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名人坊》——迟子建专访（上）
只要活着，并且在写作，就足够了
邱晓雨旁白：各位好，这里是环球名人坊，我是邱晓雨。本期《作家与世界》系列深度访谈中，我将对话的是迟子建。
迟子建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北极村，1983年开始写作，她是唯一一位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一次获得冰心散文奖、一次庄重文文学奖、一次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一次茅盾文学奖的作家。这些奖项，理应让她累计五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更有分量，但是认识迟子建，你一定要亲自品味她的文字，而不是那些奖项的光芒。如果想要走得更近，那么就让我们基于这些文字，在对话中捕捉她的气质吧。
邱晓雨：迟子建，你好，欢迎光临《环球名人坊》。
迟子建：你好。
邱晓雨：这个名字刚一听，很多人觉得有点像男作家的名字。
迟子建：8岁的时候，我报名上学，老师说，你这名字要改了，才可以报名，我说为什么？他们说因为这不是女孩子的名字。我就回家跟我爸爸说要改名字。我爸爸说，“子建”是个好名字，你就用它吧。
邱晓雨：有诗意。
迟子建：曹植的字，因为我父亲喜欢曹植的《洛神赋》，所以就用他的字给我命名。
邱晓雨：如果用三个词儿来定位你自己，你会怎么说？
迟子建：怎么说呢，生活是很复杂的，一个人总要经历苦辣酸甜，一个人看自己也很难看得特别的透彻，我不愿用任何一个词去定义自己。只要活着，而且在写作，就足够了，那么你自己的苦辣酸甜，欢欣也好，悲伤也好，都能化成文字，让你的文字里展现超过三个词以上的意蕴，我觉得那个对我更重要，所以我也不大会去总结自己，概括什么。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概括的，那就是我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人，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这个是比较鲜明的。
邱晓雨：你作品很多，每一本肯定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都特别喜欢，但是如果着力推荐目前的一本，长短，或者散文都可以，你会推荐哪本？
迟子建：那就让他们看《额尔古纳河右岸》。
邱晓雨：不是说现在熟悉你的读者群，而是世界上没有接触你作品的人。
迟子建：也可以读这本书，这本书至少是调动了我整个童年生活的积累，而且把我对人类文明进程的那种反思，写了出来。如何看待少数民族，关注他们的命运。不仅仅是中国，也是整个世界遇到的问题，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也希望他们能够读这样的作品。
人类初始的那种很美好的东西，可能一点点的丧失
邱晓雨旁白：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一支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他们信奉萨满，逐驯鹿喜爱的食物而搬迁游猎，在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也倍尝艰辛，他们在严寒、猛兽、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铁蹄，文革的阴云，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这当中的故事就来自迟子建笔下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在书中，鄂温克族的善良和宽厚，通过纸面散发出来，里面有一个在族群当中很讨人厌的人，名叫马粪包，但是为了救马粪包一命，他们却愿意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舍弃自己孩子的生命。
邱晓雨：要去救马粪包，她在心里知道也有一些很沉重的代价，可能失去自己的孩子，这种善良，是你希望营造出来的，还是真的在你印象里边，是这个民族一直秉承下来？
迟子建：有一些人质疑这种东西，像你一样。我觉得是，可能与现代社会人的这种自私、自大，这种无限膨胀的欲望是有关的，很多人不相信这种善良的东西，纯美的东西，一种属于人间大爱的东西还会存在。我也许没有能力完全去虚构这样的一个人，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境界，但是事实就是，这个部落的这个人就是这样。这个部落的萨满，最后一个萨满，每救一个人，她就会死去一个孩子，她知道这个，可是她义无反顾，依然去救那些人，不会因为自己孩子的丧生而见死不救。我们跟很多生活是在逐渐的隔绝，不知不觉的，在隔绝一种生活的时候，把一种情怀也隔绝了，人类初始的那种很美好的东西，可能一点点地丧失，我们还无知无觉，这个是挺可悲的。
邱晓雨：像你刚才说的这种情怀，很美好的东西，其实就算活在现代都市里，哪怕就算不善良的人，也明白什么叫美好。可是像你的小说，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挽歌，对于这个民族发展来说，它有衰落的那种迹象。你想他们那么善良，他们如果去砍活着的树木，在心里也会心疼，为什么这样一种行为方式，反而会越来越边缘化？他们的生存越来越艰难？
迟子建：注定的，因为生活在不停地往前走，整个文明的这种进程，它很多是消除差异，很多是要一体化，这个部落它不可避免的要卷入现代生活的洪流当中，要被裹挟着往前走。当然了，我想以他们自己营造那么多年的一种生活和生存方式，他们不可能那么容易被同化。因为他们有宗教、文化、生活习俗，建立了完整的世界观。在大自然当中，你要把他连根拔起，移植到山下，城里，我想没那么简单。那么他们的回归，是很自然的。
邱晓雨：也就是说，一棵老树要想挪窝，比一个树苗就难很多很多。
迟子建：嗯，这个比喻也比较恰当。
邱晓雨：经历了写这部小说，你前后的心态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因为一开始只是有兴趣，后来呢？
迟子建：一部作品，不可能改造了自己，或者怎么样，这个可能性也不大。但是有一点，就是你说的也比较对，就是在写作过程当中，你能进入另一个世界，小说中的世界，是幸福的。写作《额尔古纳河右岸》状态特别好，只写了两个多月，初稿就写完了。我写了这么多长篇，像《伪满洲国》，当然它篇幅比较长。
邱晓雨：对。
迟子建：《伪满洲国》上下两卷70万字，写了陆陆续续两年的时间。而写《额尔古纳河右岸》，两个多月就完成了。在写作状态当中的时候，特别的快乐，当然这个快乐是打“引号”的，就是说属于文字释放的那种畅快，进入了他们鄂温克族人世界的那种畅快，同时也感到一种难以言传的忧伤。
我觉得生命尊严是最重要的
