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字
连载
《血铸山河 ——桂林抗战实录》
当年防守桂林的131师参谋长郭炳祺回忆道：“八月八日日本侵略军占领衡阳，九月第四战区下令强迫疏散桂林市民。当时桂林市所有负责的军政机关，毫无指挥与措施，机关、团体、学校争先恐后，抢夺交通工具，乱成一团，情况非常狼狈。群众顾此失彼，呼儿唤父，怨声载道，极为悲惨。”①
笔者20年前在柳州采访过当年的桂林警察大队大队长谢凤年，他回忆说：“疏散时，一些大单位还比较有秩序，但老百姓就惨了，永福矮岭两辆火车相撞就死了不少人。桂林疏散是场大灾难，死了不少人，具体死了多少没有人统计过，听说死了十来万人。死人最多的是从桂林到贵州都匀一带，特别是从河池到贵州独山这一段死的人最多。”
谢凤年所讲的这一段惨案，史称“黔南事变”，说的是桂柳会战失败后，华中、华南逃至广西的数10万难民及大量散兵、伤兵蜂拥至贵州，当时黔桂道上，各省逃亡的难民充塞路途，川流不息，人哭声、马嘶声、车鸣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最惨的是11月27日，日寇尾随溃散的国军窜扰黔南，到12月10日日军撤出贵州，短短半个月时间，黔南大地烽烟四起，许多难民被日军抓住集体枪杀。据不完全统计，仅独山境内死难同胞就达19000余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独山建有“抗日阵亡将士暨死难同胞纪念塔”，以志纪念。
△桂林疏散中拥挤的列车
让民众抛开自己的故乡，自己的家，走上漫漫逃亡之路，无疑是十分痛苦的。桂林的居民们在疏散当中不得不风餐露宿，承受风吹雨打、妻离子散的痛苦。因为长衡会战，大批来自湖南的难民涌入桂林，许多人摆摊贱卖自己的行李，以求得路费，卖儿鬻女的事随处可见。
一家报社的记者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从城里出来的，陆陆续续还不少。他们到南站一看，知道没有搭车的希望，就分沿铁路和公路线徒步走了。铁路公路的两旁形成了长长的人流，一直达数里到目力看不见为止。……十七日车开近南站，轧死一人，这是太平常的事啦。由北站到此，已看见不少死人了。十八日，开出南站，观池塘边有四具发黑的死尸无人掩埋，中午才到二塘，下车散步，一股浓烈的臭味冲来，仔细一看，离车不远，躺着七八个血肉模糊的尸体，大群苍蝇在上。车到苏桥，知道前天是在这里撞过车的。我上去看，数一数，二十二个。过桥，上了山坡，见撞毁的车头车辆倒在路边，啊！那一堆全是死尸。有多少，谁也数不清，像枕木一样堆在那里，听说这是撞车，死了千多人。”②
火车不敢乘了，剩下只能走桂林至平乐的水路，当时漓江上只有一些运货的小木船，尽管是顺水，但由于木船没有动力，只能由船工摇橹推动，船速相当的慢，一百多公里的水路最快也要走两天两夜，第三天下午才能到平乐，就算到了平乐也并不安全，还得继续沿桂江往前走。
而汽车更是少得可怜，公车大多用来运输公家物资，少数私家货车一般老百姓想都不敢想。而这些车都是美国产的老牌“大道奇”车，没有汽油，只能烧木炭，当时的汽车车厢旁一般都安有一个大铁筒，装上木炭后用手摇风车鼓风烧燃，以热气转换为动力，其速度可想而知。那时的荔桂公路（1929年修成）是用砂石铺成，路面高低不平，一小时只能走十来公里，车子慢如老牛，上坡时司机的助手还得跳下车来，手拿一块三角木跟着，汽车上不去时赶紧将三角木垫在车轮下以防下滑。若汽车半路抛锚就更悲惨了，一天也到不了荔浦。
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关于当年桂林的大疏散也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1944年，日军进攻广西桂林，当地百姓大逃亡，史称湘桂大撤退。我们整个家族八十多人，由我母亲马佩璋带队，逃到重庆。我祖母九十岁，我外婆也七十几岁了。家里开始不敢动，一直拖到最后一批才走。我们乘坐开战前的最后一辆火车离开桂林。火车有三层，挤满了人，由于过载，开得很慢。我们走的时候，桂林一片火海。火是自己人烧的，当时将所有物资烧光，实行'焦土抗战’。我们只带了一些基本东西离开。一路很慌乱。火车经过山洞，上面有的人被一下子被刮下来，头都没有了。火车走走停停，一个多月才到重庆。
