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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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忆中，那个称之为家的地方，就是川西北极常见的“长三间、一边转”的农居。土墙青瓦，座落在半山腰。坐北朝南，后面是山，山延伸到东西方向又各自向南转了个弯，逐渐变矮，和山腰一大片平地相连，就像一把有扶手的椅子，房子便修在这把椅子的正中间。据说是爷爷上一辈人，携家带口，从几百公里之外迁徙到这个地方。最初只有三间，大概在我小学的时候，家中弟兄渐渐长大，又在东面接着，朝南修了两间，形成最终的格局。
1
房子最西面是灶房，挨着正房的墙修建，房顶向西逐渐变低，到最低处的屋檐伸手就能摸到。灶房比较简陋，只有后面和侧面有完整的土墙，前面是用木头夹着竹条，再糊上泥，然而糊泥的只有下面两米左右的部分，所以上面就一直透风。房间内部修了一人多高的土墙，把灶房隔成两部分，矮的那边就是猪圈牛圈，高的这边就是厨房了。厨房最里面是一个土灶，靠墙有案板、大概能容一方水的石水缸，此为食品加工区；外面一张八仙桌，这就是餐厅了，两个区域之间也用竹条夹木头做的屏障隔离着。
小时候烧这老灶总是不得要领，生火时夹一把柴禾划火柴点燃放进去，老是冒着黑烟不见火光，于是想用火钳去把那有火的地方弄得舒展些，奈何力不从心、笨手笨脚，一阵胡乱拨弄，最后就连黑烟也没有了，又把嘴凑到灶孔鼓起腮帮子去吹，吹得头晕目眩、吹得满头大汗，灶灰糊了一脸，乌漆麻黑，活像一个小包公，但那灶里最后是一点火星子都全无。
这时往往就气急败坏，用火钳打那老灶，好像它是个人似的，嘴里不停地骂：“打烂你这狗日的烂灶，叫你不燃，叫你不燃！”心中又暗暗地想，如果我是一个灶，随便放点什么叶子渣渣进来，马上就熊熊燃烧，不会让人操一点心的。母亲或哥哥们听到了响声，必然会进来帮忙，照例先是一顿大笑，然后说：“老五，不能骂灶王老爷哦。”
然而我却愤愤不平，这算什么老爷，总和我作对，因此从小对这灶王老爷没一点好感。大人们生火倒是轻松，很快就燃起来了，又让我继续守着添柴，看见生着了火，又暗暗得意地骂那老灶：“有本事你不燃啊，你不燃啊！总有人收拾得了你。”
一会儿怒气消了，那老灶似乎也变得温顺，一把把柴禾喂进去，火焰欢快地舔舐着锅底，轻微地噼啪着，有些没干透的枝桠，露在灶门外的那段就“咝咝”地冒着水汽。柏树、黄荆、马桑、桑树这些不同的柴禾燃烧的气味各不相同，最好闻的是柏树——长大了走出来才晓得，外面的人用它熏肉，枝桠分成小捆居然可以卖钱。锅里的水先是很大声地响，后来又变成“咕咚咕咚”的小声，我就喊一声：“妈，水开了！”
母亲就放下手中的活，从外面进来，放入各种食材，米极为稀有，红苕、玉米面居多。又盖上锅盖，慢慢地熬着，香味渐渐出来，肚子就发出咕咕声作为回应。饿得很了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喊：“妈，饭好了！”
“不忙，不要加柴了，等它再煮会！”母亲便进来洗碗，从坛子里取出泡菜切细，好的时候滴几滴菜油在里面，大多数时候是什么也不放，甚至忙的时候直接不切，整根整根的泡豇豆、萝卜英英、青菜叶子，就那样盘在碗里端上桌下饭了。虽然熬了很久，饭总是很稀，如果企图从里面捞出点什么来的话，不出意外，往往是块红苕。大人说我一两岁时没吃的，只有红苕，有次差点被块红苕噎死，父亲提起我的脚，头朝地，在我背上边拍边甩，才吐了出来，得以活命，让他们继续笑话我到大的是，吐出来后还是没害怕，又继续吃，由此得了“红苕娃”这样一个外号。
桌上没什么菜可吃，我便端了碗，来到院坝，一黄一白两只狗亲热地摇着尾巴，凑了过来，在我面前站着，紧张地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久了看我没反应，便一左一右在我面前坐下来。