迟子建：我写它的时候，刚好是冬天，在大兴安岭，书房正好对着窗外的雪山，每天写累了，往窗外一望，白茫茫一片，其实这一带生活环境跟他们是相近的，因为这个部落也就是生活在大兴安岭山脉，我特别感慨。所以在写完以后，也有一种巨大的忧伤。感觉是跟一群我生活当中其实最想共处的人告别的那种感觉。
其实在写作的时候，你塑造人物的时候，与作品当中喜欢的人物，会有一种不舍的感觉，而这个作品其实也传达了这样的一种情绪。我现在甚至想，多少年以后，我再走进这个部落，看到他们在山里，我依然还会产生这样的感情。
邱晓雨：生活环境，大的环境，你本来从小就一直跟这个部落离得很近。
迟子建：嗯，很多读者可能认为我是完全凭借采访或者是什么，那个只不过是微乎其微的东西。其实这个作品对我来说，它意味着，它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背景，而这个背景我熟悉之极，因为我从小出生在那里，大自然一年四季风云变幻，我了然于心，并且与他们有相似的世界观。没有这个背景，我想我没法去写这样的小说。
邱晓雨：所以尤其第一人称自述的时候，可能会更顺畅地把自己心里边的那些东西表现出来。
迟子建：嗯，融入一些自己的情感。
邱晓雨：你去国外交流的时候，是不是也能看到一些很有共同处境的，就是所谓当地土著的那种人，整个地球上，很多个不同的角落，都有类似的这种事件在上演。
迟子建：当然了，写这个长篇也有这方面的触动，就是在澳大利亚，我曾经去了一个月，在达尔文市，它是北部很干旱的地区，当地的土著，政府把他们请下来，也是在一个部落里面，下山以后，政府也给了他们的补贴，生活上有保障，可是他们把这些钱基本都挥霍到酒馆和赌场了。我每天晚上去海边散步，在海边公园里就看到那些土著，他们肤色黝黑，胳膊特别的细，但是每个人无论男女都是鼓着肚子。
邱晓雨：肚子鼓鼓的。
迟子建：对，很有意思，他们有的乞讨，有的在那儿卖画，整个的精神状态不是一个鲜活的生命的那种状态，是一种颓废的，向下的，糜烂的那种生活状态，我特别痛心。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他们的生活。是什么让他们变得没有尊严？因为我觉得生命尊严是最重要的，我想主要就是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融入了一群他们不该融入的生活当中，他们才会产生这种情态。比如说，2005年我曾经和刘恒去爱荷华三个月，后半个月，写作中心组织作家们旅行，领我们去密西西比河畔。有一天他们兴致勃勃地说，今天去山里，去看印第安人的遗址，我还挺兴奋，我说好，今天可以看到印第安的遗址，结果我们爬山，在密西西比河畔的一个山里，走了很久，他们指着山崖畔的几块很小很小的石片告诉我们，那就是印第安的遗址，现在想来，其实并不可笑，就是说，我不希望一个文明社会把一个鲜活的少数民族，或者被称为异族的人，不管怎么称谓，把这样一群民族的人，最后只剩下遗址，而且这个遗址已经萎缩到几块石片，这是可悲的，这不是人类文明的进程，我觉得这是野蛮的行为。
我觉得人类应该反省
邱晓雨旁白：关于人类在文明进程当中的自省，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后记当中，迟子建有以下的态度：“法国古典作家《博物志》的作者朱尔•勒纳尔曾说过这样的话，神造自然显示是万能的本领，造人却是失败，我觉得他对人类有点过于悲观了。人类既然已经为这世界留下了那么多不朽的艺术，那么也一定能从自然中把身上沾染的世俗的贪婪之气，虚荣之气，和浮躁之气，一点一点地洗刷干净。虽然说这个过程是艰难，漫长的。”
迟子建：你比如说一个花园里，你看到的所有都是修建整齐的树，就像那年我们参加中法文化年的时候，去凡尔赛宫，一进去，看所有的都是修剪的那么整齐的树，你觉得它美吗，一点都不美。
邱晓雨：特别瘆人。
迟子建：对。
邱晓雨：我们那会儿去不光是凡尔赛宫，包括埃菲尔铁塔旁边修的那树都是像方块一样。
迟子建：所以在那儿对树做手术是很普遍的，我觉得这很残忍。我还是喜欢在森林里看到各种植物，它可以长得丑，可以旁逸斜出，但是它是原生态的，生气勃勃的，我觉得这是生命。
邱晓雨：至少它们是自己。
迟子建：我觉得人类应该反省这个，而且不断地打击自己的这种文化上或者是其它上，比如生活方式上，生命存在方式上的“大一统”，要有差异，要尊重这种个性。
邱晓雨：如果比较客观地想那个环境，你觉得你描写的那个少数民族，真的能很好地存续下去吗？
迟子建：它会有危机，就像我们即使在这种亭子间，在被包裹的水泥森林当中，衣食住行、医疗等等出行都给你安排的特别好，你也依然有危机，危机不是因为你在森林里，或者在城市里，你就减少了几分，但是我觉得，只要是他们喜欢的，他们的生存经验，就几十年来，在大自然当中形成了已经完整的生活方式，他有这种生存的本领，我认为应该是没问题的。但确实有他的困境，就是说，比如说新一代的人他可能会不情愿待在森林当中，他会觉得，山外的生活他也是向往的。还有一个就是少数民族这个部落的人不断的跟汉族人通婚，它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也造成了这个部落微妙的一种瓦解吧，但我想还是在森林当中，他们更能找到感觉，他所有的血是在森林里造就的，你想你把它抽空，给他换血，他的生存就会受到挑战了。
邱晓雨：再加上外来的人种，这个血液里面，他本身最纯的成份冲淡了，文化也就冲淡了。
迟子建：我们还是应该给他们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因为这个部落的人又不是很多了。给他提供这样一个生存的空间，就算一个流动的活化石，我们保留这样一块，对于我们泱泱大国来讲也是应该的。
邱晓雨旁白：关于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曾经写到过:“《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出现是先有了泥土，然后才有了种子的，那边春天时，会因解冻而变得泥泞，夏天时绿树成荫，秋天时堆积着缤纷落叶，冬天时白雪茫茫的土地，对我来是说那么的熟悉，我就是在那片土地出生和长大的。少年时进山拉烧柴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在粗壮的大树上发现怪异的头像，父亲对我说，那是白那查山神的形象，是鄂伦春人雕刻上去的，我知道他们是生活在我们山镇周围的少数民族，他们住在夜晚时可以看见星星的撮罗子里，夏天乘桦皮船在河上捕鱼，冬天穿着皮大哈（瘦皮短大衣），和袍皮靴子在山中打猎，他们喜欢骑马，喜欢喝酒，喜欢唱歌。在那片辽阔而又寒冷的土地上，人口稀少的他们，就像流淌在深山中的一股清泉，是那么的充满活力，同时又是那么的寂寞。”
正是基于这样的内心感受，迟子建在2005年的两个月当中，用四个段落构成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这部作品，它们是清晨、正午、黄昏和尾声。
邱晓雨：故事时间也可以说就是一天，也就是讲了一天的故事。
迟子建：对，对。
邱晓雨：也可以说是九十年，也可以说是你写了两个多月，就是各有各的时间。
迟子建：对，各有各的时间，对。
邱晓雨：但是如果要说，比照你自己，这里面有清晨，有正午，有黄昏，有尾声，你觉得你现在正处在哪个写作的阶段，不是年龄的阶段。
