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发（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
提起将军，就会让人望而生畏、肃然起敬。我指的是开国那批。所谓开国将军，是指1955年第一次授衔，到1965年取消军衔制前肩上将星闪烁的那批。10名元帅、10名大将、57名上将、177名中将、1360名少将。他们是人民军队的精英，是共和国的脊梁，是大写的军人。其忠勇，其刚烈，其谋略，其作风，其不朽功勋，其人格魅力，已成绝响，迄今无人能比。
由于工作关系，我曾近距离接触、观察过好几位开国将军，虽不过惊鸿一瞥，然而却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相信人们从下面蜻蜓点水般所记一鳞半爪中，是会品出点独特味道来的。因为我记起了那句浸透着哲理的老话：“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的光辉”。
肖克——
上将。黄埔军校和井冈山出身，解放战争大军南下后曾任四野参谋长，资历绝对够老。
1977年春，我到位于北京五棵松的解放军军政大学学习。空军有数十名干部参加，编了好几个班，我被编在空军司政后机关班，全班13人。当时，军政大学校长是他，政委是唐亮上将。
报到那天下午，他在政治队队长、政委陪同下走进我们班。我久仰肖克大名，不由得对他仔细观察，只见他光头，浓眉，阔嘴，细高个，面色红润，身穿和我们一样缀红领章的普通军装，当然他是全身草绿，而我们空军是上绿下蓝。他满面笑容，进门便伸出大手，和我们每人一一握手，然后示意大家围坐在一张长条桌前，开始了聊天式座谈。和那样高的首长对话，气氛的随和、亲热、无拘无束，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们每个人都发了言。至于他都问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如今已回忆不起来了，大致是他讲了政治工作是我军的优良传统，政工干部很重要，勉励我们珍惜机会，努力读书，好好武装头脑，等等。
后来，全校上大课，开大会，又见过他几次，包括唐亮上将等。唯一留在印象中的，是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谦和儒雅，堂堂沙场战将、开国元勋，竟不见一丝自尊和威严。还有，他一口湖南话，不紧不慢，铿锵有力，爱打手势。
成钧——
中将。红军出身，参加过长征，来自新四军、第三野战军。
我1974年夏调空军报社，在大院上下班，多次远远见到任空军副司令员的他。那时大会、小会多，会上见到他更是常事。但都没有个别接触，更无对话。
粉碎“四人帮”后的一天，午休后上班，在主楼大门口与他不期而遇，大家都在默默候电梯，无语。待一同跨进电梯，见只我们三人——除了他，还有一位不认识的司令部的干部，我便开了腔：“成副司令，您在我们家乡很有名呀。”他问：“你哪里的？”我答：“山东淄博。”他一听，“啊呀”一声，双目放光：“你们那个淄川很难打呀，城墙那个厚呀……”他接着回忆说：“那一仗打得很艰苦……”说话之间，尽管他意犹未尽，但他所在的三层到了，于是朝我挥挥手，跨出电梯。
我在家时就听说，后来也从书中看到，我军对于淄川是“五进四出”。第五次亦即最终解放淄川，是成钧任司令员的华野七纵打的。淄川战役连续打了九天，歼敌12000人，我军也付出阵亡400余人的代价。看来此役留给将军印象极深。
曹里怀——
中将。来自井冈山，四野一员虎将，平津战役时曾亲乘装甲车突入天津。
他是空军老资格的副司令员，黑面脸膛，个头不高，有脾气、爱吃狗肉人所共知。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余震波及北京，空军领导机关工作、生活颇受影响。7月28日当天，机关主楼人皆撤出，在院内搭建临时防震棚。次日上班，通知下来：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撤离主楼。
那天午后上班不久，主楼突然响起了凄厉的警报声。我动作麻利，迅速由四楼跑至楼下。不多会儿，见他也匆匆由楼内撤出，气喘吁吁，身边并无一人跟随。于是，我便主动跟在他身后，以备他有什么事吩咐。我们保持几步距离，在楼前的小树林里转悠起来。其他一些从楼内撤出的干部，三三两两在楼前空地上或小树林里等候。
