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原文参考文献省略
观察历来被看成是社会科学、行为科学的方法基石。在定性研究见长的人类学中，提倡观察法的田野调查已然成为其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家本身就是研究工具，因为其身体的视、听感官是获取第一手资料的最主要途径。在面对面的田野访谈中，人类学家不仅需要记录丰富的文本内容，而且还需要通过观察对方的肢体和手势等非语言行为，洞察访谈对象的弦外之音。与大部分在实验室开展的研究和临床研究不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通常在非可控制的自然情境（natural setting）中，各种外界因素（包括研究者自己）多少都会对研究对象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并且克服可能的文化偏见，人类学家需要寻找文本记录之外的辅助手段，以便尽可能减少“言说”与现场实在之间的误差。
随着人类学向后现代的转向，其客观性假设和预设的话语权威受到全面批判，由此导致了人类学观察研究的两种趋向。在第一种趋向中，许多学者有意回避关于真相的讨论，转向以探讨意义建构为导向的文本叙事研究，强调民族志的写作是文化参与者和研究者共同建构的结果。[1]另一种趋向是，有些学者重申并捍卫观察法在人类学研究中的权威性。他们坚持延续马林诺夫斯基时代推崇的民族志典范，通过角色转化进行参与式观察来研究小型的社会。与此同时，他们也承认观察法的局限性——无法排除自身的互动、人际关系和情感状态等的无形渗透。对第二种趋向而言，如何保证人类学家的观察结果与实际文化情况尽可能相符，就成为问题的关键。人类学家需要引进新的技术，增强仪器捕捉文本所忽视的某种真实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调查“失真”的问题。
一、源起：人类学与面部表情研究
在人类学研究中引入微表情识别的技术，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是：是否所有人类群体都具有同样的情感表达？是否存在通行的表情法则？
（一）跨文化比较和人类共同表情
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是人类学进化论学派的先驱。早在1892年，他就在《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一书中指出，人类与一些低等的动物相似，其主要的表情类型（喜怒哀乐）属于天生遗传，是一种动物本能，而不是后天习得的结果。[2]p.208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是表情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他采用类似博物学的方法进行跨文化的人类表情实验。在最初的研究中，他比较了五种不同文化背景（智利、阿根廷、巴西、日本、美国）下生活的人，发现人的表情认知和表达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其后续研究延伸到全球多个民族、文化体系当中，甚至到澳洲、非洲、新几内亚等远离现代社会的部落进行实地考察。[3]P12-20在1969年的人类学年会上，艾克曼提出了他的重要研究结论，即人类群体无论人种、民族、文化的差异，其面对刺激产生的面部肌肉运动（微表情）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本文所说的人类表情在跨文化比较中的共通性，这一发现为跨文化行为的观察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由此可知，人类的表情和对应情绪具有跨文化、跨地域的共性。当人的情绪变化的时候，不需要通过理性的思考，面部自然能通过肌肉的组合运动，下意识地做出对应感觉的表情形态。同时，表情不仅可以透露不同文化人们的性格、心情、境遇的微小变化，而且还能折射研究对象所在社会的文化修养、地域环境、风情民俗的复合标准。因此，林瑞基在《组织传播学》强调访谈研究中观察非语言行为（包括表情）的重要性:“……在面对面的传播过程中，那些来自语言的社会意义不超过35%；也就是说，有65%的信息是靠非语言方式传递的，真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了。”[4]
（二）微表情：真实的情感表达
人类微表情是一种持续时间仅为1/25 秒至1/5 秒，非常快速的特殊表情呈现。它表达了人在本能中试图压抑、隐藏的真实情感。换句话说，虽然微表情出现在人们试图隐藏所谓的真相之时，但反过来它却通过完整或部分的瞬间面部表情，呈现出无意识的真实信息。