迟子建：很难说，反正肯定不是尾声和黄昏，我希望还是清晨。（笑），这样我还有无限的发展空间。
邱晓雨：我记得我当时问王安忆说你什么时候意识到你生来就是个作家，她说我刚刚意识到。
迟子建：我觉得她说得很好，所以我也说，我希望我现在是清晨。
邱晓雨：清晨应该能有更广阔的前景。
迟子建：还可以不断的延伸，不断的写，不断的犯错误，不断的修正自己，不断的前进。
摊开手，喜悦地接受雨露和阳光
邱晓雨：苏童说过你一句话，我想问你同不同意，他说迟子建的手从来都是摊开着，喜悦地接受雨露阳光，你怎么看他这么说？
迟子建：他可能以为我喝醉了。（笑），苏童这段话我挺喜欢的，很诗意，我觉得也比较像我，就是我可能进入一种写作状态的时候，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不反对。
邱晓雨：确实都是去接受这些。
迟子建：嗯。
邱晓雨：但是我也在想，生活里不光是有雨露，还有阳光，还有夜晚，还有苦难，还有像你刚才说的那种挽歌给你带来的那种特别悲凉的感觉。
迟子建：也有，那你只能承受，我觉得作为作家，或者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应该承受的东西，我们也没什么，大家都可以承受，这是生活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写作的最原始的一些材料，是血和肉的东西，它跟你的写作是不可分割的。那么在生活当中，这些是不能拒绝的，你也无从拒绝，因为它怎么样发生，你是没有预感，是茫然的。我觉得就是随遇而安的生活。
邱晓雨：但我又觉得你在文字里体现的立场，也不仅仅是随遇而安，因为人都可以选择，在某件事面前承担或者不承担，或者你可以站在自己角度，你也可以都站在其他人的角度，我看《世界上所有夜晚》，我不知道其他读者跟你是什么样的交流，我心里在看的时候，一直觉得有一些不舒服，我不知道大部分人看了以后，跟你交流留下的感觉是什么样子？
迟子建：不舒服可能就是说，直觉应该是这个作品带来的那种气氛，让你觉得压抑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作品我个人还是非常满意的。
苦难也可能变成一种营养
邱晓雨旁白：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女主人公在丈夫车祸去世后独自远行，偶然停靠在一个盛产煤炭和寡妇的小镇乌塘，在那里她目睹了自己之外的更多苦难、不公和死亡。故事开始于对一场车祸的描述，描述者就是在车祸中身亡的魔术师的妻子。她用平缓的语调地讲述着那个让命运转折的夜晚：
“我想把脸上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
“我的丈夫是个魔术师，两个多月前的一个深夜，他从逍遥里夜总会表演归来，途径芳洲苑路口时，被一辆闯红灯的摩托车撞倒在灯火阑珊的大街上。肇事者是个郊县的农民，那天因为菜摊生意好，就约了一个修鞋的，一个卖豆腐的，到小酒馆喝酒划拳去了，他们要了一盘盐水煮毛豆、三只酱猪蹄、一碟辣子炒腰花、一大盘烤毛蛋，当然还有两斤烧酒，吃喝完毕，已是月上中天的时分了，修鞋的晃晃悠悠的回他租住的小屋，卖豆腐的找炸油条的相好去了，只有这个菜农，掂着老婆，骑上他那辆破烂不堪的摩托车，赶着夜路。”
小说当中，当迟子建描写到车祸的发生，她的角度并不是出自主人公，也不是出自魔术师，而是出自于这个赶着夜路的农民，她是这样说的：灾难就是在这时如同七月飞雪一样，让她在瞬间由温暖坠入彻骨的寒冷。
邱晓雨：我的不舒服其实是，大家明明知道出一起车祸，肇事者是谁，责任方是谁。而主人公叙述的时候，她上来完全没有提自己悲伤，她谈到第一个可能哭这个魔术师的人是那个农民。而且那里面有一句话我也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说对她来说，本身那种温暖变成了彻骨的寒冷，像七月飞雪一样。我看到那儿的时候，我特别心酸，我能体会到那个农民的心酸。但是我那个主人公也让我觉得特别揪心，她一个人为什么要承担那么多呢，她本身也有苦难，但是她一定站在对方的那个角度。
迟子建：这就是一种怜悯，和一种善意吧。我觉得人在承受苦难的时候，你也要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比你个人不幸更大的不幸，这个时候苦难可能就会变得小，变得轻，变得可以消解，也可以变成一种营养吧，所以才会出现，就是你说的这样的作品里这种细节和情怀。
邱晓雨：但是我在想，不管是主人公还是出于作者本身，会不会就比别人承担更大的压力？我不知道这个形容合不合适，因为人都是普通的人，如果你说是菩萨，他真的有这种义务去体恤众生，可是当一个人也有自己悲喜的时候，会不会给自己造成很大的压力？
迟子建：怎么说呢，如果你站在另外一个角度，你这样判断，做这样的一种价值判断的时候，你进入你的小说当中，你不会有这种负担和压力。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总应该还是有所顾忌和承担的。如果没有这个勇气，我觉得作品就完全是那一种不痛不痒的东西，那也没什么意义。所以在承担的这个意义上来说，有所担当的意义来说，他不会觉得很痛苦，相反作为一个作家，如果觉得他能帮作品当中的人物一起担当起来，他会感到一种快乐。
邱晓雨：这种能够担当其实也是一种能力。
迟子建：对，主要是胸怀和境界。
邱晓雨：这种东西你多大的时候，你感觉到自己逐渐的有这种情怀，可以不光顾及“我”的情感，去感受更多的人生命里的那种痛苦和苦难？
迟子建：小的时候，也可能跟家教有关，一个很纯朴的环境，接触了很多这种善良的人，当然不是说没有恶人，而且我作品里也不是说没有恶人，生活中各色人等都有。但就是说，你在成年以后，你会建立自己的生活观和世界观，我想这个时候，你对人的判断能力也在加强。对生命，如果大一点的话，你也在问你生命的这种意义，不知不觉，这个时候你可能就知道了哪些东西是该要的，哪些是不该要的，可能就会上升到一个层面上去。
邱晓雨：这么多年总结下来，或者你问到自己，你会觉得，作为你个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迟子建：对我来讲，在写作，不断地思索，就很好。我原来没有幻想过自己白发苍苍的模样，现在接近50岁了，我愿意想象自己80岁时白发苍苍的情景，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胜利，因为我20多岁的时候，永远不会这么想，那时的生命好像是不踏实的，现在是觉得很踏实。也就是说，过去的生命好像处于一种缥缈的状态，现在变得实际起来了，生存变得可感可触，你愿意和别人一样的衰老下去，直到完成一个生命历程，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邱晓雨旁白：迟子建经常用自述的方式来展开故事，在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当中，讲述者是这个民族当中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在一个清晨，她是这样开始讲述的：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90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如今夏季的雨越来越稀疏，冬季的雪也逐年稀薄了，它们就像我身下的已经磨得脱了毛的袍皮褥子，那些浓密的绒毛都随风而逝了，留下的是岁月的累累瘢痕，坐在这样的褥子上，我就像守着一片碱场的猎手，可我等来的不是那些竖着美丽犄角的鹿，而是裹挟着沙尘的狂风。”
