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希腊时代开始，东方/西方的地缘政治二元对立框架，就与野蛮/文明的文化价值的二元对立框架重合，这种重合趋势再次出现于启蒙运动高潮时代。
西方现代观念中东方与西方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秩序，经过地理大发现与文艺复兴时期的颠覆与重整后，到启蒙运动后期基本确定，而西方社会关于文明与野蛮的讨论也开始于这一时期，“文明”成为西方现代文化自我指认的身份，而“野蛮”开始被用来形容东方。
西方在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上，结构知识与想象中的世界秩序，根本的意义在于西方现代性完成文化自我认同。
西方中世纪建立在基督教信仰基础上的世界观念秩序，曾经将世界严格划分为西方基督教世界与东方异教世界，这种以信仰划分的二元对立的世界秩序，不仅赋予基督教西方一种明确的文化身份，也确立了西方中心与差异对立的他者，使西方在明确他者威胁的同时体验到安全。
地理大发现与文艺复兴一度打乱了基督教一统文化的世界观念秩序，东方与西方、古代与现代的界限不清，秩序也被经常颠倒过来。启蒙运动在西方现代性文化认同基础上，开始重建世界观念秩序，东方与西方、古代与现代的界限被重新确立。
西方指现代启蒙的西方，以西欧北美为中心，奥斯曼土耳其以东的广大地区，从埃及到日本的广阔地区，甚至整个非西方世界，都毫无例外地属于东方。
启蒙思想是在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时空框架内进行的，其根本意义在于确证“现代西方”的合法性。
它发明或构建了一套具有整体性与连续性、生动活跃的世界观念体系，启蒙哲学中所有重要的概念，诸如理性、真理、进步、自由、民主等概念，都被镶嵌在这个辉煌的体系中，这个体系并非说明事实，而是表述现代西方社会关于需要与猜测、关于欲望与恐惧的信仰或神话。
首先是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秩序的重建，其次是野蛮与文明的秩序的重建。
一个空洞的地理概念不足以构建文化身份，必须具有明确的文化内涵。启蒙运动的真正问题，是为西方现代文化建构文化身份。如果基督教不再为西方的文化身份提供认同的基础，那么，什么概念能够为西方现代提供文化身份呢？
科学进步？政治民主？思想自由？富裕与繁荣？所有这些概念都只能说明某一方面或层面的特征，什么才是整体意义上的西方现代的文化身份呢？启蒙思想发明了整体性的“文明”概念。文明包含着所有上述的内容。
诺贝特·埃利亚斯指出，“文明”概念尽管意义复杂，但归根结底是西方现代自我认同意识的表现。
他在《文明的进程》中试图给“文明”这个概念下定义时说：
“这一概念表现了西方国家的自我意识，或者也可以把它说成是民族的自我意识。它包括了西方社会自认为在最近两三百年内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由于这些成就，他们超越了前人或同时代尚处'原始’阶段的人们。
西方社会正是试图通过这样的概念来表达他们自身的特点以及他们引以为自豪的东西，他们的技术水准，他们的礼仪规范，他们的科学知识和世界观的发展等等。”
在这个“文明”定义中，我们注意到，它有不同层面上的意义，首先，它与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相关，文明是西方现代的特征或成就，有明确的时间与空间的规定，即现代西方是文明的；其次，文明同时又是人类社会普遍价值的体现与普遍历史的必然，它意味着人类社会与历史发展的一种尺度，在这一点上，文明与进步具有同样的意义，文明既是进步的尺度又是进步的成就；再次，文明是个无所不包的概念，发达的科学技术、民主政治、资本主义经济、自由思想与信仰、正义的法律与纯洁的道德、有教养的行为与礼仪规范等，所有西方现代性价值，自由民主、发展进步，都可以包括在文明概念中。最后，文明是西方现代性树立的一种普世尺度，在空间与时间中展开，其他民族国家与历史，必须在这个普遍尺度下证明自身，它包含着知识与权力的双重意义。