哈格德和艾萨克斯率先发现了微表情[5]P154-165，并形成了早期微表情识别研究的关注点：注重测量微表情识别能力,考察微表情识别与谎言识别的关系。之后，他们成功地设计了微表情识别的训练程序。[6]P1359–1368 2002年，保罗·艾克曼发展出第一个瞬间表情的训练测试工具——微表情识别技术（METT），并应用于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中。从此，微表情识别技术的应用研究开始在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蓬勃发展：在临床领域，METT帮助精神分裂症的识别和判断，从事述情障碍(alexithymia)的研究。研究发现，临床应用微表情的技术能更好地了解病人需求，设计出针对病人情况的治疗方案。在国家安全领域，弗兰克研究的METT训练服务于职业人群。他们发现，METT训练适用于不同职业人群，它确实能提高识别微表情能力，有助于推进微表情识别的实际应用。[6]P1361–1362
但是，微表情识别研究还存在一定的生态学效度，即测试结果的代表性和适用性尚存在一定局限。人们的面部表情还伴随着各种姿态表情、语调表现，而且许多非面部表情的信息研究仍处于METT集合的研发阶段，直接应用于现实测试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表情的复杂性和操作性——我们需要区分究竟是面部肌肉的有意识摆弄（表演性），还是基于人类中枢神经皮下机制所激起的不自觉肌肉运动（随意性）。其次，即使将仪器测谎直接用于尚未接触的受访者，也会衍生出许多非自然的、表演性的面部表情，即所谓“旁观者效应”。在实验环境中，我们可以用有效借助测谎仪器（如心电图、电子脉冲成像、核磁共振成像）可检测受访对象谈话内容的真实性。但是，在开放的社会交往中，我们很难控制情景参数的复杂性，无法判断受访者是对非话题的自然反应，还是对话题本身的某种不适，更谈不上用仪器测谎直接用在尚未接触的受访者身上。这样的做法，本身就带有不信任的行为隐喻，无助于调查工作中人际疏通、关系缔结等方面的有效开展。而不借助任何仪器就可以观察到的受访者可能暴露的语言和非语言线索，就成为微表情观察发挥功能的重要领域。有研究表明，当人说谎时需要经历的紧张、害怕被识破、兴奋等情绪，以及这些情绪“自动链接”的肌肉活动是不易控制的。[7]P203-243
因此，我们有必要结合当时、当地的情景和跨文化因素，运用微表情识别技术开展相关研究。在这方面，以异域文化研究见长的人类学观察法，若能与微表情识别技术携手，将大有可为。
二、微表情识别技术的应用
微表情识别技术（METT）的应用，需要在人类基本表情类型和肌肉运动形态等方面的专门性学习，同时延伸到面部复杂的表情组合、身体反应的各种强化训练。沃纳和谢弗( Werner &. Schoepfle )依据研究者深入社区的过程，将观察程度依次划分为描述观察、焦点观察和选择观察这三个连续的过程。[8]P262-264在具体的操作实践中，我们可以参考他们的三阶段划分法，考察微表情识别的具体应用：首先，在描述性观察阶段，应熟悉所研究社区文化的整体情况，确定受访者的表情基线。其次，在焦点观察阶段，研究者不妨先注重一些“先入为主”的假设和自我的解释，以观察受访者的微表情变化，作为谎言判别的参考线索。最后，在选择性观察阶段，通过不同研究角色的转换，找出访谈文本呈现的不同形态，以便更好地辨别文本的真实性，或是更正之前先入为主的各种假设。具体策略和分析如下：
（一）描述观察：基线行为的确立
田野调查开始初期，当地人常常会出现因研究者“在场”而导致的研究对象非常态，或表演性表现，形成所谓“观察者效应”。比如，有些民族地区有接待任务，出于保护当地文化资源的目的，而出现各种非常态的情感表达，要么机械性应付[9]，要么热情过头的招待。谭华曾在苗村调查反思中指出，“在村民眼中，外来者同样是被观察对象”。最初的热情表现，多少是出于功利性人际关系的缔结，而非村民日常生活的本真。[10]p.32因此，对真实性的理解成为研究者初入田野的重大难题。
自阐释人类学兴起，人类学访谈关注叙述者的主体性，允许访谈文本的多样性。但是，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将谎言叙述与真实表述相混淆。在黄盈盈和潘绥铭看来，谎言是在不同情境下的另一种“真实呈现”。[11]因此，他们提出研究者旁听的方法，即观察记录熟人之间的对话，减少因陌生人在场而产生的说谎可能。在斯图尔特（Alex Stewart）看来，记述民族志、自白表述等有关主体叙事的出现，能让读者更好地感受到田野工作的场景，从而自行判断田野材料的可靠性。[12]换言之，调查者关于受访者非语言行为、微表情变化的客观记录，可以丰富读者解读异文化的广度和深度。
在这一阶段，微表情识别的首要工作是先确认受访者的表情基线行为，即受访者在自然情况下，陈述真实事件的表情呈现。这可以从观察、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饮食起居等方面入手。同时，访谈应采取无差异的记录方式。运用微表情识别技术，加上第三人在场的观察作为辅助，以全面记录当地人在熟人间、无顾忌状态下的表情基线，然后结合研究参与、受访情景下的访谈之微表情进行比对，有助于找出访谈信息中最贴近主体的真实呈现，为进一步分析“建构的真实”提供可靠依据。其中，基线表情的记录重心，应该放在比较和缓的情绪和外显的表情上面。因为，处在这一状态的受访者所陈述的内容——要么无关乎切身利益，要么属于当地人熟知的常识——没有必要表演和掩饰。