邱晓雨：我想象的是你90岁的时候，也看着雨和雪。
迟子建：你这样说，我特别开心，希望有幸到那个年龄。
邱晓雨：到那时候，在一天里讲一个长长的故事。
迟子建：到了90岁，思维如果不是很迟钝，我肯定已没有精力写《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样的长篇，那我借你吉言，我真是可以，哪怕写一篇散文，我在那一年，我要纪念一下，纪念你今天说的话，希望你那个时候还能看见。（笑）
邱晓雨：我一定要好好活着，等着那一天。
迟子建：我比你大这么多都有信心，没问题。
邱晓雨：不管是长是短，写下来的东西就是生命里特别瑰丽的一部分，但是我看到你书里描写的那些小人物，其实可能他们跟作家还不一样，他们经历的那种东西，他们甚至没有话语权，他们想释怀的方式也很难，你比如像蒋百嫂这样的人，在生活里，在小说里都有，像这样的人，当他们遇到苦难，去面对生活，你觉得他们应该怎么样？
迟子建：我确实写了很多小人物，你提到蒋百嫂在《世界上所有夜晚》里，可能她应该是最出彩的一个人，我觉得她的痛苦，她那种内心压抑的东西，失去丈夫又不敢说出真情，心里埋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而这秘密背后有着罪恶的交易，这是大痛！
应该把这种痛剥去，作家要做的是这个
邱晓雨旁白：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当中，主人公的爱人，也就是文中所提到的魔术师因为车祸离开人世，而另一个人物蒋百嫂，也有不幸的遭遇。她的老公则被矿难夺去生命后，却出于种种原因却无法将死亡的事实公之于众。蒋百嫂只能将他的尸体藏在冰柜里。这个女性角色，与迟子建的心灵交汇可谓最深。书中写道：
“天色越来越暗了，陈绍纯的面容在我面前已经模糊了。他对我说在乌塘，最爱听他歌的就是蒋百嫂。蒋百失踪后，蒋百嫂特别爱听他的歌声。她从不进店里听，而是像狗一样蹲伏在画店外，贴着门缝听。她来听歌，都是在晚上醉酒之后。有两回他夜晚唱完了，推门，想出去看看月亮，结果发现蒋百嫂依偎在水泥台阶前流泪。
陈绍纯的歌声就是在谈话间突然响起来的。他的歌声一起来，我觉得画店仿佛升起了一轮月亮，刹那间充满了光明。那温柔的悲凉之音，如投射到晚秋水面上的月光，丝丝屡屡都洋溢着深情。在这苍凉而又青春的旋律中，我看见了我的魔术师，他倚门而立，像一棵树，悄然望着我。没有巫师作法，可我却在歌声中牵住了他的手，这让我热泪盈眶。”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当中既有芸芸众生的苦难，也有作者自身的心路历程。经历过和爱人的生死离别之后，迟子建更能够体会到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苦难，并且着力于转化成笔下对更多生灵的关切。
迟子建：我想我写他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为这样一个人物，确实特别深切的同情，这样的人在生活当中不是一个，而是很多，我想他们真是在生存上处于弱势的一方，那么我如果不同情这样的人，我想我的心就会是跟石头一样，风化了。
但是写他们的时候，不能仅仅只是站在同情的立场，你也不能完全做一个道德关怀家居高临下，这也是我厌恶的，就是一种加上引号的知识分子的姿态。我还是希望，就是说，你把自己放到那个普通人当中。本来我也是一个普通人，这个普通人就是说，你跟他是一样的，其实里面写的这两个寡妇，别看她们背景不一样，她们的遭遇却是一样的，内心的情感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因为她们角色的不一样，带来的结局，丧夫之痛的结局是不一样的，一种是惨烈的，撕心裂肺的；一种是忧伤的，带着绵绵回忆的，这是两种不同的情感。
那么我是希望消除前一种的痛苦，这种撕心裂肺的东西，其实她们也是可以拥有在遭遇生活变故后，仍然有这种绵绵思念的情怀。因为人世就是这样生离死别，是自然的。那么当外界强加给她这些东西变成这种惨烈之后，就要想方设法消除。造成这一切的，是社会的一些不公、不平等等，我觉得一个作家应该揭示这些东西。
邱晓雨：对于她个人来说，其实应该也可以做到。
迟子建：当时可以，对，而且她们甚至，她们的那种情感，如果没有这么惨烈的情感故事包放在里面，他们不乏浪漫，不乏幽默，生活着很本真，很朴素，他们的情感又是那么天然。她当然在失去丈夫以后，一个普通的意外事故死亡的话，她也会有这种温暖的纪念，那么她没有，她忍受着这样的痛苦以后，她只能让别人来糟蹋自己，然后每天酗酒，酗酒以后，她再闹事等等的。
那么这是她的痛，我觉得这个痛是深切的，是复杂的，我的笔，我觉得应该把这种痛剥去，作家要做的是这个。
邱晓雨：所以写作不光是为作家自己来疗伤，或者梳理自己，也是给这个社会，或者把伤口露出来，或者让一部分人看到这个，知道什么是这个社会应该重视的，解决的东西。但是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写作的局限性在哪儿？
迟子建：任何的写作都有局限，我想就是说，哪怕你写到90岁了，我90岁对着雨和雪写，这个局限有可能都不是社会带给你的东西。一个作家的笔给自己造设的天地有多广阔，给自己的局限也就会有多大，这种天地和局限是相辅相成的。
邱晓雨：跳不出自己的天地。
迟子建：你不断往前走的时候，你也不断的会接近局限，我觉得这是一个概率吧，写作会有局限的，没有任何人会说我的写作是没有局限的，当然你进入想象的世界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在驰骋，在一个瞬间，你的写作是在飞腾，思绪在驰骋，一切都是自由的那种状态。但是回过头来一想，写作还是有局限的，那么这个局限也是一个巨大的魅力。因为你在局限当中，你会想着消除这种东西，你就不断的开始下一步，不断地摆脱一种枷锁。
邱晓雨旁白：我从国际台坐上出租车，花了两个小时的车程来到迟子建在怀柔开会的地方。那个地方我去过，所以能想象会坐到什么样的椅子上邻着什么样的窗户来说话。但是能不能聊的好，当时我不知道。当我离开的时候，看着我们谈话时一桌两椅在窗下的剪影，突然有点想念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里，那一个地桌和半瓶旧酒，魔术师的妻子就是在那里和蒋百嫂聊着，喝着，直到夜凉如水。我很希望我们的谈话也可以是在一个夜晚，借着酒劲，不要录音，也许那样，还有更多的话题。
