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先生认为异体字研究“须吃饱饭，没有任务，才能为之”，但他晚年担负了国家大型文化建设项目的重任，已无余力顾及自己多年来的学术追求，这从顾先生信函中的一个“唉”字和后面的惊叹号中可以了解当时其内心深处的巨大遗憾之情。略感欣慰的是，异体字研究已引起业界重视。
因《顾廷龙全集》编纂之需，笔者近期整理顾廷龙先生(1904B1998) 晚年写给我的信函，发现其中记载了一些学术信息，有助于了解顾廷龙先生的学术思想、学术主张、学术生涯以及文献整理的一些故事。
§研究生论文“题目很重要”
1989年8月4日，顾先生在写给我的信中讨论了先生所指导研究生的论文题目问题，特别指出:“题目很重要”。20世纪80年代初，应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陈誉教授(1920B2003)之请，顾先生兼职担任了该系中国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研究。从1980年至1990年的十年间，顾先生作为导师在系里先后招收了周松龄、邱健群、我和彭卫国四位研究生。其中周松龄和邱健群两位师姐就读于1980年至1982年，我就读于1982年至1985年，彭卫国师兄就读于1987年至1990年。当年周松龄师姐的论文题目是 《傅增湘对古籍整理的贡献》，邱健群师姐的论文题目是《略论康熙刻本》，我的论文题目是 《孙诒让校勘学研究》，彭卫国师兄的论文题目是《阮元文献学研究》。从以上四篇论文可以看出顾先生在指导研究生论文选定题目中的用心。
《傅增湘对古籍整理的贡献》 是通过论文来研究并表彰傅先生在古籍整理文献方面的突出贡献。在近百年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的研究和实践领域中，傅增湘(1872B1949)无疑是一位较有影响的学者。《傅增湘对古籍整理的贡献》 在研究了傅增湘生平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傅先生富于收藏、善于鉴别、精于校勘、乐于传播、勤于著述的学术生涯和研究特点。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一论文的选题为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中注重学术文化史和重要人物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视野。
《略论康熙刻本》是试图对康熙年间版刻的特点和风格做初步总结，从中探究康熙年间刻书事业繁荣兴盛的原因及其发展规律。版本研究重在目验，论文以上海图书馆所藏康熙刻本为主，共目验调查了286种康熙刻本，论述了康熙时代刻书的历史背景、刻书盛况、刻本特点和风格，并分析了康熙刻本如此精美的经济原因、社会风尚以及康熙本人的文化素养等原因。这一论文选题为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中进行断代主题研究提供了新理念和新方法。
《孙诒让校勘学研究》试图对晚清乾嘉学派的后殿人物孙诒让(1848B1908)的校勘学成就进行较为系统的总结。孙诒让一生校理古籍不下百种，梁启超(1873B1929)曾称赞孙氏所著《周礼正义》为“清代新疏之冠”，清代学者俞樾 (1821B1907)也曾表扬孙氏所著《墨子间诂》为“自有《墨子》以来未有之书”。顾先生原来希望我的论文题目写 《敦煌文献中的别体字研究》，但由于当时各学术机构信息孤岛现象较为严重，且境外文献的获取也较为不便，敦煌文献中别体字的第一手资料收集不易。因孙诒让的主要著作大都已发表，故从便于文献的获取角度出发，论文题目改为《孙诒让校勘学研究》。这一题目也延续了 《傅增湘对古籍整理的贡献》选题的思路，重在学术史和人物研究。
