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理论与客家研究1

作者：转载 文章来源：转载 更新时间：2006-4-19
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分支。客家研究的对象是客家这一人们共同体及其文化、经济等诸多事象。客家研究从19世纪开始发轫，直到最近几十年才逐渐被引起重视。如何使客家研究发展为一门显学是近几年的热门话题。笔者认为，客家研究离不开民族学理论。
一、适用于客家研究的只能是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和中国化的民族学，而不是西方的民族学理论
民族学是以氏族、部落、部族、民族等人们共同体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主要采用实地调查的方法，研究各民族的现状及其历史发展的规律。受殖民主义的影响，西方传统的民族学理论往往把汉族等同于中国，并认为：只有汉族才是中国人，中国的少数民族都是外国人；只有中原——中国本部这一小块地方是中国，其它地方都不是中国；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汉族向外征服扩张的历史。他们用西方地域上产生的国家理论和民族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国家起源、文明起源和中华各民族的关系，看不见整体的中国文明系统和国家系统，从而否定统一的中国国家传统和精神文化传统的存在，否定中国自古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历史，否定中国的文明。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直接危及中国的国家总体安全利益和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凝聚力。⑴按照他们的理解，客家作为汉族的一支，迁移到南方土著民族的居住地和所谓的“土客之争”，正是汉民族扩张的证据！
美国科学院院士、世界著名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指出：“近代社会科学只是西方文明史经验的总结，它的一般性法则实际上只能适用于西方文明史。”
每一种民族学和理论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民族传统，并和一定的国情联系在一起，因而它只适用于特定的范围。例如，今天的欧洲民族没有经历过人类文明的上古史时期，因此，他们就没有人类上古文明历史的实证经验，就不能理解、更没有跨越东西方不同的文明系统的诸多不同的理念。今天的欧洲人虽然是古代西方文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继承者，但是却不是古代辉煌的西方文明创造者的后裔。他们的先祖是公元前后生活于中亚里海和黑海之间的处于蒙昧状态的日尔曼蛮族，没有文字，也没有自己的历史记录。他们所看到、所理解的人类关系，包括民族间关系，相对来说是不长的。⑵
西方的民族学理论

分为早期理论和现代理论。早期的民族学理论，是英法等单一的欧洲民族国家为统治其殖民地内土著民族和消灭土著民族的国家，而展开的对土著民族的文化、宗教和历史的研究。这种研究的终极目的是：怎样分化、离间和篡改土著民族间的传统关系和历史，挑起土著民族的内耗和事端，以便各个突破，分而治之。⑶
纳粹法西斯更是抛出了臭名昭著的“种族优越论”，使数以千百万计的犹太人和波兰人死于非命。
二战后，各土著民族和国家纷纷独立，西方资本主义强国丧失了大部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它们在形式上对自己的民族学理论进行了修改，将新独立的国家变为贸易伙伴，通过不平等的贸易交往，使他们接受西方的文化、宗教和价值观，在政治经济上对他们实行间接控制。形势变了，理论的手段也变了，但目的没有变。⑷
中国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是处在“大杂居、小聚居”状态中。汉族的客家民系南迁于原百越民族及其后裔的居住地，这是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的自然结果，而不是西方民族学理论中的民族（系）扩张或者是征服。
因此，适用于客家研究的民族学，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和中国化的民族学。
二、斯大林关于民族特征的“四个共同”是界定一个民族的科学依据。同样地，在客家民系的识别上，“四个共同”一样起重要的作用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客家研究大体围绕着两个基本问题而展开：一是“客家”是不是汉族；另一是“客家”如果是汉族，那么“客家”和其他汉人有什么异同点。围绕着这两个问题，许多有识之士纷纷著书立说，发表自己的看法，使得客家这一族群逐渐被世人所认识。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由于土家对立，广东原居汉人和迁徙来的客家汉人发生了族群械斗的全面冲突；接着，在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中，客家人起了主导作用。这些，都引起了欧美人的注目。西方人开始了对客家问题的研究。1868年，梅耶斯首先提出了土著与客家差异的报告。尔后，艾特尔、皮顿等也相继发表关于客家的报告，此后有30多位中外学者对客家人的有关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并发表了文章。他们探讨客家源流，其主要观点往往是把客家人视为单一的民族。当时，在某些汉族人中，也存在着地方主义，把客家人视为少数民族，并用当时蔑视少数民族的手法，在称呼上将客家的“客”字加“犬”字旁，这当然是一种蓄意的侮辱。甚至有的人认为客家是汉族和瑶族的混血种。后来，康普贝尔实地调查了客家聚居地之一的梅县，并发表文章，说“客家是纯粹承袭了中国人血统的世族”、“客家并非混血种，而是具有纯正血统的汉族，不仅比少数民族优秀，而且比土著汉族优秀，他们是有来历的中原王朝的后裔”。自此之后，中外学者对客家血统的看法，大都是因袭了康普贝尔的观点。⑸
