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学”这样被介绍：
进入十八世纪，在林奈（Linnaeus）和布丰(Buffon)等人确立了博物学……在大航海时代之后，由于逐渐与“异文化”产生大规模接触，无法用“基于神的意旨产生的万物连锁”来充分解释的多样事物，大量流入欧洲世界。面对这些未知事物的出现，十八世纪的欧洲演进出一套认识世界的崭新方法，那就是让东西与其原本的脉络分离，仅以肉眼可见的特征为基准进行分类、排列、整理。这就是所谓的博物学。福科曾说，所谓博物学，就是赋予可视物品名称的作业。诚如所言，博物为在呈现世界的体系性时所使用的方法，最先着手的就是藉由命名来进行分类作业……
最早完成动植物世界体系分类的林奈，在其众所周知的著作《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1758）中，将生物的世界阶层性地区分为种(Species)、属(Genus)、目(Order)、纲(Class)、界(Kingdom)。林奈本身并没有采用科(Family)的概念。最早将“科”这个阶级设于“目”和“属”之间的，是继林奈之后亚当森(Adanson)的著作《植物的科》(Falilles naturalles des plantes.1763)。无论如何，在此时期所成立的这些分类中，Kingdom与 Class、Family等近代社会组织用语，对于我们思考博物学的性格非常有帮助，也就是说，这个时期以看待社会组织的相同观点，对生物界进行了分类、重整。
很清楚，西方的博物学是一门内涵丰富的综合性学科，包括天文、地质、地理、生物学、人类学等学科的部分内容。早期的博物学大致始于18世纪之前，有名的博物学家有布丰（1707～1788）、林奈（1707～1778）、居维叶（1769～1832）、拉马克（1744～1829）、赖尔（1797～1875）、华莱士（1823～1913）、法布尔（1823～1915）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达尔文（1809～1882）也是著名的博物学家，他的“进化论”正是人类学学科产生的学理依据。早期的博物学大致可归入“自然科学”的范畴。今天的生物分类学、地质学、比较解剖学、进化生物学、生态学和动物行为学都与之分不开。20世纪50年代前，博物学几乎是数理学科以外各学科的全部。随着科学分类的不断细致化，博物学逐渐地被“另类化”。从西式的知识谱系的发展线索看，简单地将西方的博物学划入自然科学也不准确。在西方，自然与文化(nature/culture)未见得泾渭分明。比如西方早期的“历史志”完全就是博物志，只要看一下“历史之父”西罗多德的《历史》，大家就会同意这样的看法。
从知识背景看，博物学为博物馆学提供了“新时代”的知识框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博物学（馆）是近代以降，特别是“发现新大陆”的历史为西方社会呈现了一个新的世界面貌，致使西方知识界以一种新的认知方式去面对，——这种“面对”包括搜集、分类、展示等具体的方法。博物学这一学科正是借用了“传统”社会组织方面的知识而“发明”新的划分体系。其中有三个关键因素：1，对“物”重视和搜集保存；2，采用新的分类体系和方法；3，凸显知识和理念的话语权力。现代博物馆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具有明确的现代“权力”特征。福科认为，博物馆作为一种工具已经替代了监狱，成为一种国家权力。 这是因为博物馆具有权力和权威以控制那些到访的观众接受国家的宣传和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观点。 伯内特说得更直接：“作为体现权力的异己和强制性原则，它采用胁迫民众进入到指定目标的方式——博物馆也就成了作为公众、公民被指定的目标领域，以甜言蜜语的方式将民众引入到与权力相共谋的对象领域，而博物馆作为特殊表现形式以展示权力的存在。” 原因是博物馆具有权力和权威以控制那些到访的观众接受国家的宣传和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观点。
从认知的角度看，对于如何看待从过去（时间）遗留和“异域”（空间）获得的“文物”，关涉到一个具体的历史语境的主题，关涉到一种特定的社会价值。“遗产”作为一种语境化话语最初是与19世纪兴起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自由现代性（liberal modernity）观念及运动联系在一起的。 这两种理念导致了人们对于“过去物质”的关注，这可以在英、法、德等国的大量文献中找到佐证。启蒙理性使整个进入现代化进程的社会接受了“客观真理”、“自然知识”这样的理念，而进化论则为当时的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提供了思想支撑。工业化的进程及法国大革命这样的历史事件加强了人们的“历史意识”， 与之相伴随的民族主义运动，一方面强化了基于“血缘与地域”（blood and land）的民族认同观念， 另一方面也促使人们在物质过去中寻求认同资源。