《阮元文献学研究》原来定题为《阮元校勘学研究》，之所以定这一题目，也可能是受了我研究生论文 《孙诒让校勘学研究》的影响，但顾先生在来信中认为，研究阮元仅限于校勘学的话，“题目似太窄”，“阮元是开创风气之人，他实际研究的方面甚广。我想可否《阮元与校勘学》 或 《阮元的学术研究》。”顾先生在信中关照我将论文题目再请教一下胡道静先生(1913B2013)。根据顾先生的意见并征求了胡先生意见，彭卫国师兄的论文题目后定题为《阮元文献学研究》，论文包括了阮元学术概说、阮元校勘学研究、阮元训诂学研究、阮元目录学研究等四大部分。
可见，顾先生在选定研究生论文题目中十分重视学术史与人物的研究，同时对人物也因人而异，不同的人物，研究的范围与重点也有所不同。不仅如此，顾先生在选定题目中对所指导的研究生也因材施教。周松龄师姐善于逻辑思辨，故论文选题注重分析论述；邱健群师姐勤于目验比校，故论文选题注重版本特点；我原来大学本科中有文字学基础，故论文选题注重与文字学研究相结合；彭卫国师兄长于总体思考，故论文选题注重宏观研究。这些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不仅凝聚了顾先生对培养中国古典文献学后学人才的匠心，也折射出顾先生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教育事业的独特视野。
1993年，顾廷龙先生与作者在淮海中路吴兴路寓所门前合影。
§《尔雅》书单、《古文字诂林》和异体字研究
1995年5月26日，顾先生在给我的来信中提及了三个问题:
一是《尔雅导读》。1987年，四川巴蜀书社约请顾先生写《尔雅导读》，因我本科和研究生期间多研究文字训诂之学，故顾先生将书稿写作的具体任务交给我，《尔雅导读》于1990年1月由巴蜀书社出版。顾先生在信中写道:“吾友王煦华同志现为续四库开《尔雅》书单，我想您的《尔雅导读》，如有余本，可否寄赠一本给煦华?请酌夺。”但我总觉得当年在撰写《尔雅导读》的过程中，由于自己学术水平有限，书中存在一些疏失之处，故不敢忝列续四库书单。《尔雅导读》之后，我曾先后整理校点出版了包括注疏音义在内的 《尔雅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0月)和单注本《尔雅》(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2月)，但仍存在一些排版和校点的疏失。2013年1月，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院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组织编撰《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约我写《尔雅史话》，书稿已于2016年完成，将于2017年初面世，其中对《尔雅导读》和《尔雅注疏》 中存在的一些疏失进行了修正。
顾廷龙先生1995年5月26日写给作者的信，其中提到请作者寄作品《尔雅导读》给王煦华先生续四库书单
二是《古文字诂林》。顾先生在信中关切地询问:“《古文字诂林》进行有无困难?”1991年，顾先生曾举荐李玲璞教授(1934B2012)担任《古文字诂林》的主编，故一直对《古文字诂林》的编纂进展十分关心。《古文字诂林》从1991年起步，在十多年的编纂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笔者曾撰文“以《古文字诂林》为学术追求使命”一文详细介绍了其中的有关情况(载《文汇读书周报》2012年12月28日第5—7版)。顾先生去世后，《古文字诂林》 于1999年12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册的正文，又于2004年12月出版了最后第十二册的检字表和附录。
三是异体字研究。顾先生在信中写道:“我颇感异体字问题很有研究。但须吃饱饭，没有任务，才能为之。我有条件，而老不中用耳……唉!”字里行间，表现了顾先生对异体字研究问题的看法和情感。