△离城的民众
我们逃难非常辛苦。大家都不敢下车，怕下车了上不去。火车后面日本人天天追。有些时候有消息说日本人追上来了，但没看到，气氛很紧张。有一次，火车停到一个叫龙马庄的地方。我们下车睡觉，刚躺下，有人喊日本人追上来了，我们又跑上火车。还有一次，火车停后，我姨婆（外婆的妹妹）和她孙子下去买东西吃。突然日本人追上来了，火车开了，他们两人来不及上去了。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们。”③
白崇禧一家疏散的经历尚且如此艰难惊险，一般民众的苦难就可想而知了。
关于当年的大疏散，留在民间的记忆就更多了。笔者的母亲徐玉萍今年85岁，对11岁时“走日本”的经历，至今还记得十分清楚。旧时，桂林人的言语中尚有不少古汉语元素，比如“逃避日本兵”，桂林人不说“跑”，也不用“逃”，而是用一个“走”字，其实“走”在古语中也就是跑和逃避的意思。
“那年'走日本’桂林本地人都不愿走远，因为他们的家还在城里，有的人还抱着只是出去避避风头，过不多久就可以回来的想法，所以当时本地人大部分都是疏散在桂林周边县域的乡下。
'走日本’的当天，我们爸便挑了个担子，一头挑着衣物，一头担着4岁的妹妹，我和7岁的弟弟，则由母亲拉着朝大圩走去。一路上都是逃难的人，路边还不时可看到用草席盖住的死人，这些人不是病死的就是饿死的，肚子大大的，样子惨得很。
那时连板车都很少，大部分人都是挑担子赶路。我们一直走到天黑，才来到亲戚家。当时年纪小，也弄不懂是什么亲戚，只是进门后大人让我们管那男的叫姨爹，女的叫孃孃。跟我们一起来的还有我的外公，一下子来那么多人，没地方睡，我们一大家子人只能找来些牛（稻）草当床，就在堂屋中间住下来。
我们开始住的地方只知道是大圩附近的一个村子，由于没住几天，我们又往更远的山里去了，所以村子的名字已记不起了。
不久，日本鬼子就占领了大圩镇。当时我们住的地方离大圩镇不远。一天，听说日本鬼进村来抢粮食，吓得全村人都躲到山上不敢下来。正好晚上又下雨又刮风，外公就这么在山上被淋病了，当时我们连饭都吃不饱，那里有钱给外公看病，结果只能拖着，谁知，没过几天，外公就过世了。
从山上回来，我也打起摆子(疟疾)来，身上一阵冷一阵热的，冷时，身上直发抖，热时，全身泡进冷水里都还嫌热。好在山里的姨爹还懂些草药，他去山里挖来，熬水给我喝了大半月，病才慢慢好起来。
这之后，大圩的姨爹姨孃又领着我们一家来到了潮田乡，他妹子的婆家，一个更远的大山里，日子才算安定下来。
一年后，日本投降了，除了外公，我们一家人总算平安回到了桂林，但到了水东门码头，朝西望去，发现整条水东街已没有几间完整的房子，我们大家的心一下就全凉了……。”
其实，有笔者母亲类似经历的老人，在桂林还有许多。由于当时的政府缺乏组织、指挥，桂林的疏散基本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中。而且由于运输工具稀缺，以火车为例，因为车皮很少，一旦火车进站，人们就争先恐后蜂拥而上，甚至到了不顾死活的程度，以至火车上人满为患，车栅、车顶挤得满满的，或车厢底。车一开动，一些人就从车顶上抛下来摔死了，挤在两节车厢中间和钻在车厢底上的人，掉下铁轨被碾死的也有不少。从桂林到柳州，按正常情况，半天就可到达。可是在大疏散时快的也要走8天，慢的走了一个月。因此，几十万桂林民众绝大多数是靠双腿走出桂林，走进山野村庄的。在当时运输工具极度缺乏的情况下，让60多万民众三日之内全部撤离，这真可谓战争疏散史上的一大奇闻！正是：
一声疏散满城空，猿鹤虫沙浩劫同。
黔首流离岐路上，妇童泣窜乱山中。
月华覆照漓江白，烽火燃烧桂岭红。
太息黎民数十万，凄然各自去匆匆。
注释
① 见《粤桂黔滇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361页
② 见桂林市文献委员会编：《桂林市年鉴》1949年6月
③ 见《白先勇回忆八年抗战讲座》
桂林广播电视报·漓江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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