不过已经要知足，如果对着镜头，两个女人也很难轻声细语地说着内心的感受。对于迟子建的采访我并没有当成采访，我觉得穿过巨大的城市，去见的是一个素未谋面但已经熟悉的朋友。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继续，除了刚刚过去的一半还有下一半。我把它留到下一期来带给你，希望我们再聊的时候，你仍然在这儿，和我们一分分享，和我们一同分享这些人生中的点滴感悟。以上就是本期《环球名人坊》，主持人邱晓雨代表音频制作杨晓蕾，编辑侯颖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作家与世界》系列深度访谈。
环球名人坊——迟子建专访（下）
北极村，寒冷之地渴望温暖
邱晓雨旁白： 各位好，这里是环球名人坊，我是邱晓雨。本期《作家与世界》系列深度访谈中，我将继续对话迟子建。
中国最北部的小城是漠河，漠河的最北部在“北极村”，有人说到了“北极村”，就算是到了中国的北极。作家迟子建就来自于这里。而这个冬天很长白天很短的小村庄，却让不少人羡慕。苏童曾经说过：大约没有一个作家的故乡会比迟子建的故乡更加先声夺人了，太诗意了。而王安忆则是这样评价迟子建的：“她的意境特别美好，这种美好我觉得是先天生成，她好像直接从自然里走出来，好像天生就知道什么东西应该写进小说。”
邱晓雨：像你的文字，很多人都觉得既忧伤，又温暖，又不绝望，这种感觉跟北极村的那种地理的环境，整个的感受是有关系的吗？
迟子建：也许有，还跟个人的性格气质有关系，每一篇小说，每一个作家，其实它的作品，确实散发着自己的体温。大兴安岭那个地方，每年有半年是冬天，天黑的又很早，下午3、4点钟天就黑了，冬天的时候，早晨8点钟太阳才出来。
我觉得在那样一个环境中，人特别容易爱幻想，也特别渴望着在寒冷之地得到温暖。在冬天里，人会觉得忧伤，冬天似乎无边无际，太漫长了，到了夏天呢，又有那么美的风景，那种四时的变幻，触目惊心！当你还没有看够美丽的风景，秋天来了，万物凋零，一片肃杀之气，你确实跟着大自然会伤感起来，但是这种伤感也是美好的，所有的生灵，在我眼里都是美好的，所以可能这是一种，就是你说的很准确，就是说，跟我生存的环境，包括我的个人的心路历程都有关系，散发着自己的一些气质。
邱晓雨：你自己有没有不喜欢你自己哪部分的地方。还是你一直就非常接受，觉得所有的东西，就像阳光雨露一样可以摊开双手来接受。你有没有想过改变自己？
迟子建：我没想过改变自己什么，因为你生活在一种自然状态当中，就足够了，没有什么东西是需要你特别要改变的，而且生活也是不可改变的，生活你只能去承受，所以我刚才也提到随遇而安。
邱晓雨：所以即便你是一个直接的人，可能会说不合时宜的话，对你来说也完全无所谓，因为你的原则，或者你的风格就是这样。
迟子建：你说的话即便不合时宜，大家转个身，谁会把谁的话那么当真？立刻忘了，所以这个也大可不必介意。
邱晓雨：这么多年过去，你觉得写作给你带来了什么，带走了什么？
迟子建：写作给我带来了至少是不一样的生活。一个人是一生一世，可是你作为一个作家，你有另外一个世界，你不完全在现实世界里面，还可以在另外一个空间里面，我觉得这是写作给我带来最大的好处。
邱晓雨：我觉得都不止是另外一个世界，你写一部就是一个世界。
迟子建：那倒也是，就是笼统来说，就是一个写作的世界。这写作的世界里，在你生活很不如意，或者遇到挫折的时候，这个写作的世界给予你的这种力量和安慰，超出了常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写作的世界，跟大自然一样，对我是特别重要的。有这两个空间，一个是写作的空间，再有一个大自然的空间，在我的现实生活以外存在的这两个空间，就会让我畅快，我会很愿意活到老。
邱晓雨：愿意在这两个空间里活到老。
迟子建：对，因为有这样两个空间。至于你说写作带走了一些什么，我觉得它带走了，肯定一个作家在释放的时候，带走了你岁月当中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带走了青春，可能带来了衰老。
邱晓雨：虽然带走了青春，也留下了青春。
迟子建：但是它也带走了你少年时代的一种幼稚或者小小的虚荣等等，让你变得更朴实，更自然等等。所以我觉得带走了很多，也留下了很多。
邱晓雨：如果你可以眺望一百年以后，或者一千年以后，看你书的人会怎么评价你？
迟子建：如果有幸，我活到90岁的时候。大家说，那个活到90，写过点小说的那老太太，有那么一两篇还能看一看，我觉得就挺开心了。
飞出作品的蝴蝶
邱晓雨旁白：《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让迟子建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但这部作品对作者的意义并不只于此。在书中，因为一场意外事故失去爱人的主人公在旅途中疗伤，直到带来了这样的段落：
“我从随身的包中取出魔术师的剃须刀盒，打开漆黑的外壳，从中取出闪着银光的剃须刀，抠开后盖，将槽中那些细若尘埃的胡须，轻轻倾入河灯中。我不想再让浸透着它血液的胡须囚禁在一个黑盒子中，囚禁在我的怀念中，让它们随着清流而去吧。我呼唤着魔术师的名字，将河灯捧入水中。它一入水先是在一个小小的漩涡中耸了耸身子，仿佛在与我做最后的告别，之后便悠然向下游飘荡而去。我将剃须刀放回原处，合上漆黑的外壳。虽然在那里是没有光明的，但我觉得它不再是虚空和黑暗的，清流的月光和清风一定在里面荡漾着。我的心里不再有那种被遗弃的委屈和哀痛，在这个夜晚，天与地完美的衔接到了一起，我确信这清流上的河灯可以一路走到银河之中。”
在小说的最后，迟子建写到：“突然我听到盒子发出扑簌簌的声音，像风一样，好像谁在里面窃窃私语者，这让我吃惊不已。然而这声音只是响了一刻，很快就消失了。不过没隔多久，扑簌簌的声音再次传来，我便将那个盒子打开，竟然是一只蝴蝶，它像精灵一样，从里面飞旋而出！它煽动着湖蓝色的翅膀，悠然地环绕着我转了一圈，然后无声地落在我右手的无名指上，仿佛要为我戴上一枚蓝宝石的戒指。”
邱晓雨：《世界上所有夜晚》一开始带来的肯定都是比较揪心的东西，一点一点化解，一点一点化解，本身他的职业跟魔术有关系。我觉得如果从剃须刀的盒子里变出一只蝴蝶，理论上也可以，但是那个其实更像一个超现实的东西。我看到那儿的时候，心里没法形容，是突然一震，因为整个的感觉都很真实，你活在一个非常现实的世界里，最后有这样一个结局。那个结局是你在写着写着找到的，自己找到的，还是最开始你觉得一定要有这样一个东西？
迟子建：我从开始就有这种意向，当然我没跟媒体说，这是一个事实，我爱人去世以后，我确实保留着他的剃须刀盒，是一个很大的，像小说当中描写的那种黑盒子，那里还有他的胡须。
邱晓雨：其实女孩对剃须刀也都不会很陌生，大家有男朋友什么的，如果以前我看见里面他有没剔净的胡茬子，我会觉得很不高兴，但是你有一个描述，让我觉得，突然就变得不一样了，就是那个是连通着它的血液的。
迟子建：是。
邱晓雨：会让人在心里有别样的感觉。
迟子建：胡须还残存着他的血液，让我觉得他还有呼吸。
邱晓雨：所以就是一种，他就不仅仅是是烙印了，就相当于他还在一样。
迟子建：是的。他去世刚好是八年了，我有的时候会打开那个盒子，觉得挺奇妙，我老觉得我打开的一瞬，那里面会有什么变化，所以我是很自然地写到了这样的结尾，我真的觉得会有一只蝴蝶飞出来。我小的时候去森林里捉蝴蝶，会把捉来的蝴蝶放到一个药盒里。你小，可能不知道，那个时候的山村医生，开有一种叫山楂丸的药，那是最好吃的。
邱晓雨：这么大的一个吧。
迟子建：对，大山楂的样子。