西方现代性将自身认同于文明。在西方走出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破裂后，文明第一次为西方现代文化提供了身份认同的基础。
在西方现代性想象中，东方与西方、古代与现代的界限，实际上就是文明与野蛮的界限。西方现代文化在自我认同文明的同时，也开始用野蛮指涉东方，所谓“野蛮的东方”或“野蛮的东方人”成为一种流行的套话。
文明的概念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相对于“野蛮状态”提出的，只有通过“野蛮”，才能够界定文明。如果说西方现代文化表现为一个认同于文明的同一体，那么，只有通过塑造一个“野蛮东方”作为他者，才能完成自我确证。
西方文明倡导理性与科学，野蛮的东方则沉迷于可怕愚昧与迷信中，西方文明飞速进步，野蛮的东方则沉沦在无耻的封闭与停滞中；西方文明崇尚自由与繁荣，而野蛮的东方则绝望地挣扎于暴政与贫困中…
当现代西方认同一个文化整体时，西方的东方主义想象也将东方他者化为一个整体；当西方现代文化整体自我认同文明时，被他者化的东方则成为野蛮的代表。正如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模式根植于西方世界观念传统一样，野蛮与文明的二元对立模式，在西方的世界规念中也是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
3、中国文明形象的转变
当然，“野蛮”的话语谐系并非稳定连续性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地理大发现改变了西方人的世界观念。首先是东方与西方、野蛮与文明的价值秩序出现了颠倒的状况。
博丹说过：
“在西班牙人看来，世界上最东方的民族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高贵文雅的民族；而最西方的民族、巴西人，是世界上最野蛮残暴的民族。”
高贵文雅的东方出现在西方想象中，其中最优秀的是中国。蒙田也认为中国在政府管理和艺术方面成效卓著，超过了欧洲。《平托东游录》讲到两位葡萄牙水手打架，被带到中国皇帝那里接受惩罚。
中国皇帝说：
“我们对上帝知之不多，我们也不惧怕上帝；上帝不会说话，所以他无法传达自己的意图，而只能通过我们的嘴巴，所以他和许多动物无甚区别。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有血肉，有知识，守法律，有民族感和国家尊严的民族。像你们这些无故伤害或杀死了别人的人，肯定是罪大恶极，是专门服待那个地狱里、贪婪的蛇的仆人。这从你们的行动就能判别出来。”葡萄牙人被判处流放到荒山，永远与世隔绝。“在那里，你们将终日和野兽生活在一起，每到夜晚，陪伴你们的将是野兽的咆哮。你们是罪有应得，谁叫你们生性野蛮？”
东方可能是高贵文雅的，而西方相比之下则是野蛮不开化的。
两极价值颠倒的东方/西方、野蛮/文明秩序，明显出现在中国形象中。中国是个文明的民族，而西方人“生性野蛮”。这种在自我批判意义上使用的文明与野蛮的对立，是当时的一种流行观点。葡萄牙历史学家若奥·德·巴罗在《亚洲》中甚至认为中国文明优于文艺复兴时西方崇拜的古希腊罗马文明。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出现一次彻底的开放运动。不仅二元对立的东方与西方的世界秩序出现了价值倒反，两极化的世界观念格局也失去平衡，出现三极或多极化的可能：野蛮、未开化、文明三个概念相对，一度中性甚至带有褒义的“未开化”(Savages)概念取代“野蛮”(Barbarians)概念使用，所谓“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s)出现。
启蒙运动是西方的文化大发现时代，地理大发现已基本完成，人们开始在观念中建立世界秩序。