（二）焦点观察：访谈真实性识别
在了解社区的基本情况，并确认当地人的表情基线后，就可以进入焦点观察的阶段。选取重点对象进行访谈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然而，语言作为人类首要的沟通工具，也可以变成欺骗行为的载体。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对话成为研究者力图通过揣摩受访者的意图和观念，并推测其可能的预期行为的一个重要途径。
但同时，受访者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对调查者撒谎。这一方面是由于受访者可能无法客观观察和理解事件的全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价值观和立场的差异，导致叙事背后隐藏着个人评判的因素，左右了现象真实的表述。刘中一区分了访谈中的表述真实与行动真实，认为需要进行多叙述者表述对比、相互验证的方式，以减低描述失真的风险。[13]谎言的出现对于解读不同情境的文本呈现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甄别何为谎言就显得十分必要。以往的人类学研究强调长时段的观察，努力从当地人的视角发觉谎言的存在。而微表情识别的运用能为研究者在短时间内减少访谈材料失真的问题，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人类学家萨克斯（Harrey Sacks）也强调录像的辅助设备在记录非语言行动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仅凭记忆可以归纳不同人士的言论，但要较全面记录访谈文本之外的非语言细节，如停顿、重复、深呼吸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14]可见，微表情的动作幅度小、发生时间短，可运用高速捕捉画面的影像设备进行数据储备，作为后期分析（选择观察阶段）的对照组。
在这一阶段，人类学者应记录那些试图掩饰真实情感的表情反应（微表情），以及对应的文化情景事件。例如，本应表现为恐惧的文化情景中，受访者却装出愤怒的表情。由于真实的恐惧表达和愤怒的肌肉运动彼此矛盾，[①]就容易识别出说谎的微表情迹象。另外，瞳孔变化、注视方向、眨眼频率、说话音调的微小变化，伴随着各种体态表情的出现，如摸鼻子、咬手指、摸下巴、翘脚摆腿等，都可以作为与前述表情基线(描述观察期)进行比照。如果出现不一致，或自相矛盾，说谎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三）选择观察：角色转换和自我反思
人类学观察法依据研究者的角色位置，大致可区分为参与观察和非参与观察，以转换角色的方式洞察不同情景中特定行动的意义。
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K. Malinowski）是最早系统提出参与观察法的人类学家。他强调人类学研究不能仅仅依靠言语来研究人，而应该重视情景中的行为观察和分析，即所谓局内人的视角。由于参与观察法的特殊性，研究者应同时具有观察者和参与者的双重身份，不仅要参与当地活动努力化身成为“当地人”，而且还要保持适当的空间和心理交往距离。但实际上，由于参与了当地事务，融入了当地文化的行为，研究者的角色进入了当地的社会网络中，与各种利益、责任、道义等发生了某种关联，所以难以达到所谓的价值中立。非参与观察法是与之对立的另一种方法，即完全的观察法。它强调研究者应置身事外，作为旁观者对事件的动态进行客观的追踪和记录，即所谓局外人的视角。但是，社会并不是真空状态，研究者努力把自己和当地人隔离开的做法，并不会避免产生“被观察”的影响，而是会产生所谓“研究效应”和“社会赞许”的问题。[15]P19-20实际上，完全的观察者可能破坏了价值中立的科学理想，先入为主地对自我采取了否定和拒绝的立场。
综上两种观点，不难看出参与观察和非参与观察所固有的内在张力。因此，有学者敏锐地指出，要调和观察者（局外人）和参与者（局内人）的视角，以达成民族志的真相是不可能的。[16]p.718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两种角色均赋予了观察研究不同的进路，在转换情景中展示了通过表情变化看待文化现象的不同视角：从参与者的角度看，由于身心的投入，参与者可以进入“无意识”模仿当地人面部表情、身体姿态的情境之中，通过情绪感染机制[②]自主地体验到当地人在特定情境下的心灵和情绪反应[17]P317-338；从观察者的角度看，面部微表情识别能相对独立地提供自然情境下当地人情绪的外显行为，而不会直接受制于研究者的在场影响。瞬间的表情肌肉运动（微表情）可以用来评估目标群体的情绪体验之性质、强度，以及相关联的文化编码意义。