邱晓雨：现在我们也有人吃。
迟子建：那时候我最开心就是，能上卫生所开一盒山楂丸吃，山楂丸的药盒就是方方的，那药盒就跟剃须刀的盒子一般大，我们捉了蝴蝶，就把它放到那里面，所以我会有这种生活上的经验。你把那个剃须刀取出来，剩下的空盒子里，别说一只蝴蝶，十只都能放得进去，那么我会想，我期待着一种奇迹，那就是蝴蝶。从开始写，就有这种想法，所以有人说我可能是写到最后，情不自禁让它飞翔出来，也不完全是，这是有生活基础的。
邱晓雨：这样的情景点在最后，你有没有觉得看过整个那篇文章，忧心的人，真得会有一种很舒解的感觉？
迟子建：与其说是安慰那个作品的女主人公，说蝴蝶绕着她飞了一圈，落到她无名指上；不如说从一个写作者来讲，我更希望是告慰已去的人，就是说这样的盒子里还可以有蝴蝶出现，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
邱晓雨：其实中国古代包括《梁山伯与祝英台》那个化蝶，真的，就是让你觉得有一种梦境的，向往那种很浪漫的感觉。
有一片人间的叶子飘落
邱晓雨：接下来呢，你可以不答，我每次问这个问题都特别不好意思，有没有想过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
迟子建：没想过。
邱晓雨：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迟子建：死亡是不可以选择的，我倒是希望像你说到我90岁的时候，写完雨和雪，一个老太太围着火炉，喝上一杯酒，然后没了，那当然是最幸福的。
邱晓雨：那是最幸福的。
迟子建：对，当然很多东西，这是不可预想的。你们干吗要问大家的死亡呢？
邱晓雨：因为它让人恐惧。太多的作家都在写死亡，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在小说里面的设计很多。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小说里的设计真的是小说里的设计。我希望知道大家真正面对它的感觉。
迟子建：别人怎么回答，怎么去死？
邱晓雨：张贤亮说他要自杀，因为他觉得他已经非常成功了，他什么苦难都受过了。
迟子建：王安忆呢？
邱晓雨：王安忆好像还是希望一个很平和的。
迟子建：像我这样90岁。
邱晓雨：她没提多大，但很平和，韩少功说，一定要突然，不要给别人留麻烦，比如说车祸什么的。
迟子建：我不这样想，我觉得，因为我承受了我丈夫车祸去世的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灾难，对死者那可能是一个瞬间，他们无知无觉，但是对于他的亲属和后人的这种忧伤是无尽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愿意活到老的让人都烦，我自己都烦，就是80岁其实都足够了。
就是活到了，我把我要写的都写了，我要表达的都表达了，而我觉得我的空间拓展到了我无法再拓展的那个边界，或者是说，我到了一个我在写作上仍然无限渴望还要写，可是我的体力又不支的那个年龄，但是呢，我还能喝一杯酒，老眼昏花的看着窗外的树。
这个时候你没了，那就是很自然的，你回归自然当中，不会给别人带来什么痛苦。也许窗外的树木和飞鸟会觉得，啊，有一片人间的叶子飘落了，这就很好，但这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
邱晓雨：向往，很难了。
迟子建：对，希望上苍怜惜我承受过的苦痛，给我这样的一个不让别人痛苦，自己也不痛苦的结局，当然这是最理想的。
邱晓雨：我记得阿来说其实一个祥和的死去，也是一个回馈。
迟子建：对，对，我觉得他说的很好。
邱晓雨：如果你离开这个世界，可以转世成一种动物或者植物，你会选什么？
迟子建：（笑），我还没想，做一棵树也不错。
邱晓雨：选植物的人还是蛮多的。
迟子建：反正不要做猫和狗，现在的猫和狗太可怜了，被主人整天当宠物一样的提来提去。
邱晓雨：当宠物很多人也很羡慕这种生活。
迟子建：我不羡慕，我觉得那很多是满足主人私欲的一种生活。
希望我不断老的时候，我的作品也有一种沧桑感
邱晓雨旁白：迟子建曾评价自己是个热爱俗世生活的人，她说写作时晚上上床后，要为第二天构思两样东西，一个是小说的情节该如何发展，还有一个就是吃什么。
这样一个女人迟子建，母亲曾是五十年代漠河乡广播站广播员，父亲曾任塔河县永安小学校长。她这样评价过家庭的意义：我是在健康的家庭环境长大的，从小感受到的是家庭的温暖。虽然我的婚姻来得晚，结束得又早，但留在记忆中的，是可以永久回味的爱与美。这个对我来说，是心中一团永远也不会熄灭的火，依然会在我孤独无助的时候温暖我。
在这样的温暖中，迟子建不断追寻在写作中的自己。
邱晓雨：你在写作上算是一种喜欢挑战的那种人，还是更喜欢找你比较拿手的题材？
迟子建：什么叫拿手的题材，所有的题材，再旧的，你不断写的，对你的难度其实是更大，因为你要写的跟以前不一样。
邱晓雨：变着花样，就跟做饭一样。
迟子建：对，所以我觉得写作每时每刻都会有难度的。但一个作家，他的这种写作的变化肯定是静悄悄的，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改变。就像我似的，1995年还是1994年，中央电视台曾经做过我的一个专题片《与你同行》（你还记得有一个《与你同行》的节目），他们一直跟我回老家的北极村做了一个专题片，那时候还不刻VCD呢，一个很老式的，给我一盘录像带存着，后来长期不用它，它就涩了。你不倒它，它就“衰老”了。很偶然，上次，因为我这些带子存在旧房子里，有一次我回到旧房子，把它倒出来看了一遍，我非常伤心。我想，天哪，那是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看不到皱纹，很苗条，朝气蓬勃的，我一看自己现在，真是泄气。当你看到旧日影像的时候，你一下就明白岁月意味着什么了。（笑）。
邱晓雨：但是我觉得女人其实能做到一点就行，就是你不用跟自己以前比，你能够比现在的年龄看上去哪怕年轻一岁，我觉得就是胜利。
迟子建：我要跟白发苍苍的时候比。我跟张洁很熟，也跟她保持很好的私交，有的时候来北京会和她喝酒聊天，我特别喜欢她。你比如说她这个年龄了，她白发苍苍，天哪，她太美了，那种气质是真正的内里内外的那种美好，你一眼就看得出来。
比如去年我去德国，我知道她刚好那时候还没有去美国，我约她，我说正好，有特纳的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她和我都喜欢画，我说我们看画展去吧，她说好。那时候还是甲流期间，大家满大街还都戴口罩呢。我在美术馆那儿等她，远远地看走过来一个老太太，那么与众不同的美，我一猜那就是张洁，所以这个美真是不是以岁月来论断的。
邱晓雨：尽管那时候皱纹少一点，苗条一点，但是今天散发的美也依然是还有。那你如果这么想之后，应该就不会害怕变老了吧。
迟子建：当然不会，谁也不能抗拒衰老，这是一个正常的，自然的生命过程，所以老就老吧，希望我不断老的时候，我的作品也跟着有点沧桑感，这是最开心的。
邱晓雨：对，作品沧桑感，其实就包括历史的那种厚重的感觉。
迟子建：它也会无知无觉跟着你往前走的。
历史教科书之外的14年
邱晓雨旁白：各位好，欢迎继续关注《环球名人坊》，我是邱晓雨，本期《作家与世界》系列深度访谈中，我对话的是迟子建。