大约一刻钟后，我听主楼那高高的台阶上有人高喊：“警报演习，结束了！”
我向他报告：“曹副司令，刚才是演习，结束了。”他虎着脸看了我一眼，很不高兴地扭头甩了句：“娘卖×！”随即大步回办公楼去了。
看来，演习事先并未通知首长，让首长受了惊扰，是一个不应有的疏忽。
张廷发——
少将。参加过长征，红五军团和八路军一二九师出身，历史上军政交替任职。
我刚调空军机关时，他刚接替傅传作出任空军政委。粉碎“四人帮”后，空军司令员马宁被审查，他由政委改任司令员。后来又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时地位显赫，如日中天。
1978年，空军党委常委内部发生严重斗争，朝鲜战场上的空军战斗英雄、副司令员张积慧向刚刚改任司令员的他叫板。张积慧落败后，为给高厚良政委写批判张积慧的大会讲话稿，我看了有关会议记录，看到这样一个情节：常委会上，张积慧指着他的鼻子批判：“你张廷发是'四人帮’的人，你一听说粉碎了'四人帮’，吓得晕过去了！”他拍案而起：“你胡说！我是和'四人帮’坚决作斗争的，我一听说粉碎了'四人帮’，激动得晕过去了！”
1985年春，空军报社编印《雄鹰之歌》一书，均为飞行人员事迹，准备下发部队，拟请他作序。报社领导指定我代他起草。那年月机关还没有电脑，上报请示件也不像今天必须用A4纸打印得整齐干净。年轻气盛的我居然用毛笔把一千三四百字的序写在专门从新华社空军分社找来的大字格稿纸上，送他审阅。几天之后，他便在稿子上画了个圈，只字未改，顺利通过了。他是以要求严、标准高而著称的，稿子能在他那里一次性轻松过关，实属不易。
1985年秋，空军领导班子调整，他退出领导岗位，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出人意料。当时中央政治局内仅有两名军人，他和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两人同时退出领导岗位后，本来都是中顾委常委人选，结果李德生当选，他却落选了。这且不说，李德生接着又出任国防大学政委，还授了上将军衔，而他却一退到底了。年龄，他还比李德生小两岁。以我推断，他的心情想必舒畅不了。因此，退下来几年后，传说他不愿见人。
直到后来中央对他有了新的说法，名字也开始见诸报端，虽然是最后一名，他才又渐渐在公众场合露面。有一天傍晚，我散步到空军大院礼堂前，意外地看到他正带小孙子玩。我走上前去，恭敬地叫声“张司令”，他微笑着朗声回应。出于对首长的尊敬，我和他简单寒暄几句，遂走开。那时，他是一个慈祥而健硕的普通老头儿，当年的威严荡然无存。
1999年国庆50周年阅兵，空军飞行梯队预演。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我又见到了前来观看的这位老首长。只见他明显老了，双鬓飞霜，但身体硬朗，气色极佳。我提出和他照个相，他爽朗地连声说“好”。这时，他的原秘书、时任北空副参谋长的向春雷同志说了句“我也算一个”，就站到一起来了。“咔嚓”一声，相机给我们留下了永恒的纪念。事后，我后悔没有再和他单照一张。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在空军历史上，有两任司令员因治军严厉而有口皆碑。这就是刘亚楼和他。尽管也有人对他们作风的不够民主而颇有微词，但我还是真心敬服他们，尤其是对稍有交集的他。
高厚良——
少将。出身红四方面军，参加过长征。
我调到空军报社时，他是空军政治部主任。后来，他担任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再后来，他就和张廷发搭班子，担任空军政委了。他是我在空军政治部的第一位直接首长，自然，我们见面、说话的机会较多。