土狗向来坐着比站着高，如果我蹲着，它们就比我那小小的身材高出一头了。两只狗低头注视着我的碗，其实如果我不反对，它们会毫不犹豫地把舌头伸进我碗里，两三下就吃得干净不会有丝毫嫌弃。但是它们显得很有教养，这也是从小挨了不少棍棒学会的，只咽着口水、偶尔舌头舔一下鼻子故作镇定，互相提防着，生怕掉下来的食物被对方抢去，一面不停地用眼神暗示我给它俩分点。
一群母鸡在公鸡的带领下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分散在周围，狗子不耐烦了转过头去龇牙咧嘴，呜呜恐吓，鸡群貌似惊慌，公鸡扇着翅膀不在乎地喔喔喔，母鸡故意发出夸张的咯咯叫，装着很怕的样子，然而并不肯退去。于是灰尘四起，鸡毛乱飞，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便扔坨红苕，红苕未沾地，十多个鸡头像箭一般射过来，抢到了的那只便想突出重围跑到旁边吃独食，但那时一大堆鸡头狗头的目标就变了，那想跑的鸡还没跑出几步，嘴里红苕就被瓜分得干干净净。没抢到的鸡不甘，爪子在地上边刨边找，细心地看有没有掉下的残渣。狗子们委委屈屈，又不敢拿鸡群怎么样。我只好安慰它们说，不要急，等会专门喂你们。那只黄狗是从别家跑来的，一直陪伴我长大，它老死后我哭了一场，父亲给它穿了件衣服，把它埋在西边的桑树下面。
桌上也有好吃的时候，一年最多几次，但一般都要举行一个庄重的仪式。八仙桌四边筷子摆得端端正正，菜上齐了。孩子们神情庄重双手合十：“爷爷、婆婆回来吃饭了。”大人口中也念念有词：“爸爸、妈啊回来吃饭了。”我在家中最小，记忆中没有爷爷婆婆的印象，也不晓得我出生他们还在不，这样的仪式大概是从他们过相继过世后，进行了几年。那时我是懵懂的，但也知道爷爷婆婆不会回来，更不会来吃饭，我知道婆婆的坟就在房子后面西侧的山上，那是她生前就选好了的，刚好一眼能看到老房子。父亲在外面另一个镇上上班，每个月回来几次，下了山没到家，便先去婆婆的坟前看看，独自说半天话；走的时候，也要去站一会，有时深深地鞠一个躬，有时会跪下磕几个头，说声妈我走了才离开。
后来食物渐渐不再匮乏了，母亲有一双巧手，变着花样给我们弄吃的。有时用面粉和稀，摊在大锅里成一个大薄饼，要熟的时候铲起来，这样摊几锅后切成片，再回锅用油炒，叫做“面花子”，这时还是我烧那老灶，但必须用麦草之类一下子就烧光的东西，不然火力不好控制，薄饼非糊不可。有时包饺子，我们那称之为“包面”，没有肉，就用花生炒脆打细和白菜做馅。再就是油饼，面先擀成个大圆，然后卷起来，切成一段一段，再搓成一个个饼子，沾上葱花，抹上油，放锅里烙，香脆可口啊。记忆中好吃的数也数不清，却都在那我一直怀恨在心的老灶上生产出来。
过年全家人围着一起烤火是最开心的时候，母亲、姐姐的口头禅是：“今年烧个大树根，明年养头大肥猪。”年三十必须用最大的树根，我们那叫“树疙瘩”，这些“疙瘩”是早准备好了的，要去山上锯了树后的土里挖，挖到大的就会说，这个留到过年烤火。父亲那一辈人都能说会唱，记得最清的是他唱的一首：“……雪山升起的红太阳，拉萨城内闪金光，翻身农奴巧梳妆，阿爸和女儿逛新城呀，走得忙……”边唱几句就边摸我的脑袋，逗着要我唱，我却只会唱什么“牛儿还在山坡吃草……”之类儿歌。哥哥姐姐们听我唱完就一齐叫好，我却害羞得不得了。
火堆边上的热灰里常常埋着花生，红苕之类，一旦熟了就刨出来顾不得烫，边吹着气边吃。后来我们渐渐大了，家里的人越来越多，嫂子、姐夫、又添了几个侄子。但烤火是必不可少的，火堆越烧越大，那面一年比一年黑的墙壁就是证明，也越来越拥挤，后来就干脆搬出去烧，于是另一个地方的墙壁又留下了烟熏火燎的痕迹。这四面漏风的灶房，却是我们心中最暖的地方呵。