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在同一个历史进程中邂逅而成为“同路人”。殖民地遗产走上世界舞台，最初有很多是通过殖民者的展览活动及东方学研究的兴起而实现的。米切尔的《殖民埃及》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成为分析殖民者如何制造和实行殖民地遗产的历史实践的里程碑式著作。在19世纪后半叶，埃及殖民地的遗产开始在英国博物馆中的世界展览厅堂里出现，与之伴随的是西方学术对“东方学”兴趣的升温。 而这两种实践，一起构建了当时所谓的“世界图景”（world picture），并且以历史进化论的观念将殖民地的生活图像纳入人类早期历史的形态。充分表达了殖民地宗主国的文化心理。殖民者将这种展览解释为他们自身历史的展示，更使得这种实践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殖民渗透，在象征层面展示了所谓的“殖民秩序”（colonial order），以彰显他们的文化自信。 在这个过程中，殖民者毫不犹豫的挑起了展示者的重任，将殖民地的遗产转移到殖民所属国进行展览。比如1851年开放的水晶宫（the Crystal Palace）的历史，就被认为引导了一种“国际博览”（international expositions）的新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个大城市都争先恐后建设和举办的“世界博览会”(world’s fairs)，不仅展示了西方国家的文明，宗主国也通过这些博览会来巩固和确信他们的殖民帝国雄风。可以说，世界博览会成为了殖民帝国的“想像共同体”和“发明传统”的一面幻镜。
同时，殖民者在殖民地培养了大批本土精英，辅以教育的力量，使这种理念成为殖民地社会接受的信条，甚至在殖民地解放后很长时间内，他们的遗产形态及分类展示仍旧是殖民时代的模式。在伊萨波里亚（Niloufer Ichaporia）的博士论文《为外国而疯狂》中，作者发现，印度存在约占人口5%的“被异化的西方化精英”（alienated westernized elite）。 从19世纪开始，印度的一些上流社会人士将自己的子女送往英国接受精英教育；印度独立后，这些人仍对印度的传统艺术、美学取向及时尚潮流产生主导性的影响，以至于印度的艺术市场和文化遗产观念都不可避免的被“西方”，尤其是其前宗主国英国的文化及品味所左右。与此同时，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与盛行，殖民地人民越来越强化以自己丰富的遗产及其承载的历史记忆为纽带，并将他们的遗产作为殖民地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资源。这一切都表现出遗产的多义性。
从学科史来看，人类学的产生与欧洲殖民历史紧密相关。18世纪开始，英、法、美等国开始对海外进行大规模的侵略和殖民，前往殖民地的除了本国军队外，还包括政府官员和传教士等——政府官员负责管理殖民地，传教士将教义传向殖民地民众。同时，派往殖民地的宗主国群体也将当地的所见所闻定期向国内汇报，其中汇报的内容就包括文化的各种事项，唤起国内人民对异域的想象。与此同时，学者们开始将研究方向转向海外的殖民地国家，于是人类学这门研究“人性和文化”的学科应运而生。
人类学家起初开始调查海外民族时，不仅将当地的风俗文化详细书写成册，作为“民族志”资料交付宗主国，同时也收集了当地的一些实物标本。当时并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收集这些标本，于是建立了大量的博物馆用以收藏人类学家采集的标本。因此，很多西方的人类学家同时是博物馆工作者，如著名的人类学家博厄斯曾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博物馆对民族学、人类学标本的展示手段、陈列方法和分类系统也引发人类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如文化传播论、变迁理论、文化区的划分、进化论等，它们不仅是人类学的重要理论，也成为博物馆陈列方式的参考依据。
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即所谓“异文化”通常是无文字的人群和族群，因此，“物质文化”便成为民族志者极其重要的观察、了解的对象，于是，人类学和博物馆学殊途同归，它们都关注物和物质文化，将文化同物质一样视为静态的、不连续的特质的累积，就像自然科学家收集蝴蝶标本的方式一样。通过物的分类和展示，呈现浪漫的异国情调，表现标本由简到繁的序列。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专业人类学者渐增，人类学的研究与人才训练重心逐渐由博物馆转移到大学中。 博物馆同人类学一样，表面上是研究物及物的分类，实则通过某物发现和展示其背后的制造原因、存在价值及所在地的社会结构、文化特质、物与人的关系等。那么，怎样通过博物馆中的标本和陈列物来反映文化功能和社会结构呢？博物馆使用了一套特殊的陈列方式和固化的解说程序来完成参观者对“物”的想象。博物馆中对物固化、象征化的现象可以称为物的博物馆化。