迟子建认为，长篇小说《伪满洲国》，给她最大的启发就是，作家要不断面对有难度的写作。翻到这厚厚两本书的第832页，就是文章的后记了，她写到：“翻开《伪满洲国》的手写稿，在第一本的第一页上，我看见了当时标记的写作日期，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二日。
记得那天花去了整整一个白天，才写下并且确定了《伪满洲国》的开头：吉来一旦不上私塾，就会跟着爷爷上街弹棉花，这是最令王金堂头疼的事了。把他领出去容易，带回来难。吉来吉乎是对街上所有的铺子都感兴趣，一会儿去点心铺子了，一会儿又去干果店了，一会儿又笑嘻嘻地从畅春坊溜出来了。
我觉得找到了《伪满洲国》的叙述基调和语言感觉。虽然那一天只写了几百字的开头，可却觉得无限充实。傍晚散步时看着暮色温柔的街景，有一种特别的感动。”
邱晓雨：我不知道那个报道是不是真的，先印证一下，就是你年轻的时候，是一晚上或者一天能写一万多字？
迟子建：嗯，这是真的。
邱晓雨：我也知道，《伪满洲国》的时候，可能大概一天是两千多字。
迟子建：对，是。
邱晓雨：这种是刻意的，你需要去让自己调理一个速度呢，还是你觉得写作到了那个状态，你比较喜欢让它放缓？
迟子建：我觉得跟年轻的时候，年轻20多岁一夜我可以写一万多字，有点习惯了，但是现在不会，一个是精力不如从前，还有一个我觉得表达，精准的表达，不会那么一泻千里，“哗啦哗啦”那样去写，小说还是慢慢的打磨比较好。那个年代，就是你特别想写，表达欲望特别强，每时每刻你都在写，我觉得那时候有一个好处，就是写作给我带来了激情，你可以现在还在享受它这个激情带给你的好处，但是到了写《伪满洲国》的时候，已经30多岁了，相对成熟了一些，无论是写作还是生活，那么这时候你当然可以从容的往前走，你要有所想，一直的往前冲，勇气可嘉，但是带来的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邱晓雨：我其实特别注意书名。一开始不是叫《满洲国》吗？
迟子建：后来出版的时候给改的。
邱晓雨：其实就这一个字，你能知道立场和角度是不一样的。
迟子建：当然了。
邱晓雨：那你所能找到的，就是中日双方面的那个感受，是你收集的资料之后才打算这么些，还是一开始你的立意就很希望这样？
迟子建：整个满洲国时代，这14年的历史，不能仅仅以历史教科书的内容为主。否则，我的《伪满洲国》也就没有意义了。
邱晓雨：读历史课本算了。
迟子建：对，我还是想从人性的角度去写这14年的历史，在写作过程当中，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我都会站到人性的的角度，去考察它。当然这里也有很坏的日本人，也有比较善良的日本人。至于中国人，有非常值得同情的小人物，也有英雄人物，像杨靖宇那种壮怀激烈的，但是也有那种下流的，汉奸式的人物，所以我觉得生活是很复杂的，这也是尊重历史的真实吧。
事实史实就是这样，但它毕竟给我留下一个想象的空间，否则我不可能完全的放开笔墨，所有的小人物活起来以后，在作品当中，在这个舞台出现以后，他们一亮相，肯定是带着一种很朴实，很本真的东西出现的，那么日常生活活跃起来以后，我觉得他们就活灵活现了，总之，《满洲国》还是我那个年龄段 ，30多岁的时候，还算是比较满意的一部小说吧。对于想了解那一段历史的人，可以不仅仅读历史教科书。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作家的表达，在这里已经体现出来，这也就够了。
邱晓雨：像这样一个作品，在当时应该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写作的挑战吧？
迟子建：对我来说，肯定是。
邱晓雨：目前为止，你觉得你创作里最大的挑战是？
迟子建：挑战不完全局限于长篇的写作，包括一些中短篇的写作，你每年在写作新作品的时候，都要面临着不同的问题，所以我还比较有兴趣再继续写，就是说，每写一篇东西，你都觉得不是很过瘾，那么你还寄希望于下一部。
邱晓雨：每一篇写完，可能还会觉得有更多要表达的。
迟子建：对，一个是有更多要表达的，所以才会持续写下去。我没有对自己作品的那种自恋，我出版过的小说，我会做自己的第一个批评家和读者，拿到以后再看一遍，我会反思一下这里头有一些什么东西不够充分，表达的不够那么准确。我老想，我下一部作品，我要把它做得好一点，可是你做完了下一部作品以后，你回过头来看，又能发现一些缺憾，文学的局限，其实也正是文学的魅力所在。
巴斯滕曾是我的偶像
邱晓雨旁白：迟子建的作品多次获奖，也常常给人发自内心的感动。获得第三届“冰心散文奖”的作品《光明在低头的一瞬》，写下作者在俄罗斯一座教堂的经历。教堂中，她看到了喜爱的画家鲁勃廖夫的壁画，然而当她从画上收回目光低头的瞬间，看到一位正在安打扫祭坛的老妇人。迟子建在文中说：
“她的劳作是安然的，而我从她身上，看到了另一种永恒的光明：光明的获得不是在仰望的时刻，而是于低头的一瞬。”。迟子建是个不断感悟的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在她的《北极村童话》也有在年轻时代她对人生的收获，那里面说：“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
邱晓雨：如果用你今天到达的，你现在的层次和高度，现在有一个人给你送来一篇文章，叫《北极村童话》，是一个年轻人写的，用你现在的眼光，你去看它，你会怎么评价它呢？
迟子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我一套五卷本的中篇，我收的第一个按时间顺序来排，第一个中篇就《北极村童话》，我通读一遍，还是特别喜欢。就像我刚才说的，我看到的那个时代的影像一样，你突然面对着一个青春的，朝气勃勃的，天然的，虽然有一点小小矫情的，那样的一个作品，哪怕那种青涩都是美好的。
邱晓雨：一去不返。
迟子建：一去不返，真是一去不返。
邱晓雨：我记得采访欧阳奋强，他说现在回过头看演的贾宝玉，有很多地方处理不成熟，但是永远也演不了了，就是因为那时候不成熟，才能留住那种东西。但是当人越来越成熟之后，就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我记得你去达尔文市的时候，有一个女市长采访过你，也问过一些问题，她有一个问题我也特别感兴趣，这个问题是说，作为女性参与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会和男作家有什么差别，我不知道你当时答没答这个题，她问了之后。
迟子建：作为作家来讲，我觉得无论男女，不是说女作家要怎么样，或者男作家要怎么样，女作家的写作可能我觉得更感性，更直接，更大胆一些，男人毕竟跟我们性格气质还是有微妙的差别，女人做事情也更执著，所以人家不是说吗，说在爱情当中最容易受伤的是女人，那歌不也这么唱吗，我觉得在写作当中，可能也是。女人是偏向执著的，因为写作也可以称为是一场恋爱，你是在跟自己的作品，做着一种永无归期的拥抱。
邱晓雨：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题，都是虚拟的题，如果现在你是我要采访像你这样的作家，就采访你，你会问她什么问题？
迟子建：我问你今天吃了什么。