父亲是家中独子，爷爷让他读过一些书。本行是财会，爱好广泛，尤其是古文，动不动用“古训”教育我们。喜欢研究易经、佛学之类的东西。小时候我对他充满了敬畏，又无比思念。总是侧耳细听山那边班车的声音，望着房后的山路。将一颗花生壳丢在地上，若一个朝上一个壳朝下，心里就无比期待，因为这就预示着他今天要回来，这样的“占卜”十有八九都落空。而他果真回来了，背着他那黄色的帆布包，从里抓出水果糖，笑眯眯地喊着我，我却怯生生地不好意思去接。
每年大年初一，父亲便会拿出本红色封皮的手抄本，也就是易经之类的，那些年这样的书很少，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在民间流传。在那张八仙桌上，焚香，用几枚铜钱，给我们几弟兄进行一次更为复杂的占卜。我们几个正襟危坐，等着那些铜钱来透露天机。但那卦辞总是寥寥数语，晦涩难懂，不会很具体到什么事。但他却能分析得很仔细，要我们这一年要注意些什么。后来我自认为读了点书，内心有些怀疑，一直觉得这不过是个庄重的游戏罢了，但结果却往往和他说得很像，其实应该是他太了解每个儿女的长处和弱点了吧。
2
灶房挨着的一间，小时候哥哥姐姐都叫它“爷爷的屋”，也就是爷爷生前住那间房，好多年都不能改口。听说他喜欢孙子们的不得了，大哥刚出生，家中添丁了，挑着扁担，一头挑着猪，另一头也要装着我那大哥，到处赶集。但我对这个房间的称谓却有种莫名的害怕，虽然爷爷从照片中看起来，他穿着一身长袍，是那么慈祥。屋子里上下两层，下层却没有窗，黑漆漆的，我独自进到那屋里，总能感觉到似乎有人，总觉得我那未曾谋面的爷爷在暗中看着我。爷爷不是喜欢孙子吗，那他也必定喜欢我，但我却怕这样的喜欢，生怕黑暗中突然凭空伸出一只手来爱抚我的脑袋。在这奇怪恐惧的支配下，很多年我都不愿意独自进那屋，直到在墙上开了窗子，我也长大些了。
然而我却嫉妒哥哥姐姐他们，他们可以当着我的面炫耀以前爷爷对他们如何如何好，我却插不上一句话，暗想如果爷爷在，肯定是对我最好的。虽然没有得到爷爷的恩泽，身为老幺，却得到了父母和三个哥哥、一个姐姐的万千宠爱，算是平衡了一下失落。
我那沉默寡言的二哥初中毕业了，就住进了“爷爷的屋”，它的名字也就变了，我也不再害怕进去。二哥幼时极为俊美，面白如玉，爷爷亲自命乳名叫“宝儿”。大哥作为长子却没有分配到这样的好名字，正因为是第一个，名字越贱越好养，赐名曰“怂狗”，这惊为天人的贱名更是传出了十里八乡，成为笑谈。不过大哥果然好养，年轻时虎背熊腰，可一人抬两百多斤的柴油机，单手举石锁。正直大气，算得上乡里风云人物。有武术情怀，家中常备《气功》、《武林》杂志，上面有各种拳术、剑术，对于我来说，那些简直就是武功密笈，也曾幻想练个一招半式，聊以防身，无奈身体瘦弱，不是那块料啊。
二哥名字好，长得好看，但却遭到老天的嫉妒。他小时候出了一次意外，右腿落下了残疾。他还小，大人也忙，谁也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了。那时我只是觉得他走路稍显奇怪，久了也就习惯，其他和常人并无不同。说起这个二哥就一脸苦笑，说就是那个土医生一手造成的，本来是左腿受了伤结果把右腿医坏了。
二哥毕业时，大哥、姐姐已经去工作了。他回来后，对“爷爷的屋”也进行了改造，墙上贴了电影名星的海报，有了一台收录机，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了邓丽君的《月朦胧，鸟朦胧》龙飘飘《惜别的海岸》这样的靡靡之音，幼小的心灵不禁感叹世间原来还有这样好听的声音。
也是在这间屋子里，在下雨天，二哥凭借他那三脚猫水平，居然教会了我下象棋，我们因此又多了一个娱乐活动。让我不平的是他作为师傅却从不让着我这样的徒弟，我输不起了就哭，反而就更成了他们的笑柄，屡败屡战几个月后终于赢了一盘，仿佛抗战胜利了一般，浑身舒坦啊。
