槽的意思，饲料的营养与生理需要也就旗鼓相当了，其精准度不亚于料线投入的计算机配给量。笔者曾试验过，用稀粥料喂北京黑哺乳母猪（产后1~20天、粥料温度38~40℃），中午的喂量每头母猪大约吃掉10升稀粥料。这是传统养猪中把各种饲料、水、温度因素和人工看护综合在一起，体现的饲养效应。如果换成干粉料或颗粒料，恐怕母猪的采食量有限，此现象在冬季尤为严重。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养猪是一种高雅的、科学的生产模式，绝不是坊间所说用涮锅水对上一瓢糠。

5文化理念对养猪模式的影响

西方养猪在工业革命以后，逐渐走向了集约化、规模化的道路，近年来已发展成万头以上的超大型集约化养猪场。近年来，我国某些猪场也纷纷效仿西方的集约化养猪。从生产效率和产能方面，集约化养殖立竿见影地突显了它的优势，但是它潜在的风险逐渐暴露出来，那就是污水横流，疾病猖獗，猪肉产品不合国人口感。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从文化哲理更深层次的反省告诉我们，问题的结症在于集约化养猪离开了整体生态农业的大版块，分化成一个独立集团。这个貌似航母一样的巨型独立集团浓缩在高墙深院之内，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连鸟都飞不进猪舍里。一个大屋顶下盖住上千头猪，每一头肉猪挤在0.75米2之中，下有粪尿熏蒸，上有PM2.5，不见蓝天白云，不沐阳光雨露，它们像工业零件一样，在远离农田的车间里被加工。西方国家目前已经醒悟到独立的集约化养猪应回归到分散的、生态的大农业版块之中。工厂化养猪模式的战略提法值得再论证、再商榷，因为养猪本质上是农业，应该划归农场化养猪，才能名正言顺。把一个农场经营模式生硬的冠以工厂化之后，颇有重工轻农之嫌，这样的养猪很可能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纵览国际养猪，以西班牙伊比利亚极品黑猪为代表的国际品牌猪中，没有一个是在集约化猪场中生产出来的，也没有一个采用工厂化养猪模式的。欧美现代的极品猪生产模式和中国传统养猪生产模式有惊人的相似，就是猪群紧密地结合在农林之中，是整体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的分支。

中国传统养猪从西汉开始，就将养猪积肥与大田农业、果林、桑园和鱼塘紧密联合。在唐宋时代，这种结合成为世界农业楷模。当时，中国的养猪业在世界上独占鳌头，是极品猪出口第一大国，此优势一直保持到晚清时代。养猪与农业形成生态结合、共为一体的模式，在唐朝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其关键一点是养猪的头数与农田面积之间形成生态平衡。猪粪不但不能形成污染，而且是农作物必须的有机肥。唐德宗在1000多年前就已颁下圣旨，所有下属县令严格巡视土豪大家，养猪不得超过3000头。当时，中国大约5000万人口，在比现有国土大得多的版图上养活了约3000万头极品猪。唐朝养猪的成功体现了猪粮并茂、融为一体的汉家文化，有诗为证：后宫佳丽可逾千，前庄黑豚不过百；猪粮并举安天下，盛世农业震四海。唐德宗的模式告诉我们：①养猪业是不能单打独斗的，必须与大农业捆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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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②每单元的养猪头数必须限定于四周环境可以消解猪粪的红线之下。在盛唐年间，养猪过量不但不是业绩，而且有欺君之罪。中国历史曾有养猪业世界霸主两千年的大连贯，其中养猪模式战略决策定位正确，功不可没。我们的企业家在提出万头、十万头和百万头猪场宏伟蓝图时，是否应该先静下心来，读一读世界通史和中国通史呢？甚至到各省市博物馆看看我们华夏祖先是如何养猪的，以免到了污水横流，猪病丛生之时，捉襟见肘，进退两难。