物的功用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发挥的效用。时间上，随着社会的发展，物可能产生新的功用或者被新的物替代。空间上来说，甲地的某物在乙地可能有着不同的解释和制作方法。博物馆中的物大部分都是异时异地之物，陈列在展厅中的物已经失去了它在当时当地的功用，成为“固化”的物。而这种“固化”的物的想象是经过价值筛选和有意识的安排而实现的。物的生命是短暂的、个别的，然而博物馆中保存之物，却在博物馆这一特殊的场域中延长了生命，物在某特殊地点或特殊社会中的知识和价值也让其成为当地特定的某个代表，变成异文化的象征。博物馆中的物连接了过去和现在，连接了异地与本地，连接了不同的社会和价值系统。
如何体现物与环境、场域的互动关系，使物从“固化”的物融入真实的生活中。王嵩山以巴厘岛为例，介绍了巴厘岛博物馆与人民社会的互动关系，称其为博物馆经营的整合模式。巴厘岛的博物馆物质条件并不算好，管理和维护简单，藏品暴露于自然状况中日渐损耗。然而，巴厘文化中的博物馆及周边环境营造出完整、开放、互为主体的整体，结合为一个理性经验与感官直觉俱存的整体“博物馆情境”。博物馆中的文物展示和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事物，在许多场合都能有所对应。面具、短剑、蜡染织物不仅挂在展示柜内，也出现在仪式中、文物市场、人们日常的衣着上；仪式的行进队伍、露天剧场歌舞的展示与表演更能震撼人心；从出生到死亡的生命礼仪及用品不仅陈列在博物馆中，也在巴厘人日常遵行的仪式中一览无遗；绘画、雕刻等不但静静的陈列在博物馆展厅，也出现在文物商店，工艺村中更能见其动态的制作过程。总之，巴厘岛将现实之物、神圣之物与博物馆中的物融为一体，将博物馆中固化的物与当地环境相结合，使展厅中“固化”之物也变得活力四溢。生态博物馆、战地博物馆等都是按照此原则建立的人、环境、博物馆的结合。
“为了公众的缘故，博物馆必须以一种系统的方式展示物和事物——即不仅仅只是为了展示它们，展示本身也得按照合乎逻辑的分类体系。” 1887年，后来美国最著名的人类学家博厄斯，当时还只是一个年轻的博物馆管理员，就对当时博物馆的内部系统仿佛就像一个堆满了文物的场所进行批评，他对此的意见是，博物馆内文物之间的关系就像生物样本一样，所有的部件都形成相互的关系，即“具有历史关联和关系的民族学样本”（the ethnological specimen in its history and medium）。博厄斯不仅提出这样的主张，而且还在博物馆的展示方面贯彻他的这种思想，他提供了增加了一种他称之为“生活组群”(life groups)样式，即将所展示的器物根据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和仪式中使用的物件，像戏剧化的情境进行排列和展示。1905年，他受聘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全职的管理性职位，他便把他的思想和模式移植到了大学博物馆的展示体系之中，并成了后来美国大学博物馆的一种重要的模式根据。
然而，对于博厄斯那种根据专业的、人为的理解所进行的排列展示，法国诗人瓦莱里(Paul Valéry)认为这种方式是对观众眼光的一种“暴力”，换言之，观众被迫接受人类学家、博物馆学家们的刻意编排，从而失去了人们根据各自的经历、经验对博物馆和画廓等所展示物品的个性化理解、阐释和个性化感受。库诺（James Cuno）将二者作为理解的博物馆展示系统的两极：即博厄斯强调展示物本身的现实关系，而瓦莱里则强调一个更大的话语叙事空间。
我们认为，对诸如此类的讨论都是偏颇，“公众”只是人们进行体系编列的理由或“借口”；任何博物馆的展示系统和模式，都是在受过某个专业训练的专业人员手中完成的。三个因素构成了“系统”的话语因素：1，所有专业都具有其独立于其他学科和专业的“权威性”，即话语。2，所有的展示原则都会确立，或迁就一个基本的原则的根据，是以当代语境性价值为主导还是还原历史真实为主导，这是一个问题。3，主观和客观永远是一个很难完全兼容的因素，民族志论争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遵循“客观事实”的科学民族志，抑或是宽容“主观阐释”的艺术民族志。最后的处理方式只能是工具理性。
