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源头

　　钱穆在列举四个古代文明时以埃及居首，这应该是当时人的共识，即以埃及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但据后来的考古证实，中东地区最早的文明是苏美尔文明（约公元前3500年起），不但比埃及文明（约公元前3000年起）和印度文明（约公元前2500年起）要早，而且还对它们的产生起到了影响和促进的作用。所以苏美尔文明应该是巴比伦、埃及和印度三个古代文明的源头。
　　苏美尔文明并不是两河流域的原生文明，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点很可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作者的这句话想必不是毫无根据的，但某些自卑惯了的中国人听了，只怕会因此得出中国文明来源于中东的结论。当然如果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那我们就应该尊重事实。否则的话，我倒宁愿相信苏美尔文明来源于中国的可能性，远大于中国文明来源于苏美尔文明。
　　如果按照西方人的标准，把商朝（约公元前1500年起）作为中国文明的起点，那就等于排除了苏美尔文明来源于中国文明的可能。但问题是，中国文明并非始于商朝，钱穆的老师吕思勉早就提到过，中国文明是起源于南方长江流域而定型于北方黄河流域，最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比如湖南常德的城头山遗址，里面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和稻田，显示了在六千年前中国就已拥有成熟的农业文明。斯氏的《全球通史》提到一万年前，全球各种群的人口数量是大致平衡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因为最早完成了农业革命，长江、黄河流域的人口数量才会突飞猛进，取得了对全球其它地区的绝对优势，并且把这种优势从六千年前一直保持到近现代。在远古时期，一个文明群体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高的生产力、更大的发明创造力和更强的竞争力，所以东方的两河流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稳居世界农耕文明的制高点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在此背景下其技术与人口向四周的传播与扩张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然的了。
　　中国远古农耕文明的传播与扩张，从古印度人对中国的“支那”称呼中就可见一斑。有关“支那”一词的本义，近现代人的说法不一，有指是“秦”、“契丹”或“昌南”等词的音译，但都嫌牵强。最近在网上看到重庆师范大学黄中模教授考证其本意是苗语“吉那”、“子腊”的音译，是“水田之乡”的意思，不

禁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因为这种解释正可与近代精通梵文的诗僧苏曼殊提供的证据相发明。后者于1909年的一封通信中说：“读印度古诗《摩诃婆罗多》元文，始知当时已有‘支那’之名。按《摩诃婆罗多》乃印度婆罗多朝纪事诗。前此有王名婆罗多，其时有大战，后始统一印度，遂有此作。王言：‘尝亲率大军，行至北境，文物特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云云。考婆多罗朝在西纪前千四百年，正震旦商时。当时印人慕我文化，称‘智巧’耳。”在另一封通信中又说：“尝闻天竺遗老之言曰：‘粤昔民间耕种，惟恃血指，后见中夏人将来犁耜之属，民咸骇叹，始知效法。从此命中夏人曰‘支那’。‘支那’者，华言‘巧黠’也。”
　　结合今人的考证，则可以知道正是说苗语的南方中国人，也就是神农氏炎帝的后裔将农业技术带到古印度，同时留下的还有苗语的“水田之乡”一词，并且发展成指代“中国”和形容“智巧”的词汇。这种传播的渠道是经海上还是经陆地呢？中国在商朝时就曾移民印度——婆罗多王所谓的“支那分族”——那么最早一群移民抵达印度又是什么时候呢？这些问题只能由考古专家来解答了。但我认为古代中国的农业技术曾传播到印度这应该是可信的，而苏美尔人恰恰有证据显示他们的种族文化与恒河流域的民族有关系（见韦尔斯《世界史纲》），那么焉知他们就没有可能是受中国移民的影响或者直接就是其混血后代呢？
　　也许有人会以苏美尔文明的某些成就远较中国文明发达来否认这种可能性，但文明的后来居上所在多有。就象我们飞机、核弹起源于美国，但不能因此否认未能发明飞机核弹的英国是美国文明的源头一样。相反，如果说中国文明起源于苏美尔文明，那就必须面对为后者在地球上另寻一个源头的难题，中国既被排除，埃及和印度岂非更不可能？那么剩下的值得考虑的地点恐怕就只有月球与火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