首先，顾先生认为异体字问题很有研究，并用了“颇感”来加重语气，可见他对这一学术研究课题的极端重视。异体字指汉字通常写法之外若干不同的构形异体，也称或体。与通常写法的汉字相比较，异体字读音、释义均相同，只是字形有所区别。如嘴唇的“唇”字形下部是口，而异体字下部或写作月，但字音字义并没有改变。从文字形体结构上来分析，异体字与通常写法不同的情况有多种类型:有的是造字方法不同，有的是意符不同，有的是声符不同，有的是意符或声符有所省略引起的不同，有的虽然组字部件相同，但方向部位不一致，还有的是由于隶变引起的字形笔画不同以及避讳引起的缺笔等。如足迹的“迹”，异体字的意符由走字旁改为足字旁；又如姓氏的“姓”，金文中或从人字偏旁，这是意符不同的例子。又如和平的“和”，异体字的组字部件成了口在左，禾在右，这是方向部位不同的例子。异体字与文字学上的许多文字现象如俗体字、古今字、繁简字、通假字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如先秦时的汉字就有正体与俗体的不同。到了六朝时，在碑刻中出现了不少俗体字，延至隋唐，俗体字的数量不断增多。在唐代颜元孙(? B732)的《干禄字书》 和王仁煦的 《刊谬补缺切韵》等书中均收了不少俗体字，而《宋元以来俗字谱》(刘复、李家瑞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版，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重印)则成为收集俗体字的专门工具体。汉字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表明相同字义而古今用字形体各异的汉字，许多汉字在本义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引申义或假借义，今字也就产生了。今字的产生大多是采用增加或改换偏旁的方法。如“益”字的本义是水漫出来，后引申为增加、利益等意义，于是就在古字“益”左边增加了水字偏旁以保留古义，这样就产生了后起的今字“溢”。文字学上的繁简字则特指楷体字的简化；繁体字简化为简体字有多种途径，有的是采用古字，有的是简省笔画或偏旁，有的是同音字替代，还有的是采用新造的形声字。如繁体字“云”上部是雨，简化为“云”，就是用的古字。异体字与别体字有所不同，别体字是指与正字不同而误写成另外字体，清代顾炎武(1613B1682)在《日知录》卷十八有“别字”条中说:“别字者，本当为此字，而误为彼字也。今人谓之白字，乃别音之转。”
其次，顾先生认为异体字研究“须吃饱饭，没有任务，才能为之”。这说明异体字研究是一项需要特别专注力的研究课题，要求研究者静下心来，没有干扰，没有填不完的项目申请书、中期检查报告和结项报告等任务，需要秉持心无旁骛、十年板凳的学术心境和学术精神才能为之。
第三，顾先生认为他对异体字的研究，“我有条件，而老不中用耳……唉!”这里讲的条件，我认为包括多方面的因素。
一是顾先生早年曾从南洋大学机械系退学转入章炳麟(1869B1936)主持的国民大学，顾先生曾在自传回忆中写道:1925年，“时适国民大学成立，以章炳麟为校长，有商科，家长希望我为将来谋职业方便起见，不学工则学商。而我自己喜欢文字学，久慕章炳麟及教授胡朴安(1879B1974)的学问，因此我决定转校到该校的商科经济系。正课是读商科科目，选课选了几门文科。第二年注册时，我的选课全选了文科的课程，系主任看了选课单，劝我转系。我就转入了国文系。当时教授经学、文字学为胡朴安，音韵学为闻宥(1901B1985)，诗歌为胡怀琛(1886B1938)，六朝文为刘三(1878B1938，刘季平，自署江南刘三——作者注)，我从各位老师那里得到了很多知识和方法。我在古典文学方面，没有进一步钻研，而在语言文字方面，获得了一定的途径。”(《顾廷龙自传》第二部分“求学时期，写于1956年3月31日，上海图书馆人事档案存——作者注)