猪场的饲养工艺流程尤能反映文化底蕴的差别。西方现代的集约化养猪以一个年产万头商品猪的单元为例：将猪群分成51个批次，每周一批，每批大约配24头产20窝，断奶约20头以上，下床约20头左右，出栏争取20头。这个全年流水作业均衡生产的程序是一个电脑设计的数学模型，实际上很难执行。每批猪都有大小不均的离散度，同批次的200头生长猪在160~170日龄时体重差异可达15千克以上，加之季节、饲料、流行病、员工调配因素的影响，不同批次的长速也不一样，因而每周一批的工艺流程经常出现堵车或追尾，从而使全进全出的消毒工艺无法顺利进行。这个至今令猪农头痛的工艺设计是源于西方精细化分解的数学思维模式，也是机械唯物论的底蕴。

与上述模式分道扬镳的是中国传统养猪模式，强调统一综合，从无全年产仔之说。所有母猪集中产仔，春一窝，谓之春仔；秋一窝，谓之秋仔。此所谓顺苍天之阴阳，从地气之风水，避酷暑严寒之侵淫，随农家粮草之时节。由此可见，传统养猪很少有亚健康问题。那么传统养猪是如何解决均衡上市的时间差问题呢？对于这个技术问题我们华人的祖先在秦汉时代就已经解决了。中国的猪种大多产仔在10~15头，其中有大有小，自然分化，大的先上市小的后上市。此外，中国的传统屠宰工艺没有机械设备因素限定的屠宰体重，所以猪的上市体重可以依品种、季节、节日变动在60~200千克之间，就是超过200千克，屠户也可以用手工解决，所以一年四季随时有猪上市，只是体重不同而已。中国的这种工艺模式是辩证唯物论的底蕴。相比之下，西方的工艺算得太细反而不准，中国的工艺不算也准，歪打正着。6小结

养猪是人类农业文明生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东西方国家的历史、宗教文化差异导致了在养猪的育种、饲养和经营模式方面泾渭分明的差异。但是从历史长河来看，其中有些贯通历史和经济的规律是相通的：1）养猪是大农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必须与农林果菜渔作坊等产业有机的融为一体，相互利用，取长补短；2）养猪的规模必须限定在生态

环境允许的范围之内；3）猪的产品价值因宗教、国别和生活习惯的差别而异，但是猪肉作为人类肉类消费从产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共性已为历史所证明。这里的质量是涵盖了肉品质量、生态质量和文化质量。在审视当今的养猪业时，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商品猪年产量、母猪年生产力、成活率、健康状况、经济效益、猪肉质量等等，更重要的是要审视养猪的战略思路，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对猪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做一个客观的分析。当今的猪场不仅需要数理化的技术元素，更需要文史哲的高瞻远瞩。国外的现代化养猪模式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是不宜生搬硬套。中国的传统散养有它的历史文化基础，这种模式之所以能存在几千年是因为它跟中国农村的具体生产条件达成了高度默契，作为古为今用的技术传承，不应予以绝对否定。在目前条件下，散养依然是猪粮结合的最佳生态模式，也是猪粮安天下的基本模式。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我们常说一线工人靠干劲，班组骨干靠技术，厂长经理靠智慧，企业老总靠文化。文化就是哲学底蕴。猪场的领军人物应该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领域里修炼得炉火纯青，才能把当今的世界养猪大局看清、看懂、看透，从而做出制胜的长远战略决策。

（编辑：柳青）

轻身减重小验方

冬季寒冷，大家都喜欢多吃些食物来暖身子，这就非常容易导致体重增加。用中药配伍制成汤剂或散剂，每天适量服用，既可瘦身又无需节食，效果很好。

中药减肥是从益气健脾、祛痰化湿、活血利水及温阳等方面入手，来调理人体脏腑功能、促进内分泌。身体气血运行通畅，新陈代谢加速，就能及时将积聚于体内的多余水分、代谢废物和毒素排出，从而达到减肥瘦身的目的。以下2则小验方，老年朋友不妨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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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身散取黄芪500克，茯苓、甘草、人参、山茱萸、生姜各3克，先将黄芪、生姜焙干为散；再将茯苓等其余4味药捣筛为散，拌匀。每次服用1克，温开水冲服，每天2次，连用7~10天。可补气健脾、减肥轻身。

（摘自《医药养生保健报》，冯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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