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族群，若从徐旭曾《丰湖杂记》算起，对于客家的研究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关于客家学学科属性的讨论由来已久，众说纷纭。最近，曾令存的《返本溯源：作为学科对象的客家研究》一文认为，客家学是一个自20世纪30年代就被提出的学科命题，但目前仍处于被主流学术圈甄别、认可与接纳的状态。文中还提出，客家研究需“回到原典”。该文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发表后，很快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再度引发了客家学界对此学术命题的热烈讨论。辨析客家学作为学科的必要与可能，这是关乎客家研究之本，有继续深入探讨的必要。
客家学是一门学科吗
笔者认为，客家学是不是一门学科，这是探讨客家学学科建设的前提和关键。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通晓“学科”的定义标准。所谓学科，按照一般性的解释，是指在大学教学（教育）与研究的知识分科。《现代汉语词典》对“学科”一词的定义是“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等”。《辞海》则从学术和教学两个维度对“学科”进行了界定，其中学术意义上的学科，是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概而言之，一门学科应具备以下几个要素：一是有完整的知识体系，二是有明确的研究领域和方向，三是有独立的学术阵营如学术杂志、研究机构等。
将客家学作为学科的呼吁由来已久。先是20世纪30年代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中提出“客家学”；随后，华东师范大学吴泽发表《建立客家学刍议》一文，再次提出建设客家学；王东专门撰就《客家学导论》一书，对客家学进行了相对系统的解释和建构。基于上述对学科的理解，笔者认为，客家学应该是一门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学科。因为客家学有着明确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学说，拥有众多的客家研究机构和稳定的学术队伍，而且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客家学是一门怎样的学科
具体来说，客家学是一门以客家族群和客家文化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其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当下事象，认识客家族群的形成发展，促进客家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揭示客家发生、发展规律的学科。由于客家是一个兼具族群、文化、区域的复合概念，因此客家学是一门典型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例如，鉴于客家学是汉族的一个支系，客家学可归为民族学的学科大类，作为民族学的下属学科；若立足于客家文化维度，可将客家学归为人类学。不管归属哪个学科，不可否认的是，经过长期的发展建设和历史积淀，客家学已日益成为一门国际性显学。
首先，客家学拥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独特的路径范式。客家学的知识体系诞生、形成于对客家来源的探索中，诸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类文化发生学的命题同样发生于客家，对“客从何来”“何谓客家”的反复追问，可以说是客家知识体系的最大催生剂；而“中原说”“土著说”和“融合说”则是对客家来源的主要解释和代表流派。在此基础上，客家学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路径与理论范式，从谱牒资料到田野调查，从历史学到人类学，从“民系—文化论”到“赣闽粤边地域社会论”再到“族群—认同论”，客家学逐步形成了融理论、方法、史料等为一体的完整知识体系。
其次，客家学依据已有的知识体系和研究范式建立起明确的研究领域。学界围绕客家的起源与形成以及客家妇女、民俗、宗族、建筑、语言、教育、艺术等各个客家文化的具体面相，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随着现代学科的不断融合，客家学的学科体系还在不断完善，研究对象日益丰富多元，产生了更多的分支学科，如客家经济学、客家社会学、客家语言学、客家宗教学、客家艺术学等。
再次，客家学已打造出坚实的科研阵营和稳定的学术队伍。目前全球各地均设有客家研究机构，尤以海峡两岸高校最为集中。“客家文化高级论坛”“海峡两岸客家高峰论坛”“国际客家学研讨会”以及《客家研究辑刊》《客家学刊》等常设性、连续性的学术交流平台与发表园地，使得客家学凝聚和团结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并产生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最后，客家学已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最有代表的是法国远东学院劳格文主持的“客家传统社会结构与原动力”“四溪计划”“两岸四地客家知识体系发展研究计划”等国际性跨学科的大型研究计划，以及《客家传统社会丛书》《世界客家文库》《客家区域文化丛书》《海外客家研究译丛》《客家研究新视野丛书》等专题性集成式研究成果。
然而，虽然客家研究逐渐升温，甚至成为“客家热潮”，但其热闹的背后也隐藏着不少问题。一是学术观点陈旧。正如曾令存一针见血地提出：近30年来的客家研究，基本上是对罗香林等人研究成果的“照着说”或“接着说”。二是学术向度固化。以往的客家研究多属于“自说自话”的封闭叙事，导致客家学术话语的单向度和线性化。三是学术门槛过低。随着客家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各路人马都纷纷将目光投向客家，因此难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导致客家研究的学术性不强、学术成果质量不高、学术规范不足。这就是为何客家学作为学科建设的基础已经具备，时机也已成熟，却一直徘徊于主流学科之外的缘由所在。
如何建设好客家学学科
针对客家学的建设路径和发展对策，学者们见仁见智，发表了很多见解。笔者认为，客家学的良性健康发展，需要“重返现场”，引领客家研究再度出发。客家学的“重返现场”，主要包括以下几层意思。
一是要重返客家学术命题的发生学现场。应重新检视客家研究的发展历程、研究文献和问题意识，摸清家底，夯实客家学的学科基础。在全面总结客家研究学术遗产的基础上，科学分析客家研究的具体内涵，规避日益失去言说权威和书写权力的研究困境，激励客家学者自我反思和觉醒，建构新的客家研究范式。
二是要重返客家文化的广阔田野。这就要求客家学者回归现场、回归田野，开展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的实地调查研究。应倡导多地区、多学科、多部门协同参与，运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对每个调查地点进行尽可能详细的“民族志”记录，掌握第一手资料。要鼓励学者深入“民间”，打破以往自上而下、单向度的学术叙事，建构起“自下而上、自主式、对话性”的学术话语，让客家文化的花朵盛开在客家的土地上，建构起科学的客家研究方法体系。
三是重返严格学术意义的场域。应将客家研究放置于严格的学术场域，充分借鉴和吸收相关学科最新理论，引导学者从以客家研究为“职业”向以客家研究为“事业”转变。要杜绝以“表扬替代批评”“重量而失质”“以市场为导向”等不良取向，培养遵循学术规律、遵守学术伦理、遵照学术规范的客家学术团队，建构客家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四是要重返客家研究的当下。在重视客家历史的同时，应与时俱进，关注现实，面向未来，科学审视当下客家研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加强对客家族群和文化的当下性和前瞻性研究。还要勇于打破藩篱，客观公正地看待客家研究的前辈及其成果，不盲目崇拜，进而站在当下时代的“场域”推出新时代高水平的客家研究成果。
（来源：人文岭南 作者：周建新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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