1976年春，我参加在北京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召开的空军“转弯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会议。与会者都是军以上单位的政委、政治部主任和宣传处处长，因此思想活跃，讨论发言也生动活泼。一天，我看到老主任、已担任副政委的他从我们面前走过，送走一位气质不凡的女士，回来后问正在会议室讨论的我们：“你们知道那是谁吗？金凤！”有人一听，“啊”了一声。我根本不知道“金凤”是谁，便侧耳细听。只见他半是解释半是感慨地说道：“金凤，《人民日报》的名记者呀，当年她写的抗美援朝的报道，家喻户晓呀！美女追英雄，英雄爱美女呀，她追求咱们空军的战斗英雄赵宝桐，那是幸福的结合呀。文化大革命中，金凤被打成'特务’，关进了监狱。组织上逼赵宝桐和她划清界限，离了婚。这下金凤出来了，坚决要求复婚，找我好几趟了。赵宝桐呢，也结了婚，找了个下乡知青，还有了孩子。你说，这事怎么办吧！……唉，擦屁股的事，不好办呀！”有人插嘴说：“那得看赵宝桐表态要谁呀！”又有人插嘴说：“不管要谁，总得伤害一个呀！”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再也没说什么，转身走开了。
前面所说空军报社编印《雄鹰之歌》一书时，计划以张廷发司令员名义发序，以他这个政委名义发一专文，号召空军部队好好利用这本教材。这样，两位首长就都摆平了。领导把起草序和专文的任务交给我。同序一样，专文比序略短，一千二三百字，同样是我用毛笔写在大字格稿纸上的。结果，送上去以后，他只用红铅笔圈去两个“的”字，便画了个圈，通过了。
他1985年秋退出空军领导班子，担任中顾委委员，以后和他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好多年后的一天，在空司门诊部中医科，我正等候看颈椎，他来了。他也颈椎不好。不用说，首长先来。医生小李一边给他手法治疗，一边鼓动我：“给首长讲个笑话吧。”我摇摇头：“不，不讲。”他发话了：“讲一个嘛。”我说：“政委，我的笑话不雅。”他说：“不管，只要乐。”于是，我便讲了一个从《笑林广记》上看来的有点粗俗的段子。他听完，开心得哈哈大笑，以至李医生不得不停下手来，等他笑过。
何廷一——
少将。老资格，1929年加入红军，参加过长征。延安时期即在中央军委工作。
我认识作为空军副司令员的他时，就听说过他的逸闻轶事。其中之一是，他在延安时期曾议论过江青的生活作风，因此遭江忌恨。“文革”初期，江在一次讲话中点了他的名，随即被打倒。
我1974年调空军报社时，他已解放，任空军副司令员，分管行政和后勤。早晨出操或打扫院内外环境卫生，常见他独自或带一两人转悠着查看，却并不讲话，给人以沉默寡言的印象。
有一次，记不清是1975年还是1976年了，傍晚时分，他背着手，默默在一名干部陪同下，慢慢悠悠来到空军大院东南门岗，向南查看。今天的这条羊坊店西路，那时尚未开通，从京西宾馆西门向南，到大院东南门岗，路就断了，而且禁止任何车辆通行。再往南，是一条废弃的铁路，一小片玉米地，空军大院的边界，就靠一道铁丝网拦着，但铁丝网已被人剪开个洞，任行人钻进钻出。我好奇，想看看他在干什么，于是不远不近地跟了过去。只见他来到铁道边驻足，四周察看一会儿，面色冷峻，一言不发，原路返回。这下，对他沉默寡言的印象，就更深了。
但是，想不到他的脾气，也有爆发的时候。那是张廷发和张积慧闹矛盾的那会儿，他坚决站在张廷发一边。我从会议记录上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张积慧发言中说：“何副司令，你有理讲理，为什么骂人？”但再看何廷一的发言，却干净、文明得很，并无骂人的字句。我于是哑然失笑且感慨万端，秘书为尊者讳，选择性记录呀！像何廷一这样外表再文静、沉默的人，也有爆发的时候呀！可不是嘛，当年那些身经百战的将军，无一不具有独特而鲜明的个性呀！
刘世昌——
少将。老八路，曾任大名鼎鼎的抗日武装回民支队政委，马本斋的战友。
1975年10月，他接替高厚良，出任空军政治部主任。是我在空军政治部的第二位直接首长。这样，我们开会见面、上下班路遇的机会就多了。
他说话干脆、利索，且风趣幽默。印象极深的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十几天后，在空军主楼二层的大会议室里，他给政治部全体干部首次传达中央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文件。讲话中，他痛斥“四人帮”在“文革”中的倒行逆施，谈到“四人帮”和林彪的关系，激愤而轻蔑地说了句“名言”：“林彪和'四人帮’是爷俩比鸡巴——一个屌样！”话音未落，满堂哄笑。