二是顾先生曾考入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就读研究生，并于1930年4月完成了研究生硕士毕业论文，题目就是《说文废字废义考》，当年的论文的评阅人为研究院委员会主席、国文学系的郭绍虞先生(1893B1984)。2016年4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顾廷龙全集—著作卷》，其中影印了《说文废字废义考》。《说文废字废义考》在研究了文字之起源变迁与形义之关系以及《说文》在文字学上的贡献与形义之关系后，重点考证了《说文》中的废字、废义，并对字废例和义废例进行了分类归纳研究，其中多涉及异体字和俗体字问题。
三是顾先生长期从事历史文献的采访编目以及图书馆古籍整理工作，接触了大量历史文献中的异体字现象。如顾先生对中国古代字书《集韵》有着浓厚的兴趣。1984年，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郑炯文先生访问上海图书馆期间，给顾先生带来了钱存训先生(1910B2015)惠赠的《中国善本展览图录》一册。顾先生对其中的宋本《集韵》和《注东坡先生诗》尤感兴趣。1985年6月18日，顾先生在给钱存训的信中写道:“图录不仅印刷精良，海外孤椠秘籍，琳琅满目，如获至宝。其中两书为龙尤感兴趣者。一为宋刻《集韵》，五十年前尝治《集韵》之学，因知段玉裁(1735B1815)仅见毛抄，校正曹刻甚多，后之学者展转传录，虽闻宋本为翁氏所藏，未详究竟。今见书影，不胜欣慰。我馆藏有述古堂影宋抄本，当为同出一源。因怂惥古籍出版社影印问世(毛抄现藏天一阁，龙曾登阁览观)。”(上海图书馆为纪念顾廷龙诞辰一百周年所编《顾廷龙手札精选》，2004年10月——作者注)1983年12月，顾先生在“影宋抄本《集韵》跋”中指出，《集韵》是从事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者所必读之书。(《集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5月)而《集韵》所收，颇多异体别字。
顾廷龙先生1985年6月18日写给钱存训先生的信
四是顾先生著有《尚书文字合编》。胡道静先生在《顾廷龙文集》序(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7月)中专门提到了《尚书文字合编》一书:“学长晚年，由公子诵芬迎奉在北京憩养，仍不废学术研究，著力于《古文尚书》之探索，著《尚书文字合编》，为唯一之《古文尚书》研究力作。”1995年3月，顾先生在《尚书文字合编前言》中写道:“吾家顾颉刚先生(1893B1980) 曾说:‘经学中之今古文问题以《尚书》为最复杂，加以字体传讹弥多，遂至纷乱而不可理董。”顾先生在前言中，考证研究了西汉的今古文、东汉的科斗古文、东晋的隶古定、唐代的今字和异体字、五代的科斗文和宋代的隶古定等文字发展史上的今古文和异体字等现象，并对这些文字现象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阐述。1995年2月19日，顾先生在给我的来信中提到:“我于《尚书文字合编》尚未完全脱手，本月内必可结束。李令(玲)璞先生为我写了推荐书 [与王元化(1920B2008)先生合作]向国家古籍规划小组请到补助，出版将无问题矣。”1996年1月，《尚书文字合编》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实现了顾先生的多年学术愿望。
顾廷龙先生1995年2月19日写给作者的信
