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ul Donovan /文
政治重临世界,但市场却不知道应如何应对。
在上世纪90年代,金融市场的政治风险减退。央行的独立性似乎将经济政策从政治影响中分离。金融市场并不关心入主白宫的是布什还是克林顿,只要美联储有格林斯潘就好。
这种影响带来的结果就是金融市场一度非常推崇中央银行的政策,人们着眼于数量经济学,从而忽视了政治问题。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这些年,政治经济学的地位正在逐渐上升。政治经济学关心的不是预测选举结果或是政治事件猜测。实际上,这方面专门有一种神秘的“黑暗艺术”,叫做选举学。
与这些“黑暗艺术”不同,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教会人们理解政策将会如何对经济施以影响,以及例如财富分配等政治问题会如何改变经济运行的结果。政治经济亦是关于人们如何开始预测政策,并因此而改变自身的行为。
推动政治经济学地位上升的主要因素,是人们意识到很多地方的收入差距有多么严重。
多年来,虽然全球收入差距有相当显著的减少,但是发达经济体的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然而,这种收入不平等的现实却被消费平等所掩饰。信贷工具使人们得以花费他们所没有的收入,这就造成了平等的假象。
随着2008年后发达经济体的信贷增长土崩瓦解,收入差距的现实变得更加明显。而收入不平等的真相被人们意识到的方式又是如此突如其来,其影响更加震撼,对人们造成挫败感,这进而使经济背后的憧憬情绪转化为嫉妒。
消费者从前渴望某些事物,并借助于信贷来获取;但现在人们只会生气和困扰,因为他们即使辛苦工作,都不足以获得他们富裕的邻居所享受到的生活方式。
而在不少国家,大部分人都无法享受经济复苏的成果,换言之,就是被排除在了经济复苏之外,这令情况雪上加霜。这种局面无论是在经济结构转变的时期出现,还是经济衰退过后出现,都并非特别罕见。但是令这种局面的冲击力加倍显现的,是它同时间出现在经济衰退之后的结构调整这一时期。
当人们突然戏剧性地意识到了收入差距有多严重,加上政治家们却在大谈经济复苏,但自己又觉得无缘享受,这种反差于是助长了所谓“代罪羔羊经济学”。
这种学说的意思是,某群体寻找另一特征容易识辨的群体,并将他们视为导致自己所承受某一经济状况的原因。
不同社会会以不同群体作为代罪的羔羊,而且每次都会怪错对象,然而,代罪的羔羊确实可以作为人们面对经济痛楚时吸引注意力的目标。
“代罪羔羊经济学”可引来政治响应。耽于偏见政治或反政治的政治家会崛起。这些政治家的口号是:“要从经济中除去这少部分人的影响,一切都会变得美好。”
政治经济学的地位正是因此而上升。为试图应付社会的差距意识,现在的政策比过往多年来的干预主义更为显著。当政治中心试图应付这些民粹忧虑时,政策就会受反政治所左右。
这就给投资者带来了问题:经济是全球性的,但政治则属于地方性的问题,政治经济学受文化及社会规范所影响。要远距离了解政治风险极为困难,至少肯定比将数字套入数量经济学模型,然后获得标准的结果要困难得多。
世界越来越难为投资者所了解。随着政治经济学地位的上升,投资者会倾向将金钱留在自己的地区,而不想投资于不清楚其政治风险的市场。最终,政治经济学可能令世界经济效益更低,更难预测,也更不稳定。
作者为瑞银全球经济学家,魏枫凌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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