从西文词语的考释可知，Museum的出典有两个潜匿的意义和指喻：词语上源自古希腊的缪斯(Muses)——专门掌管诗歌、艺术和科学的女神。“音乐”(Music)也与之同源。在古希腊神话传说，特别在荷马史诗《奥德修纪》里有详细的记述。缪斯原是一位歌唱女神，后来成为诗歌、艺术和科学的总管。她的化身从一位演变到三位，最后定位于九位。古希腊时期，Museum原指缪斯庙，即专门祭祀缪斯的庙宇，也是用于收藏与女神掌管的艺术品场所。古希腊时期的各个城邦都有缪斯庙。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是建于公元前280年的亚里山大城的缪斯庙，它对希腊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被认为是现代博物馆、美术馆的先驱。
Museum有一个重要的指喻，即与“记忆”联系在一起；缪斯的母亲正是记忆女神。所以，无论是从博物馆的字源考据还是意义考述，“记忆”都是一个重要的工具性概念。据此，博物馆的重要功能之一就在于使参观者通过知识将过去、现在和将来完整地联接在一起的记忆过程，而非仅限于“物”的收藏和展示。 在对博物馆“过去”的记忆上，有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的诠释——博物馆所展出的器物具有“死亡”的意思；博物馆收集器物的过程可被看作是一个使器物与生命相互脱离的过程。阿多诺(Theodor Adorno)认为德语museal即“像博物馆那样”（museum like），这个词描述的事物与观者之间不再有至关重要的联系，所表现的是“死亡”的过去。它们被保存下来，是人们出于对历史的尊重，而不是因为现代社会需要它们。 西方的知识传统，促使博物馆理论沿着自己的线索发展，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博物馆学，并有着完整的理论谱系。它与natural history有一些历史关系，却完全不是一回事。博物馆理论认为：“博物馆是我们的文化景观中的一个主导性特征，它们形成了我们对历史和自身最为基本的设想。”
现代博物馆的理念和概念大致有如下几种为代表：
1，圣地的理念。“在圣地范式中，博物馆具有治疗的潜能。那是一个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神圣之所。博物馆的藏品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 博物馆之所以能够成为民众崇拜的对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许多后来成为博物馆的古代文明遗址大都是原始人民举行祭祀仪式的地方，比如教堂、宫殿以及古代庙宇。人们在那里举行神圣的仪式以纪念他们的祖先、神圣、神灵，或与那些特殊的历史事件、伟大的战争、祖先的起源等相关联。观众和游客在那个特定的环境和空间也有缅怀、回忆的含义。
2，殖民主义范式。现代的博物馆事实上是以西方的博物馆为模式，也因此具有不言而喻的殖民化色彩。许多批评家认为，现化的博物馆是以帝国主义主义、殖民主义的“父权结构”为结构形成的特殊的文化样式，而博物馆正是殖民主义通过“他者”的意象以确定和确认“我者”的空间和场景。从这个意义上说，博物馆就是殖民化的空间范式，具有强烈的政治权力性“话语”特征。虽然，在世界范围内，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再呼吁归还被殖民者和帝国主者抢夺的文物给归属国和原属地，并将它上升到“基本人权”的高度，可是迄今为止，仍收效甚微。2009年2月对八国联军抢夺的两件中国文物“兔首”、“鼠首”的拍卖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3，资本价值。博物馆既是一个收藏的地方，也是一个产业。既然是一个产业，就必然受到资本化市场导向的制约，这个特点越是在当代就越是明显。在商业社会，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作为商品交换和出售。博物馆有时以其特有的严肃性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博物馆的收藏品与展出其实与商品市场有着内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商品价值的浮动性来看，民众对某一种、某一类遗产的兴趣和关心必定附和当时的社会价值系统的变化，出现了隐晦的市场动态（通过民众在某一个特定时间内的“时尚”来反映）和明确的市场动态（比如文物拍卖行业就直接根据文物的市场价格的变化来实施商业行为）。
4，后博物馆。后博物馆范式被认为是一种最具希望的博物馆范式。它是“反思时代”时代的产物，这种范式试图通过政策的革新，包括诸如议程、策略和决策的制定，对遗产资源的重新分类、评估等，打造博物馆的全新形象。换言之，对传统博物馆的推动力进行新的调整和改变，以建立各种文化的共同空间。让全世界不同文化有机会平等地在一个平台上进行交流和互动。也是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之下，一些新的博物馆样式层出不穷。尤其值得肯定的是，那些遗产的创造者、认同者和传承者，那些原住民可以主人的身份通过不同的博物馆样式自主性地展示和处决他们的遗产。这样，博物馆的传统原则、主旨等也都随之发生的根本性的改变。