以上种种，都是顾先生从事异体字研究的条件，但顾先生晚年主要担负了国家大型文化建设项目的重任，如主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1989—1998)、《续修四库全书》(1994)等，已无余力顾及自己多年来的学术追求，这从顾先生信函中的一个“唉”字和后面的惊叹号中可以了解当时其内心深处的巨大遗憾之情。从异体字的学术研究而言，顾先生未能实现其平生的学术追求的确是一大遗憾和损失。略感欣慰的是，异体字研究已引起业界重视。1985年我研究生毕业之际，李玲璞先生曾要我收集并提供有关异体字的目录文献，后得知，他正在计划编纂《异体字字典》。1997年1月，由李玲璞(李圃)主编的《异体字字典》由学林出版社出版。李玲璞先生在字典的序文中对至今未有异体字研究专著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自许慎 (约58B约147)开创选收重文的体例以来，代有增补，或就某一书体，或依某一时代，而时至今日，尚无全面收录古今汉字异体的专书问世。这并非学人疏于此道，而是由于编集此书确有困难:一是汉字古今纵贯，源远流长，地域广阔，异构繁多，难扼其要领。二是古文字文献虽已大量出土，但尚未及一一依类成断代专书，全面的材料难以蒐求。三是通假字、古今字的烦扰，或如影随形，或藕断丝连，难以范围。事实表明，不破三题，则无望成书。有鉴于此，我们便于1987年着手这部字典的材料蒐集工作，历时八年，始成此编。”这也充分证明了顾先生所言“我颇感异体字问题很有研究”中所包含的深刻寓意。
§“熊夫人已95，我亦93了，很想看到出书”
1995年12月4日，顾先生在给吴建中 (时任上海图书馆副馆长，2002年任上海图书馆馆长——作者注) 和我的来信中详细讨论了《熊希龄先生遗稿》出版事宜。当时正值《明志阁遗著》一册(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之际，顾先生为遗稿题写了书名。但《明志阁遗稿》仅是熊希龄先生(1870—1937)遗稿的一部分。顾先生在来函中引用了1995年11月28日台湾熊夫人[毛彦文(1898—1999)女士]给顾先生来信中所述:“彦早已决定俟第一批遗著出版后，即继续出版第二、三批，将全部遗著出版，以了心愿，不悉此愿能完成否?”顾先生在信函中也写道:“熊夫人已95，我亦93了，很想看到出书。”两位世纪老人关于熊集出版的急迫心情溢于言表。《熊希龄先生遗稿》五册后由上海书店出版社于1998年12月出版。
顾廷龙先生1995年12月4日写给吴建中和作者的信
顾先生在来信中提出了关于《熊希龄先生遗稿》出版的几点希望:“我有几点希望，供参考:熊希龄先生是清末民初的政治人物，应以政事为重。至于他亦擅书画诗词，则其余事。不要本末倒置。于为刚(上海图书馆古籍部研究人员，当时已退休——作者注)同志的编次，当时根据叶景葵(1874B1949)的分类，书名亦叶氏所定。我们又参考了清末名人的政书而编定的，切勿重起炉灶，重新改编。重新改编，不但几年辛苦白费，而且可能弄得不伦不类。我们急于看书，改编等不及了。于为刚的抄本，不能直接交厂出排印。要以复印件发排，否则排样出来底本面目全非了。我想全集一起印为好，不要零敲碎打。”顾先生在信中还提到了已排印出版的《明志阁遗著》，“印好后，勿再继续印下去，快快煞车，等研究好了再说”。顾先生信中所述关于《熊希龄先生遗稿》出版的几点希望，对于历史文献整理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启示。
首先是历史人物文集编纂的原则。熊希龄作为清末民初的政治人物，其文集的编纂应以政事为主。熊希龄亦擅书画诗词，则其余事。顾先生在1994年9月为遗稿所写序文中提到了熊希龄遗稿的文献价值:“熊先生遗稿，余曾略窥一二。所存稿件，都出亲自属草，以振兴实业为怀，精心擘划，爱国热情，溢于言表，良可钦佩!明志阁者为先生书斋之名，常见其书笺、文格均刻之，徵见先生淡泊明志之意也。”因此，《熊希龄先生遗稿》在编纂时充分体现了熊希龄作为政治人物以政事为主的编纂宗旨，将其诗存、词存列于第五册的后面，没有出现顾先生在信中所指出的“不要本末倒置”的情况。
第二是文集分类切勿重起炉灶。顾先生在信中反复指出，文集分类“切勿重起炉灶，重新改编”，《熊希龄先生遗稿》的内容编次曾根据叶景葵的分类，书名亦叶氏所定，同时还参考了清末名人的政书。根据顾先生的意见，《熊希龄先生遗稿》出版时分为五大册，前四册均为电稿，第五册为函稿、杂著、佚文、诗存、词存，体现了以“政事为主”的编纂旨意。