在这一阶段，人类学者应关注上述自我角色的转换，以及由此带来的情绪波动——综合自我和他者的双重维度。首先，我们可以作为旁观者（完全观察者）进行直接观察，也可就同一问题多人次的重复问询，以获得微表情在当下的变化数值；之后，再对其进行情绪体验的相关性分析；最后，将基线期（描述观察）和介入期（焦点观察）的数据按照时间和顺序制成图表，把每个时期的数据资料连接起来，以呈现数据变化的大体趋势。如果观测数据比对明显有差异，则可有以下几种判断：研究者的参与对访谈文本的真实性产生影响，或观察者在场（包括提问方式、性别、地位等）对受访者的文化叙述有直接作用等。这样做不仅能更好地辨别说谎行为背后的动机和意义体系，而且能及时更正之前先入为主的各种假设，避免文化误读的可能出现。
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引述赖尔“迅速眨眼”的少年分析为例，强调了对不同文化进行“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重要性。他认为，人类学家需要留意记录他者和自我的语言和行为，同时探讨行为（包括表情的肌肉运动）背后的意义诠释和社会编码体系，才有可能达到互为主体性的文化理解。否者，至多只是对他文化的“浅描”而已。[18]这一观点对反思性民族志[③]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关注研究者自身观察方法的反思角度，微表情识别技术能够为文本写作提供转换角色后不同的文本境遇——包括情绪表达和表情呈现，以及不同的文化阐释意义。例如，当谈及文化忌讳时，一般情况下当地人会自然流露出愤怒的微表情。但是，当第三人进入现场的时候（如自己的丈夫），却反而呈现出欣悦的表情。这一表情的前后出入，本身就有了“深描”的价值：一是文化制度的层面：是否得到亲人的应许？是否该忌讳需要亲人在场才可以与外人分享？二是真实性判别层面：是否过去得到信仰重视，而现在只是一种传言？是不是一种故事的杜撰和转载，而无合理的依据？等等。
三、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人类学作为一门以研究者自身为研究工具，强调视觉和听觉的感官在获取地方性知识中的重要性之独特学科，观察法之精致化应用已成为其技艺之本。因为人是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根基，所以观察法长期以来遭受后现代主义的无情抨击。戈尔德深感这一方法面临的挑战，但他认为，“眼见为实”是一种带有误导性的观念，因为完全没有偏见的观察只能存在于经验与精神世界完全相符的理想境界中。[19]P.73尽管遭受诟病，但人类学仍坚持强调观察法在学科方法论中的重要性。正由于此，所以微表情识别作为延伸观察法的一项新技术，要求当代田野调查者走出一条探索“真实性”的新路——微表情识别不仅能够运用于受访者的说谎行为辨认上，对提倡多声音的反思民族志写作提供新的视角，而且能帮助田野中的研究者及时识别情景变换对受访者的各种影响，以丰富文化阐释的多面向。
自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科学的田野观察法以来，人类学者一直奉行所谓一个人的异域“探险”工作。但由于调查环境的复合性，“独自”的实地研究多少具有局限性。相反，采取两人以上同行合作的研究方式，更具有重要的意义。比如，由于同行之间在性别、经验、民族、教育等方面的差异，对同一问题可以采取不同的研究范式。通过合作者明确目标、分工协作，能够有效规避文化误读，提高调查的效率和数据的质量。费孝通与爱妻王同慧曾一同对云南花蓝瑶展开田野调查，开创了中国人类学者同行合作之先河。本文倡导的微表情识别技术，同样需要同行之间的合作——在同一文化情景下展开观察法不同面向的分工研究——包括一个人负责文化事项的观察（直接观察和文字记录），一个人负责表情、微表情的观察（旁观或录像辅助记录）。当然，正如张小娟和马菁所指出的，合作性田野调查拥有种种优势的同时，也存在人际协调和价值冲突的各种困惑。[20]P74-75这是我们需要正视的问题。
尽管如此，我们仍相信：人类学这一学科长生不衰的本质，就在于不断运用新技术丰富自身的研究进路，检讨人作为研究工具在实践中的适应性，同时允许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合作构建对话式文本写作。在新兴技术不断深化、信息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人类学只有不断汲取其他学科的技术营养，加强观察技能的专业化训练，才能尽量避免“眼见为实”的种种弊端。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