在启蒙思想家那里，东方与东方的代表中国，经常成为肯定面，作为社会批判的一个乌托邦式的“他者”。这个对立双方的位置，到19世纪初，基本上颠倒过来，西方代表肯定面，东方成为被否定的。东方性具有明显的贬义。在上述那一系列东方性特征中，几乎都是贬义的，而且都是与西方正面价值相对的否定面。东方性实际上没有自身的意义，只有被西方否定的意义。不幸的是，中国再次成为这种否定性的东方性的代表，就像一个世纪前中国曾作为肯定性的东方性的代表一样。
暴从伏尔泰到孔多塞、马戛尔尼，中国文明停滞的形象也一点点确定下来，中国不仅在政治上专制，道德上败坏，在技术上落后，精神上也是愚昧野蛮的。这种观点在黑格尔那里得到最系统精密的哲学化表述。
在堕落的东方的整体背景下，他不仅将中国形象的各个方面涂抹得一片漆黑，而且为这种黑暗找到了一个黑暗的中心，一个终极的、解释性的原因，即自由精神在中国还没有出现，而自由精神是人性与历史的起点。到此为止，中国不仅具备了所有的、否定性的东方性，而且将这种东方性发挥到极致。
中国人精神愚昧，他们的智力是野蛮人或孩子的，他们将自己变成暴政与贫困的奴隶，却丝毫意识不到这一点。他们头脑混乱，被各种愚蠢的念头与迷信充满着，经常做出各种各样怪异不道德的事。他们邪恶、虚伪、软弱而又残暴，他们不懂得科学，技术落后，他们停滞在历史的起点上，把整个文明变成重复毁灭的废墟…
中国处于最遥远的东方，是地理之东方的极端，中国表现出各种恶劣的东方特征，也是文化之东方性的极端，在此，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中国的东方主义形象获得了地理与文化意义的一致统一。
理论显得像神话，就更有感染力；神话以理论的形式表现，就更加雄辩。黑格尔构筑的表现十足的东方性的中国形象，是19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的一个抽象核心。传教士、商人、殖民者、旅行家不断在这个核心的外围添加一些表现性的特征。
中国拥挤的人口既表现混乱又表现贫困，抽鸦片表现非理性与软弱、消极，缠足、杀要与酷刑表现中国人天性残暴，然后就是不断的战争与内乱，在西方人的印象里，可以想象到的地狱场景，都可能出现在中国。
旅行者从西方出发，每向东一步，似乎都更加黑暗，直到中国，一个在毒品鸦片的恶梦中自残的国家，精神、信仰、道德、政治、经济，在所有这些方面都陷入黑暗的半野蛮国家。
西方在观念中虚构东方与东方性的目的，是在现实中征服与控制东方。
中国之所以在19世纪成为西方的东方想象的黑暗中心，是因为中国在19世纪绝大多数时间里，构成西方的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帝国主义的唯一的障碍。
伊斯兰世界已经破碎，除了信仰联结之外，几乎没有国家力量，印度已沦为殖民地，而非洲的障碍是自然的不是人文的，只有中国还保存着一个帝国，还经常以某种混乱的方式对抗西方。
这种现实在西方的东方想象中的作用，就是将中国构筑成最黑暗的、十足的东方性的国家。因为否定性在观念中意味着危险与威胁。将中国形象极端黑暗化，是西方文化心理中消除恐怖的方式，是在社会无意识中完成的，在殖民帝国的建立过程中，西方文化构筑起一整套的东方神话，伊斯兰东方、印度、中国、东南亚与日本，都被囊括在这一神话之中，但又各具特色。
在19世纪西方的世界观念中，东方与西方构成一个二元对立的等级体系，东方中不同国家、民族，构成一个差异等级体系。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这种大众想象的抽象总结，他试图为东方与西方各民族国家确定其在世界文明格局（空间）与世界历史进程（时间)中的位置。
中国与印度是个黑暗的中心，不同的是，印度正在被拯救，而中国仍拒绝被拯救，中国更黑暗，是西方殖民帝国主义最后将要征服的地方，也是西方扩张史诗凯旋的终点。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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