5，发明遗产。博物馆的收藏被认为是对历史“碎片”的重组。多样性、变化性等不仅经常用来描述代表后现代的社会的性质，还用来指后现代地方的特点。这种特点经常将重新发现和发明合成到设计理念和和建筑模式中。“对传统的永远更新的诠释……不是保护过去的碎片，而是重新组织，重新修复和重新诠释”；从这个意义上说，博物馆只不过是“收集不同事物的盒子”。 对于人们所熟知的博物馆以及文物展示其实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历史物语”，值得认真探索。因此，博物馆的概念，博物馆的形态，博物馆的历史记忆，文物的“非真实的真实性”等，都成了博物馆学、人类学研究关注的重要内容。
总体来看，西方博物馆的发展经历了从私人收藏到公共博物馆，再到各种新博物馆形式的产生这样一个渐进的过程。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建于埃及亚历山城内的亚历山大博物馆（Museum of Alexandria），即缪斯神庙。但现代博物馆体制的建立还要从18世纪公共博物馆的建立开始算起。第一座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是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它于1753年开始筹建，1759年1月15日对公众开放。1946年，国际博物馆协会（英文名称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简称ICOM）在法国巴黎成立。国际博协在1946年成立章程中对博物馆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博物馆是指为公众开放的美术、工艺、科学、历史以及考古学藏品的机构，也包括动物园和植物园。1951、1962、1971年国际博物馆学会多次对博物馆定义加以修正。1974年的定义中提出了博物馆的性质和增加了博物馆的功能——博物馆是一个不追求营利的、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永久性机构，为研究、教育和欣赏的目的，对人类和人类环境的见证物进行收集、保存、传播和展览。 2004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又将物质和非物质的概念加入定义中，将人类和人类环境的见证物，改为人类和人类环境的物质和非物质见证物。从现在的博物馆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博物馆已成为集文化遗产的收集、保存和展览、研究和教育等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性机构。
西方博物馆建立之初被称为“世界陈列柜”（展示他文化）和 “珍品展览柜”（收藏珍贵物品）。从大的知识背景和历史条件来看，公共博物馆是建立在现代主义的历史进步观和科学理性主义发展的基础之上。公共博物馆最初的责任之一是展示真实——不仅展示理性主义启蒙思想，还展示了线性时间观和进化论等。随后，工业革命在欧洲迅猛发展，加快了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此时的博物馆成为解释这些变化和稳定人们情绪的场所，也对培养国家观念和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社会变化加剧的欧洲工业时代，博物馆参与了社会秩序制定、个人行为管理、道德进步和国家观念的形成等。而今天的博物馆除了继续扮演其规范性的角色外，还为参观者们提供了体验历史和文化的机会，增进大众对他文化的理解。因此，博物馆也是维系地方感和认同感的重要因素之一。民族主义就是博物馆产生的一种重要而特殊的认同感。
19世纪公共博物馆的建立是在民族—国家的形成中发展起来的。国家博物馆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们与国家认同紧密连接，帮助人们认识国家是什么，并表述国家对国民的存在意义。也可以说，博物馆代表了一种公共表述，它们表述过去经历的历史、现在纪念过去的方式、谁应该被铭记、谁应该被忘记、哪些历史事件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而哪些不重要等。每一次博物馆旅行都是一次国家认同和文化适应的旅程，每一个博物馆都在帮人们建立一种社会认同感和地理认同感，每一件器物都在为过去提供物质形式的依据、确定权威和建立集体记忆。