又教我吹笛子，吹出的气要集中成绿豆那么大一点，才会响，不然就只能发出夹杂着气流断断续续的呜鸣，而且吹几分钟就会脑袋发昏，走路仿佛醉了酒东倒西歪。初学吹的都是噪音，不堪入耳，我练得久了，二哥的脸上不禁露出后悔的神色说：“老五你莫吹了，莫吹了！歇会嘛。”正好笛子是向山那边的表哥借的，待我练到能吹响的水平时，就还给人家了。
于是我就梦想有一支自己的笛子，决定用竹子自己做。用剪刀尖这样简陋的工具钻孔，注定是行不通的，孔不平滑，全是竹子毛刺，让人沮丧的是往往钻到最后几个孔，稍不注意整块竹筒破掉前功尽弃。二哥看我可怜就帮我做，不得不说他真是心灵手巧啊，先在大概位置钻个小洞，再用火钳烧红把洞烙大，做好还不算太丑。就拿给我吹，虽然毫无音准可言，手指嘴巴都染上黑炭灰，但至少能响，让我激动不已。有了方法，我也依样乐此不疲地做了很多根，长长短短，黑而毛糙的笛孔大大小小，歪歪扭扭。对痴迷的东西就比烧那老灶有耐心多了，意外的收获是从那时起练就了超强的动手能力。
后来大哥知道了，终于动了恻隐之心，从县上买了一支笛子送给我，挂着红色的流苏，那简直是欣喜若狂啊。
3
整座房子的中间就是堂屋，没有楼，可一眼望到屋顶的青瓦，对开双扇大木门。在我的心目中是极其庄严的，因为小时候在堂屋门槛上坐久了都会被批评。正对堂屋大门的后墙上高挂一块大红布，上书“天地君亲师”几个繁体大字，是父亲亲手所写。红布下面是一个小木台，有观世音菩萨像和药王像。地上摆着小方桌，放着一个香炉，摆着三个油杯，日常供奉着水果和点心。
静静地站在堂屋中间，会有种被家中历代先人们无声的慈爱和神灵悲悯目光所包围的感觉，沉浸其中，内心一片寂静，无悲无喜、安宁祥和，这种感觉在其它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每次离家之前，都会去上柱香向他们道别，仿佛感受到了祝福和庇佑，内心坚定而充满力量。
在老家农村，堂屋绝对是每个人家的精神圣地，任何调皮的小孩子也不敢在此造次。这种朴素的传统信仰也自小深深地影响了我们。长大后，面对花花世界的各种诱惑，当心中的魔鬼跃跃欲试时，总感觉有一只无形的手毫不留情地阻止它，总感觉会有另一个声音将自己唤醒。
4
堂屋右边的房间，住着父母亲。和“爷爷的屋”一样，也是上下两层，事实上，除了厨房、堂屋之外，所有住人的房间都是两层，二层是用木头和竹子镇的楼，楼板上糊了一层泥，楼上楼下都有床等简单的家具，可以住人。
这个房间进门的土墙上贴着画作为装饰，有红彤彤大脸盘子的劳动者人物像、有开国大典主席在城楼上的画、有展示祖国大好河山的画，大多数都是从画报上剪下来的，大小不一，年代久远，从来没换过，有些泛黄、黄得变黑，虫子蛀了不少洞，于是有些劳动者就成了瞎子、少个鼻子或耳朵。其他地方还裱了一些报纸，遮住那沟壑纵横的墙面，报纸上的粗大醒目的标题，在床上眼睛一睁开就能看见而且从小看到大……从识字起看到这些就有深深的困惑，为什么就有理了，权衡了一下自己是断然不敢造反的，除非想挨揍了；当然也就对孔老夫子和一些外貌高贵的人没什么好印象，不过是封建思想的代表和虚有其表的蠢货。和这些斑驳凋零的糊墙纸相比，墙正中那个大的玻璃相框就显得很干净，里面装着爷爷、婆婆合照，一张全家福，其时我还是一个婴儿被抱在手里。父亲常常对着这个相框出神，不允许我们去乱动，生怕弄坏了。
父亲回来得少，哥哥姐姐到镇上念书住校，其实就只有年幼的我和母亲住在这屋里。除了学校放农忙假，父亲和他们回来帮着抢耕抢收，平时都是母亲一人经营着十多亩田地，有做不完的活。
在那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母亲把我关在这间屋子里，她到生产队开大会。天黑了，外面吹着大风，那时乡间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传闻，说是某地方的人死了从坟墓里爬出来，浑身长着白毛，叫做“人熊”，先吃鸡鸭、进化一些后就会偷吃猪羊这样的大型生物，再后来就发展到吃人，它还有魅惑人心的能力，一但被它抓住你的手，就万难逃脱了，吓得我常常是睡觉都不敢靠门这边。在这样的夜里，左等右等不见母亲回来，幻想房顶上莫不是潜伏着什么妖邪将趁机对我下手，我在屋里瑟瑟发抖又不敢哭出声，又担心黑漆漆的天母亲回来看不见路。