文化上的研究往往是为了给政府的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各民族没有经过科学识别，加上各种政治社会因素，民族关系十分复杂，民族情况相当混乱。解放后，许多过去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部分汉人（其中包括客家人）都提出了自己的民族成分问题。我党进行民族识别的依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以及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并充分照顾到个民族的特点和意愿。根据客家研究的结果，特别是根据斯大林关于民族特征的“四个共同”，党和政府界定客家不是一个民族，而是汉民族里的一个民系。
（一）共同语言是民族特征之一。
民族学理论认为，语言的共同性是民族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因而民族识别首先要考虑所要识别的对象共同体，即自认为或被认为属于同一民族的人们是否具有共同语言，而且语言还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和对某种强迫同化的稳定性，所以把语言作为依据也就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科学性。经过语言各个要素的分析，世人已经可以肯定，客家话是中原古汉语的遗存，在语言学上，是汉藏语系汉语族里面的一个语支，又称为客家方言。方言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作为语言分化的结果，通常地，方言有两种发展趋向：在部落语和部族语里，方言会不断产生和发展，在一定的条件下，还可能发展为独立的语言；在民族语言里，方言的作用会逐渐缩小，随着共同语影响的扩大而趋向消失。这样，我们就可以确定，因为客家人操一种共同的语言——客家话，因而，他们至少是一个类似于民系或者民族的人们共同体；同时，又由于经过语言学的分析发现，客家话是古汉语的遗存，因此，我们可以确定，操此语言的客家人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而是汉族里的一个分支。
（二）作为民族识别依据的民族特征之二，是民族共同地域。
民族共同地域是一个民族的特征之一，更是一个民系的标志。在单一民族聚居的地区，民族地域的分野十分明显，问题也就简单得多，很容易作出判断。而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出现多民族杂居的情况，民族共同地域是否形成的问题也就复杂得多。
客家民系是汉族在历史上经过多次大的迁移流动而形成的，至今造成在闽粤赣边“大聚居”在四川、广西、湖南等省的一些地方“小聚居”的局面。因此，仅仅从共同地域上考虑，客家人至少是一个具有一定地缘关系的人们共同体。
（三）作为民族识别依据的民族特征之三，是民族的共同经济生活。
大到民族，小到民系，人们共同体的共同经济生活发展是不平衡的。同周边其他民系相比，就基本的生产生活环境来说，客家人有其独特之处。客家民系处在罗霄山、武夷山与南岭之间的闽粤赣边山区，相对闭塞。这一地区直到明代，仍不是中原、江淮和华南、福建联系的要冲之地，而周边民系的基本生产生活环境也不乏丘陵山地，但相对有一些较为宽阔的河流冲积平原，地势较低旷平坦。因此，客家的梯田成为一大特色，以山地资源为原料的手工业和商品性农业经济亦十分发达。⑹
历史上，与周边民系相比，闽粤赣边区的客家民系的经济类型明显有其自身的特色：13世纪末至15世纪末的外向型经济——和沿海的闽海民系的私人海上贸易相关联，以山区资源的开发为中心发展土特产和手工业为主；16世纪始至17世纪末的棚民型经济——因为越海系江南棉纺业的发达和湘赣系商品粮的发达，刺激了对染料蓝靛等经济作物的需求，受此牵引，客家民系的一部分迁徒到越海系的毗邻山区发展以蓝靛为主的商品性经济；18世纪始至19世纪的农矿型经济——和广府、福佬等民系发生互动，这次移民的原因是由于沿海禁海令的解除造成大量的地旷人稀地带以及四川因清军与张献忠农民军长期作战造成人烟稀少导致清政府招募移民入川垦殖所形成的农耕与采矿；20世纪以来直至新中国成立的海外拓殖型——主要是受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对于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大的吸引而迁移的。⑺
（四）作为民族识别依据的民族特征之四，是民族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
这一特征，其内涵格外丰富，既表现为共同的物质生活方式，又表现为共同的精神生活方式，即共同的风俗习惯、起居饮食、喜庆节日、信仰祭祀、婚姻家庭、文学艺术特点，等等。这当中，最核心的是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即在物质和精神的文化生活中，感觉到大家都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这种心理。在上下一千多年的迁徙历史中，客家先民与迁徙途经地、定居地人民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吸收了各地文化的精华，形成了在语言、民情、风俗、精神特质等方面具有显著特点的博大精深的客家文化。客家文化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文化的精华，长期的迁移养成了兼收并蓄取其长、开拓进取不保守的民风，使客家民系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客家民系的共同心理特征的核心在于团结和奋进。这在客家迁徙史和客家文化的诸方面都有很突出很具体的表现。首先是客家先民自身团结的精神形成了很强的向心力。正是这种向心力使他们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把中原灿烂的文明带到南方播衍而不被迁徙地的土著同化。广东梅州的多层围垅屋、永定的土楼、长汀的九厅十八井等典型的客家建筑，既是“世界建筑史上的一支奇葩”，也是客家人团结奋进的象征。在永定的一些大型土楼，还有附设学堂，楼有楼名，柱有雕联，如“振成楼”的“振纲立纪，成德达才”一联，教人遵纲纪，重德才，奋发进取。这些文化印记无不闪耀着中原文明崇文尚武、耕读传家的精神光芒。其次，这种团结奋进的心理特征，还表现在对异族文化的博采和涵化上。客家先民的南迁，是中原的汉人与迁徙地土著长期斗争而又走向团结的过程，并最终形成了共同体。今天的客家，绝不单靠入迁的中原汉人的自身繁衍，而是经过与当地民族融合而发展壮大起来的，也有其他民系迁入客家居地而被同化成了客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