新博物馆学的到来标志着传统公共博物馆实践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博物馆数量的增多，出现了很多新的博物馆形式，比如生态博物馆（ecomuseums）和露天博物馆（open air museums）等。这些新博物馆形式侧重于区域性历史文化的整体保护和社区参与。一方面，民俗博物馆、社会历史博物馆、遗产中心等新博物馆形式挑战了国家博物馆和其他国家主导的公共博物馆等传统博物馆形式，同时博物馆形式增加并呈现出多样性，遗产旅游也在同一时期出现，这一趋势也标志着博物馆功能从教育性向娱乐性的转变。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博物馆加强了社区参与功能，加强对本土文化的重视。以遗产旅游为例，当地的博物馆和本土遗产都是社区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人们参与其中就并不是简单的休闲娱乐，而是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即使新博物馆形式更具娱乐性，但教育功能仍然继续发挥其作用。例如，社会历史博物馆出现了一种称为“演绎者”（interpreter）的新角色，“演绎者”穿戴传统服饰进行真人表演，用以展现特定的历史场景。演绎者的出现一方面增加了博物馆的娱乐性，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博物馆的教育功能。
值得反思的是，当我们用中国传统的“博物”概念去翻译、对应、阐释和套用西方的“博物学”、“博物馆”时，便出现了几个明显失误：1，西方的经学传统自成一范，其特徽之一就是分类细致和逻辑缜密，尤以在自然科学方面。将natural history和Museum译为“博物（学/馆）”造成历史性的误会。2，我国传统的“博物志（学）”在价值体制、知识分类和呈现形制上与西方大相径庭，属于正统经学以外的特殊体制和体例。3，用同一个既不是中国传统的博物志（学），也不是natural history和Museum本义去对应，便出现三者原本非一物因用同一个语词而误以为一物的窘境和尴尬；导致认识上的困境。
中国“博物学”与西学的、科制化不同，中国的博物学有一套自己的规范和学理；现在社会上普遍认识的这一用语是由西方引入的，“事实上中国人并没有一门学科，一个知识体系，甚或一个连续的学术传统，刚好与西方的‘博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相对应……，‘博物学’也是19世纪翻译西方著作时出现的新词新义。” 我国自古就有“博物”（包括概念、分类、文体、知识相融合的“博物体系”）。从现存的材料看，殷商时代的甲金文就具有这一特殊的“博物体”雏形，其内容涉及当时的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农业、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直到秦汉以后，逐渐形成了正统的“经史子集”知识分类，使“博物”从属于正统的分类体系，或者成为正统分类的“补充”。
我国最有名的《博物志》当数张华所著。综观之，笔者称之为“博物体”，包括（体识、体类、体用、体例）。全书十卷包括：卷一（地理：地、山、水、五方、物产），卷二（“外”、“异”人、俗、产），卷三（异物种：兽、鸟、虫、鱼、草木），卷四（物论），卷五（方士、服食、辨方士），卷六（考释：人名、文籍、地理、典礼、乐、服饰、器名、物名），卷七（异闻）、卷八（史补）卷九、十（杂说上、下）。其中有以“物理”为题的专论，不过，它与“物性”和“物类”互为一体，即“物性（特性）-物理（关联）-物类（分类）”。
“博物体”中包含了“理-性-类”，三者相互融洽，形成中国特有的知识形貌。比如《博物志·卷四·物理》有“凡月晕，随灰画之，随所画而阙。”[《淮南子》云：“未详其法。”]麒麟斗而日蚀，鲸鱼死则彗星出，婴儿号妇乳出，蚕弭丝而商弦绝。《庄子》曰：“地二年种蜀黍，其后本年蛇多。”积艾草，三年后烧，当地液下流成铅锡，已试，有验。煎麻油，水气尽，无烟，不复沸则还冷，可内手搅之。得水则焰起，散卒而灭。此亦试之有验。庭州灞水，以金银铁器盛之皆漏，唯瓠叶则不漏。龙肉以醢渍之，则文章生。积油满万石，则自然生火。武帝泰始武库火，积油所致。《博物志·卷四·物性》中有诸如“鹊巢门户背太岁，得非才智也。”（喜鹊建窝，入口避开太岁星的方位，这不是这种鸟的本领，而是其顺应自然的本能）等等。有意思的是，“药物”、“药论”、“食忌”、“药术”“戏术”等紧跟“物性”、“物理”、“物类”之后，构成完整之一卷（即卷四）。在早期文献中《天工开物》等书中也都贯彻这种道理。
中国的博物学，作为经史子集补充的博物，在我国今天的“遗产运动”中尤其要珍视，其中体系、体性、体质、体貌、体征等都缺乏语境化的完整研究。如：《尚书》、《周易》、《淮南子》、《鬼谷子》、《抱朴子内篇》、《黄帝内经》、《吕氏春秋》、《山海经》、《史记》、《水经注》、《太平御览》、《本草纲目》，《天工开物》，《长物志》，《博物志》，《山海经》，《徐霞客游记》、《藏药药典》、《尔雅》、《说文》的分类等等。《尚书》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经典之一。”根据孔安国《尚书序》中对其体例的分类有六大类，即“典、谟、训、诰、誓、命。”典如《尧典》，记录帝尧的事迹；谟如《皋陶谟》记载了宫廷上的君臣谋划和议论；训如《伊训》讲的是商代老臣伊尹劝诫商王太甲要以史为鉴，加强德政；诰如《康诰》《酒诰》等，是周王朝册封文王之子康叔的告谕，记载了周公对康叔的督导训诫；誓如《甘誓》《牧誓》等是作战前的誓师之词；命如《文侯之命》是君王任命官员、侯伯的册命之词。 分类作为认知和表述的重要依据，我国的博物学独树一帜，福科正是受到我国博物学分类的启发而作《词与物》。