不知哪来的勇气，提了马灯，抱着那只大黄猫，摘下顶门杠，心道我要去接母亲，其实是自己吓破了胆要去找大人。唤那两只狗作伴，然而狗子们的样子表示它们的职责只是看家护院，不肯随行。走出不远，猫也在怀里挣扎——对于我来说它实在太重，爪子也有些尖。不论我怎么亲昵地喊着，它一下了地，便义无反顾地弃我而去。微弱的星光下，黑黝黝的树林在风中扭动，格外狰狞，仿佛里面塞满了妖魔，随时都会跳一只出来，拦住我的去路。远山人家的灯光好象若隐若现的鬼火，暗处的猫头鹰也抓住机会发出不怀好意的声音施以恐吓。那烧煤油的马灯只能照几步远，我浑身的汗毛都吓得立起来了，一把鼻涕一把泪，在那崎岖不平的小路上跌跌撞撞了几十分钟，终于到了一户人家。虽然胆怯还是擦干了脸装着有礼貌地问：“赵应富叔，晓得我妈在哪不？”
那家大人们哄堂大笑，原来我叫错了名字，那赵家有两兄弟，一个叫赵应富，一个叫赵应贵，住在不同的地方。大人们听说我是给妈妈送灯来一个劲地夸这娃有出息，就带我去找，原来那晚上是生产队的一些房子拆了，在分木头，偏偏规矩是一家一家人轮流去选，故而耽搁了很久。
母亲见到我是又嗔又喜：“你这娃不在屋头跑来干啥，摔着没？”
我还是用想好的理由来掩饰：“没有，我给你送亮来。”
“你硬是还胆大呢”，母亲说着却把我抱在了怀里，我分明看到她在抹眼泪，我不知道她是伤心还是高兴。但她没骂我反而有点夸奖的意思让我不由得产生了点小小的骄傲，先前的害怕一扫而光。大人鼓励的效果十分明显，后来母亲生病卧床了，我自告奋勇地站在小板凳上，生平第一次为她煮了碗面条，还知道把泡豇豆切烂做佐料。
也是在这间屋里，我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大劫难。在现在看来很小的一种病，应该是鼻腔血管破裂，一直流血，怎么也止不住。堵住鼻子，血就从嘴出来，嘴里先是红色的液体，后来太多凝固了，吐出来就是乌黑的血块。家里有一个铜盆，放在床边，血装了恐怖的小半盆。去医院要翻过一座山，又是半夜，大哥便和山下的中华哥背着我去医院，不料到了医院又止住了，医生说没事让回去养几天就好。
离奇的是，回到家里，又开始不停地流，那盆里的液体颜色渐渐稀薄，我渐渐什么也不知道了。
像做了一场真实的梦，只觉得有无数张嘴巴在耳边窃窃私语，说着只有气流而没有声音的话，我努力想听他们在说什么，却总是听不清。又觉得自己仿佛在天上，灰色夜空中没有一丝云，全是星星。天上到处都是列车，那车却是透明的只有轮廓，它们沿着弧形的路线，从一个地方升上来，又从另一个地方沉下去消失不见，隐隐中觉得那车上坐满了人，却也是透明的，看不清。自己在梦中并不觉得奇怪，好像列车本来就是在天上跑的一样。后来就安静了，世界一片黑暗，没有声音，也没有光亮。
记忆就断断续续不连贯了，一会醒来在医院，一会醒来又在家里的床上。
我听到母亲在哭泣：“把那几头猪死了，把我这些蚕死了，也把我娃儿留下嘛……老天爷……”
我迷迷糊糊看到我那七十多岁的外婆颠着她民国时裹的小脚，一个劲地叹气：“把我这老骨头收走吧，把我孙子留着……”
我闻到了苹果的香味，感到一双温热的大手摸着我的额头，有硬挺的胡茬扎在脸上，有清香的苹果泥喂到口中。父亲在耳边轻轻地喊：“五儿、五儿，好些了没……”
我的意识一天比一天清醒。
我没死成，但休了一年学。果然，母亲那年养的蚕得了僵蚕病，全部死掉了。
（图片来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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