他是回民，但开会集体用餐，并不见他有什么特殊要求。有一件小事足以看出他的机敏和宽厚。为庆祝粉碎“四人帮”，空政食堂会餐，空军首长也兴致勃勃赶来参加。我们普通干部桌上摆的是普通白酒，首长桌上摆着茅台。有名干部调皮，想讨杯茅台喝，于是端着空杯前去敬酒：“各位首长，粉碎'四人帮’，咱们高兴，我敬首长们一杯！”首长们乐呵呵地端起了酒杯，唯有他眼尖，戳穿说：“空杯，你小子搞什么名堂？倒上！”这名干部等的就是这句话，赶紧抓起桌上的茅台瓶子斟满，一饮而尽。他随即发出爽朗的笑声。我在旁边目睹这一幕，也笑得前仰后合。
据我所知，他赢得的最大口碑是后来在1984年的“严打”中，顶住压力严格执行政策，没有在下面报送的判处两“涉黄”干部死刑报告上画圈，从而挽救了两条鲜活的生命。
他是由广空副政委调任空军政治部主任的，来后一身正气，对“四人帮”进行了有力抵制。由于记者身份，我参加政治部范围的各种大小会议较多，他因而记住了我。每次相遇，他都亲切地喊我“小张”，且往往主动。也许他叫不出我的全名，但这已足够令我温暖。因为他日理万机，面对的干部实在太多了。
叶松盛——
少将。老八路、新四军出身，印尼归国华侨，曾入延安抗大学习。
这也是我在空军政治部的直接首长。他1978年1月接替刘世昌任空军政治部主任，刘世昌改任空军副政委兼纪委书记。
他是老政工，又是大学生，因而讲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是，他的广东梅县口音实在太难懂了，只有竖起耳朵使劲听，才能勉强听个大概。后来听多了，情况方略有好转。
他上任后，曾专门来我们报社，在404房间给全体人员讲了次话。政治部主任亲自登门到一个二级部讲话，此前从未有过。他是漫谈式，从自己上抗大，喜欢读书讲起，勉励我们编辑记者多读书，勤奋学。由于他的话很难懂，语速又快，我看大家似懂非懂，表情痛苦。但他不管，照样瞪着一双炯炯有神铜铃般的大眼睛，侃侃而谈。讲到遵守纪律一段，我算听懂了，而且印象深刻。他说：我们军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个是不能碰的。我们年轻时，见到年轻女人，也动心呀，但是不敢，想到要杀头啊，就不敢胡来了……今天，你们也要很好地宣传纪律，模范地遵守纪律。这是我们军队克敌制胜的法宝。毛主席说，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于他而言，革命加拼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是一句空话。有一天，他那间位于主楼东三层正对楼梯口的办公室，门口突然站上了岗，不让人通过，更不许大声喧哗。后来才知道，他在办公室工作时突发心肌梗塞，医生正现场抢救。那次，经过两天两夜，他总算被抢救过来了。
他离休后回广州休息，但怀念北京，怀念空军大院。那年他回大院看望，由于鞍马劳顿，加之情绪激动，竟再次心脏病发作，令人痛惜地再也没有醒来。
王定烈——
少将。红四方面军出身，参加过长征。
他是由济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调任空军参谋长的，时间是1978年5月。调来空军不久，他就对《空军报》一篇报道提出了批评意见。那篇报道中提到他的名字，写的是“空军司令部参谋长王定烈”，他直接打电话给报社，批评说：“这个写法不对。我是空军参谋长，不是空军司令部参谋长。”传达时，我听了还不以为然，后一查军委命令和有关条令，才知道他批评得完全正确。从此，我对他有了新的认识，看似赳赳武夫，实则咬文嚼字、粗中有细。
1984年2月下旬的一天，他的秘书，也是我的文友徐贤，拿来厚厚一大本手稿，说这是王参谋长“文革”中在“牛棚”里写的家庭血泪史和个人参加革命斗争史，要我帮忙整理出一篇回忆录，湖北的《恩施报》来约稿了。于是，我利用业余时间，根据他流水账般的亲笔回忆，增加文采，整理出一篇散文《我当红军》，后在《恩施报》刊登了一个整版。徐贤告诉我，王参谋长看后极其满意，说这是别人帮他整理的稿子中“写得最好的一篇”。我请求徐贤为我保密，千万别告诉他是报社的我帮他整理的，因为怕他通过政治部或报社领导再压任务，我吃不消。后来，徐贤告诉我，他果然又提出“让报社那个人”再给他整理一篇，但被徐贤代我婉言谢绝了。他也未再坚持，大约也自感不便跨大部派活吧。后来有几个场合我见到他，和他随意谈天说地，但对看了他全部回忆录，帮他整理文稿一事绝口不提。我不想讨什么口彩，还是当“无名英雄”自在。