博物学以“物理”为理，然而，中国的博物学有自己的“物理”；比如文字被公认为“文明”标志的之一，汉字的历史独树一帜。与其说这只是文字类型的差异，还不如说是不同的认知和知识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又直接导致了技术上的不同。以“书”为例，《尚书》古称《书》，“尚”即“上”，可理解为“上古的史书”。《说文解字》：“著于竹帛谓之书。”说明中国古代的“书”书于的材料。中国文字符号的表述传统与制作、刻画、书写的方式和材料融为一体的，这一点通常被许多学者们所忽视，或者将文字与书写材料置于不同学科范畴分别对待。这也构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材料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文明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中的工具革命与文化变迁视为有机部分，甚至是关键部分。古代文明公认最古老的文字是埃及的神圣文字(Hieroglyph)和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其可追溯的年代是公元前三百年。
中国古代的甲骨文以“龙骨”（龟背壳等），金文以金石、铜器等，竹简以竹材等为材料，以及后来的混合材料制成的纸张，可以清楚地看出，文字形态与材料形态不可分离。无论是以“泥块”、“泥板”、动物背壳、由矿物质融铸而成的器件，抑或是植物材料；无论是以塑形、打凿、镌刻还是书写，文字与书写材质形成了一个彼此相关的共同体，共同演绎着文明的发展线索和线路。即使到了纸质文字时代，文本还有不同的装帧、装订手段、手法和收藏方式上的差异，比如“善本”。不同的文字与不同的材质、制作手段、保存方式相结合，对文明进化和文化类型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说明；而作为文明进化的一种基本判断，文字与特殊材质的构造关系也是文明、文化独特性不可或缺的依据。比如，中国殷墟的陶器制作形制、作法、文饰、陶质材料，在这些材料上所刻画的符号文字以及若干雕成的花纹，与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及青铜器之间形成了亲密的关系。
中国文字的“写法”可凿、可刻、可陶、可镌、可镂、可图、可书于不同的材料；反过来，不同的材料又张显和表达着不同的书写方法和艺术。中国的文书史不啻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材料史。同理，我们也可以在西方的文明史上看到同样的材料线索和隐喻性表达，赫西俄德在《农作与日子》中把人类文明的演进时采用的几种物质材料进行分段——“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比附归纳。今天，考古学上的所谓“石器时代”仍是一个世界性通用概念。这涉及到了中国传统中的“物理”，多数都包容在博物体中。
中华民族之博物学，以地大物博为实，以天工开物为理。是为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中造化“天下”之“博物”与“物理”。谨以承之。
参考文献：
[1]参见吉田宪司“博物馆与搜集的历史”，载黄贞燕主编《民俗/民族文化的搜集与博物馆》，台北：国立台北艺术大学，2011年版。
[2]叶舒宪、彭兆荣、纳日碧力戈合著《人类学关键词》之“历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3]James Cuno Museums Matter: In Praise of theEncylopedic Museum.. “Introduc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 p.3.
[4] James Cuno MuseumsMatter: In Praise of the Encylopedic Museum.. “Introduction”,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3.
[5] Tony Bennett.TheBirth of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1995.p.95.