第三是全集一起印为好，不要零敲碎打。顾先生对1995年12月已出版的《明志阁遗著》并不满意，指出“全集一起印为好，不要零敲碎打”，以免“弄得不伦不类”。《明志阁遗著》收录了熊希龄先生的部分政文，有“零敲碎打”之缺。故顾先生在信函中指出，对已排印出版的《明志阁遗著》，“印好后，勿再继续印下去，快快煞车，等研究好了再说”。于为刚先生作为编者在《熊希龄先生遗稿》 的编辑说明中交代:“熊先生的文章、序跋、奏摺、呈移文稿，先已编入‘文存’，以《明志阁遗著》书名出版，作为全书第一册。但付印时，体例有所变动，难以赓续。现在出版各册，实即《明志阁遗著》的续集。其中‘佚文’为‘文存’中删落各篇。”于为刚先生在后记中又写道:“这部书用了几年的功夫，到今天总算出齐全了。其间多有曲折，总共五册书(实际当为六册书——作者注)，却有两个书名:《明志阁遗著》和《熊希龄先生遗稿》。排印的形式也有两种，但读者使用时，应当看作是一种书。”这是当年整理文集时不得已的情况，而这也是整理历史人物文集时有出现的不足，为后人整理文集提供了经验教训。
《熊希龄先生遗稿》1998年12月出版，毛彦文先生曾在1996年9月即写就了《熊希龄先生遗稿序》，内中记述了遗稿出版前的有关情况:“秉三 (指熊希龄——作者注) 这部《遗稿》得以出版，经过了许多困难与曲折。当年北方有战事，秉三公有一批在民国初年执政时的文件及手稿，恐在战乱中散失，因此批稿件具有资料价值，可为研究历史者参考，故装成几木箱，由北平运至天津法租办小孟庄家中存放。1940年华北大水灾，秉三公至交叶揆初先生恐遗稿被水泡坏，急着人至天津，将它们全部运至上海他主办的合众图书馆存放。翌年我由桂林回沪(抗战时，我在桂林五年办慈幼分院)，去见叶公，他告我遗稿运沪事，并邀我去合众图书馆视察，同时介绍我与该馆总干事顾廷龙君相见。当时叶公告我，他准备将此批遗稿整理编辑成书。不幸叶公于1949年春去世，夙愿未遂。其后两岸相隔，音讯不通。直到1983年取得联络，方知合众图书馆等四馆合并为上海图书馆，由顾君任馆长。得悉遗稿无恙，于是我决心筹款将遗稿全部出版。承顾君同意，指派几位馆员开始整理，由于为刚君负责。此工作繁重而枯燥，于君锲而不舍，工作十多年，终于在今年全部完成。我对顾君、于君及当年参与工作的诸君，暨去年接办此事的王世伟君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5年和1998年先后出版的《明志阁遗著》与《熊希龄先生遗稿》
§照相影印为古籍整理之良法
顾先生关于《熊希龄先生遗稿》的来信中还谈到了古籍整理中的照相影印，认为这是古籍整理的有效方法。顾先生来信中指出:“我考虑了几天，有一个办法，即根据于为刚同志抄本付之影印。如用大开本分上下两栏，即仿《续四库全书》的格式。……排印、校对费事，繁体字可能找不到，有时两旁拼合，极为难看。”顾先生之所以提出影印的整理方法，也是由于山东王绍曾先生(1910B2007)到访的缘故。顾先生在信中提到:“我怎样想起影印来的呢? 上星期中山东古籍研究所(指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作者注) 王绍曾先生 (今年亦80多了)来访，谈到他主编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一书，商务委托的，校勘记写成后，亦曾给我看过，校得很好。商务考虑再三，觉得排铅字，许多古体字要刻，又怕出错，还是照相影印。现在决定照相影印。我从这件事的启发，所以提出这个意见。是否可行?请诸位考虑。”尽管后来《熊希龄先生遗稿》 从文稿整理的实际情况和方便读者的角度还是采用了排印标点出版，但顾先生这里所提出的古籍整理的照相影印方法，不啻是古籍整理的良法之一，这种方法不仅可以避免许多整理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错误，还能提高整理的效率。
学林（2017.2.3）| 顾廷龙先生晚年未刊信札中的学术信息
王世伟 上海社科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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