邱晓雨：我问王安忆说，我要跟莫言聊，你觉得我跟他聊什么好，然后王安忆说你要跟他聊吃。如果没有时空的妨碍，你最想去往什么样的时间和地点？
迟子建：应该回到唐朝吧。
邱晓雨：这么多人都去唐朝。
迟子建：我觉得这确实是挺好的一个朝代，如果去海外的话，我喜欢俄罗斯。
邱晓雨：下面就是能见谁，也是虚拟场景，就是说可以跟世界上任何一个当代的，或者历史中真有，或者虚构的，但问题是你没有正式接触过的一个人相约，可以喝茶聊天。
迟子建：比如说我喜欢辛弃疾，《嫁轩词全集》是我的枕边书，我当然不能约他一起喝茶，我觉得他那种气质肯定不会跟我一起喝茶的，但是他是个了不起的词人，我喜欢。我是个有20多年球龄的一个球迷了，我崇拜的这个人还在，那我肯定想，我能不能见到他？
邱晓雨：哪个球星？
迟子建：他早就退役了，范巴斯滕，荷兰的，当年是“三剑客”之一。我当时是疯狂地崇拜他，我觉得他比后来大家崇拜的贝克汉姆他们要好。
这是一批有独立人格和想法的知识分子
邱晓雨：去了那么多国家，跟他们交流，你觉得在那些人眼里面，中国文学作品是什么样的？
迟子建：他们对中国的，尤其当代文学可能还隔膜比较深，了解得少，可能就是说，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跟我们对外国同步的当代文学的了解，相差的比例，我不可能做完全准确的估算，大概应该是10比1左右的比例。从翻译的角度、数量，翻译的数量是可以证明的。但是我想，就是说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经济是改变社会、让世界对你刮目相看的一个方面，但文化其实也更重要。你看有很多人都不了解中国现代生活的这种变化，所以他们真到了中国以后，他们确实很惊诧。中国的进程哪怕是泥沙俱下，也掩不住勃勃生机，这是它了不起的地方，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状态。我觉得他们对当代文学确实是很陌生，而且对当代文学的译介，可能也有局限。这跟整个全球化进程有关，一些流行读物占据了市场。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看到更多真正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一些作品。
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你访问的这几个作家，也都是我特别喜欢的，像张承志有独立的精神气质，而且他甚至带着一种决绝的姿态，我很尊敬他。像韩少功，王安忆、阿来，我觉得你访问的这几个也都是我的朋友，就是说，这些人的作品，我觉得西方人如果更多的译介这些作家的作品，他们会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不一定的认知，这是一批有独立人格和想法的知识分子。
邱晓雨：只要真的这些东西能够到达他们的面前。
迟子建：对，但是现在看来不那么简单。
邱晓雨：你们是为写来做出努力，还有一批人需要把它们推介出去，也得做出努力，才有效果。
迟子建：对。
我羡慕鹰，它有无限的来处，也有无限的去处
邱晓雨：下面有三个题，最后了，我连着问了，这个世界上什么最让你恐惧，什么是幸福，最后你就可以随便说什么，这个节目用你的话来结尾。
迟子建：这世界上什么最让我恐惧，应该是说我在新闻当中得知了世界的某一个角落又发生流血事件了，这是让我恐惧的，它不像自然灾害，比如说哪儿地震了，海啸了，这是由自然带来的灾难，我也会难过，但是不会恐惧。可是一个地区发生了宗教的流血冲突，哪个地方发生了暴力事件，因此而流血了，我会恐惧，我觉得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但是又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必然发生的事情。
邱晓雨：应当避免，但是又显得不能避免。
迟子建：对，我很清楚的知道，这时会让我恐惧的。你问我什么是幸福，幸福就像，怎么说呢，就像我现在和你坐在一起，这天不冷不热，又不明媚，又不特别阴晦，又吃的比较饱，懒洋洋，聊得又比较投机，投缘，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幸福，就是幸福不能完全用一个概念去定义它。
幸福的简单化，这也就是我会在心理感觉幸福和满足的一个原因。就是每一个时刻，一个小小的感动，我都会觉得幸福。像昨天晚上下着小雨，蒙蒙细雨，我也吃得很饱，我散步，在院子里走了两个小时，越走越觉得舒展，看着远山的雾变来变去，一开始浓，后来淡，淡了以后，又突然浓起来，然后暮色一点点深起来，那时候你觉得是幸福，因为你是在大自然里一直走。在这个山里面，看到那么多的山楂树。
邱晓雨：对，对，有好多。
迟子建：它的花蕾，披挂着雨珠的山楂树的花，到秋天会结出红艳艳的果子。我觉得幸福是很简单的，只要你有一颗感恩的心，每时每刻都会发现幸福的。
邱晓雨：最后就是你随便说什么都行，这个节目用你的话来结尾。
迟子建：我就希望在生活当中，我们在一个自己的天地里面，就像现在一样，我多么希望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中，但抬头一望，你看窗外有多少鸟在飞，你能听见鸟鸣，能看见鸟在飞翔，你听着鸟的叫声，特别脆，我就会很感恩。这之前，我在香港呆了两个月，住在离维多利亚港很近的一个高层上，可以看见海景。我每天看见的是什么呢，特别有意思，天上的私人飞机不停的在那儿盘旋，一会儿飞过一架私人小飞机，我从未见过那么多私人飞机。当然香港的富商多，而飞机的下面，就是维多利亚港的船只往往来来。在这种环境当中，你就是这世上最普通的一个人。
但我最羡慕的，是鹰！很奇怪，维多利亚港的鹰非常的多，我觉得一般是在草原上才有，我还问了当地人，他们说确实是，最近鹰很多。我最羡慕的不是天上的私人飞机，也不是海上的来来往往的那些豪华油轮，我最羡慕的就是繁华都市的一只鹰！因为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它要向哪里去，它有无限的来处，也有无限的去处。
邱晓雨旁白：迟子建想要做一只鹰，其实就算是在地上，她也已经在飞翔了。我觉得她的文字把她带到一个水草繁茂的地方之上，让她看见天看见地也看见一切生灵的游走。就像她所说的那样，写作的人，是有幸拥有另一重世界的人。不过更有幸的是，那个世界里映射着这个现实世界的倒影，所以，她的每一行字都可以写在人的心上。如果仅仅用迟子建的笔来讲故事，真的可惜了那些字，这样一个女人天生是为了用心灵来沟通的，不论是对人还是对于世间的一切生灵，她愿意把自己置身于他们之中。
在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自己要面对的，不同的夜晚。我和迟子建说，我害怕夜晚，问她是什么感觉？她说她喜欢夜晚，因为夜晚是安详的。采访过后的那个晚上，我从家里的阳台往外看，那天北京飘着一阵一阵的雨，马路被洗的很光滑，路灯柔软的光晕让我想起迟子建说的话。夜晚的确是安详的，而生命，因为它，拥有了更悠远的意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