[6] James Cuno MuseumsMatter: In Praise of the Encylopedic Museum.. “Introduction”,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3.
[7] Laurajane Smith Uses of Heritage. London & NewYork: Routledge, 2006. p.17.
[8]Benedict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New York: Verso, 1991.
[9]Benedict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New York: Verso, 1991.
[10]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PantheonBooks, 1978.
[11] TimothyMitchell Colonising Egypt.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p.6-7.
[12]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 Destination Cultures: Tourism, Museum, andHeritage.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998. p.79.
[13]NilouferIchaporia, Crazy for Foreign: The Exchange of Goods and Values on theInternational Ethnic Arts Market. Thesis (Ph.D. in Anthropology), Universityof California, Berkeley, June 1980, p.223.
[14]王嵩山《文化传译——博物馆与人类学想象》，台北：稻香出版社，1996年，第60页。
[15]参见王嵩山《文化传译——博物馆与人类学想象》，台北：稻香出版社，1996年，第81-106页。
[16] James Cuno Museums Matter: In Praise of the EncylopedicMuseu.. “Introduc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33.
[17] James Cuno MuseumsMatter: In Praise of the Encylopedic Museu.. “Introduction”,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35-37.
[18] Willard B. Moore Connecting the Past with the Present:Reflection upon Interpretation in Folklife Museum, In P. Hall andC.Seemann(ed.) Folklife and Museum. 1986. PP.51-58.
[19]珍妮特·马斯汀《新博物馆理论与实践导论》，钱春霞等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175-176页。
[20]珍妮特·马斯汀《新博物馆理论与实践导论》，钱春霞等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3页。
[21]珍妮特·马斯汀《新博物馆理论与实践导论》，钱春霞等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22] See J.E.Tunbridge and G.J. Ashworth DissonantHeritage: The Management of the Past as a Resource in Conflict. NewYork: John Wiley &Sons. 1996. p.17.
[23]ICOM官方网站http://www.museum.or.jp/icom/hist_def_eng.html.
[24] [美]范发迪《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袁剑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9页。
[25]见《尚书》“前言”，慕平注译，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7页。
[26]李济《殷墟陶器研究》，序，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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