再后来，他离休了，晚饭后常见他在空军大院主楼和西办公楼前的小花园里散步。引人注目的是他脚穿一双草鞋，自己打的，健步如飞，总有几名同样散步的干部，或并肩，或紧跟身后，陪老头散步。而他们却未必熟悉，一走至少一小时。我有几次也扮演此等追随者的角色。当然，也有时跟他边走边聊，但更多则是沉默不语，只顾快步疾走。我曾暗中比喻：简直就像当年他带领几名游击队员，前去偷袭敌人的据点。
他晚年关心政治，社会活动频繁，并热衷扶贫和慈善事业。散步遇到他时，这些都是必聊之内容。
他活到96岁，我想，肯定与他注重锻炼和爱心浓郁有关。
裴志耕——
少将。1927年入党，是空军中资格最老的党员。曾任福空副政委、空军学院副政委、空军政治部顾问。
1974年春，我还是武汉空军后勤部报道组一员时，受命进京到刚刚复刊的《空军报》送稿。临行前，在《长江日报》当编辑的陈修诚同志交给我一封信，嘱我到空军政治部后，交给他的老首长裴志耕同志。那不过是一封普通问候的信。
陈修诚15岁时是二野三兵团十一军（纵队）机要员，裴志耕是军政治部主任，由于工作关系，他们彼此非常熟悉，只是有20多年未见面了。
到北京办完送稿的正事后，我打听到了他，好像当时在空军政治部并无具体职务，但在三楼办公。我找到了他的房间号，并无人阻拦，便敲门而入了。我向他敬礼，报告说：“首长，您的老部下托我带来一封信。”他问：“谁呀？”我说：“陈修诚。他现在《长江日报》。”边说边从挎包里掏出信，呈上。他似乎略有迟疑，但展读过后，遂面露喜色，说：“哦，是小陈那个机灵鬼呀！”他简单问了一下陈修诚的工作、生活情况，我问他还有什么指示，他说：“回去，代我问好，谢谢他！”说罢，起身和我握手，目送我退出。
就这么一次见面，留在我脑海中40多年。因为有个比较。多年之后，我已在空军政治部工作多年，一次因事去见一位政治部副职，在门外其秘书处恭候40分钟，副职出来了，居然不咸不淡地说：“我只能给你一分钟，我很忙，还要出差。”一分钟能谈什么？就忙到那个份上？对干部那份起码的关心、尊重何在？老实说，此刻我心头腾地升起的，是一股反感。和裴志耕等老首长平易近人、关心体贴部属的道德情操比起来，差距何其大也！
傅传作、肖前——
两人均为少将、参加过长征。傅是红二军团、八路军一二0师出身，担任过贺龙警卫连长。肖是红三军团、四野出身，担任过林彪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警卫团政委。
我1970年年底入伍到武昌卓刀泉特1号的武汉空军司令部，就知道了傅是司令员，肖是政委。但是，我分到的雷达修理所虽属司令部直属队，却远离机关，在100公里外的随县城郊擂鼓墩山头上，很偏僻，因此不像分到警卫连、战勤连、汽车队的淄博战友，能经常见到傅肖首长。
想不到，1972年深秋的一天，傅传作司令员却到擂鼓墩视察来了。这是建所以来第一次见到军区空军一号首长。我远远看到，傅司令员在所领导陪同下，逐一查看三个车间，不时和周围官兵握手、交谈。他来到三车间，在一位广东籍当车工的战士面前停下，嘴里亲切地说着“你好，你好”，便伸出手来。这位战士一时紧张，赶紧在工作服上蹭了蹭油污的双手，嘴里回应说“我好，我好”，遂握住了司令员的大手。此情此景，我没有在跟前，是事后听战友们说的，说罢笑声一片。傅司令员轻车简从，视察后没有吃饭，便乘车离开了。
肖前的名字，我相对更为熟悉。因为我的一名同班大学生战友，其未婚夫就在武空司令部给肖前当秘书，从她口中，不时提及肖政委。不过，我还曾一度幼稚地以为肖前是位哲学家呢，因为我当时正读风靡一时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两书，封面上印的作者正是肖前。其实，这是个美丽的误会。他们同名，却并非一人。
大约是1980年，空军在西山举办军以上干部读书班，我在会上搞报道。读书班结束要见报一长篇报道，传达读书班主要精神，其中引用了参加读书班的肖前政委一段发言。报纸大样排出来后，我拿给他审阅。
敲门、敬礼、自报家门之后，正在房间内读书的肖前摘下眼镜，起身还礼。我报告：“肖政委，根据空军首长指示，读书班要搞个报道。这里引用了您一段发言，您看看合适不？”说罢，递上报纸大样。他把刚刚摘下的眼镜又戴上，仔细把指给他的那段文字看完，然后点点头，说：“是这样，同意。”我向他敬礼告辞，他居然立即起身，亲切地说了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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