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处不显眼的四合院里，正在召开一场既重要又特别的会议，屋内气氛非常严肃。这6位眉头紧锁的与会者，不是军政大员，也不是富商巨贾，而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委员会。就在同一天，日军攻占长城要隘九门口，北平陷入危境。刚建成不到两年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存放着全中国最精华的古代典籍。有皇家珍藏，也有民间善本，最广为人知的敦煌遗书也在其中。北平周围烽火连天，时局汹涌，这20万册珍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曾经的“亚洲第一图书馆”东方图书馆，轰然倒塌在冲天的火光里，46万余册珍贵古籍付之一炬。住在离东方图书馆十多公里远的居民，看着漫天的灰烬，往自家阳台上整整飘了一个星期。与东方图书馆一路之隔的商务印书馆，也未能幸免于难。而就在三个月前，故宫博物院已经开始了珍贵文物的打包工作，准备南下迁往上海、南京。况且，当时的舆论倾向是“南迁代表放弃北平，会动摇抗战信心”，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执意南迁，实属不妥。考虑再三，大家做出了较为稳妥的决定：就近转移到北平周边地区，有国际背景的机构。工作人员会为每本书都裹上蜡纸，用来隔绝潮气，封盖前也会塞入药物，防止虫蛀鼠啃。这批凝结着中华文化精粹的典籍，不得不再次踏上逃亡之路。而此次迁移的目的地，又极其无奈地绕回了四合院那场会议上的决定：南下到上海和南京。负责这次迁移的，全部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员工，他们花了7天时间，用火车把586个大箱子运离北平。路途遥远，危机四伏。南下途中稍有不慎后果将不堪设想，而国民政府没有派一兵一卒护送。他们深知，文脉不能断，即便前方是刀山火海，也不能退缩。然而，好不容易将古物安置好，战火就烧到了江浙沪地区。尖叫与哀嚎，久久回荡在南京城的上空；血肉与焦黑，生生割裂了十里秦淮景。这样的惨况下，在南京守护典籍的工作人员被迫疏散，刚来南京任职分馆主任不久的钱存训，不得已掉转头，奔赴上海办事处。钱存训抵沪时，已是物价高昂、房屋奇缺的“孤岛”时期，随处可见难民。但，钱存训明白，租界局势直接受国际关系的影响，寄希望于租界不是长久之计。上海这批典籍善本太过珍贵，用“国宝”一词都无法形容其文化价值。6万多册精选善本、9000多卷敦煌写经、数百件金石碑帖等。其中，最珍贵的300箱“国宝中的国宝”，被存放在震旦大学博物院，和某私人住宅的地下车库。7月份，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日本宪兵突袭法租界。每次听闻中国政府机构寄存在法租界的财物被盗，钱存训的内心都会掀起波澜。骚扰与搜查日复一日，如果还按兵不动，那这些“凝固的历史”终会被抢掠走，多年的努力也会付诸东流。可是，突破日军封锁线，将几百个大箱子运往内陆，无异于自投罗网。馆长袁同礼的决定，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另辟蹊径，往美国运。这计划需要无比严密的配合才能完成，而且不能保证中间环节不会走漏风声。时不我与，带着所有的不确定性，袁同礼辗转联系到了胡适。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胡适，正在美国积极寻求抗日援助，是他出面与美国国会图书馆商谈，接纳中国古籍一事。结果是乐观的，美国同意接收这批典籍，并承诺会在战后尽数归还。美方只有一个条件：为它们逐一拍照，制成微缩胶卷，并提供给全世界查阅。囿于现实，他们只能花费三个星期，再次精选出3万册，装了100箱。这些书，多数是清廷内阁的旧藏，62册《永乐大典》也在其中。最开始，是由美国的军舰来沪接运，但美国通过大使馆收到两个箱子后，就因日本人的干涉而中断了。负责人拿着介绍信找到当时的海关总督，希望他能保此事万无一失。没想到，对方觉得事关重大，搞不好是掉脑袋的事，就给推辞掉了。袁同礼决定试试第三个办法：以政府名义，将古籍寄往美国。在忙活了一个多月后，终于把所有手续办齐，拿到了“出口许可证”，希望就在前方。另外，码头已有很多工人被敌伪收买，装船之事还得从长计议。因为毫无进展，原先教育部下拨的3000美元运费，也被收回。身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面对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袁同礼不能坐视不理。被困香港时，他的三个孩子同时得了盲肠炎，因为没钱诊治，小女儿不幸夭折。战乱之苦、丧女之痛、转移典籍的事业被无限期搁置，难以想象袁同礼的内心，有多悲伤压抑。等轮到他值班时，运抵海关的典籍无需开箱检查，可以直接放行。于是，这批典籍善本被分成10批，在以“中国书报社”名义开的新书发票的掩护下，顺利通过海关。大家刚松一口气，却传来了载有典籍的“哈里逊”邮轮被日军俘获。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对日宣战，这100个大箱子凶多吉少。1942年6月的一天，负责运送典籍的钱存训，从早报上看到一则令他满头疑惑的新闻。美国国会图书馆已收到102箱珍贵典籍，即将开始拍摄胶片！这趟惊心动魄的抢救之旅，仿佛被抹去一般，沉没在茫茫史海，没有任何档案留存。数月后，日伪掠走了藏在中国科学社和法租界的部分藏书。所幸，其余的典籍善本未被发现，安全度过了抗战岁月。而袁同礼一直挂念着漂泊在海外的典籍，选择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兼做典籍的监护人。1965年11月17日，那流浪24年的102个大箱子，运抵中国台湾。20年后，当初亲手将这批典籍送关的钱存训，已74岁高龄。他前往台北市，再次见到了“老朋友”，每个箱子上的封条还清晰可辨，“国立北平图书馆”。这七个大字，向世界诉说着，那段战乱时代里惊心动魄的逃亡岁月。一首《开箱歌》写道：挺直腰板站着，别悲伤，这箱里放着杜甫和陆游，他们又陪着我们逃一次荒。战争让人间生灵涂炭，更让一个民族的文化面临着巨大浩劫。那些铜器陶俑，那些瓷瓶玉物，那些唐诗宋词，那些经文拓片，都在战火燎原的时代里，成了罪恶与欲望的祭品。上文讲述的“平馆善本逃难记”，只是抗战时期我国文物迁移的一个片段，只是千难万险的逃难路的缩影，同样的坎坷经历还有很多。其实，早在甲午海战时，日本帝国博物馆总长九鬼隆一就起草过一份《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天皇同意后，《办法》被派发给日军的海陆军将领，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大规模掠夺，便开始了。侵华战争期间，这一计划复燃，一场场与时间赛跑的文物抢救战，也打响了。而在影视作品里，我们最常看到的是尸横遍野的前线，关于这段战时往事的呈现，是很缺失的题材。央视精心制作的6集纪录片《炮火下的国宝》，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块空缺。通过几场“逃亡”，让我们有机会去看清，这愈发模糊的历史轮廓。每次跌宕起伏的抢救，都凝结着保全中华文脉的信心与决心。这项伟大使命，虽不用冲锋陷阵，却也危机四伏，倘若一步棋走错，就会满盘皆输。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杭州城里的《四库全书》受到战火威胁。
在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的主持下，228箱古籍跋山涉水，经历过坠江、轰炸、搜查，从浙江到贵州，数次迁移行程加起来达2500多公里。抢救古籍的路上，因为着急用钱，陈训慈顾不上家人意见，压低价格卖掉余粮，换来200块运费。临行前，陈训慈只留给妻子一句话：你们自己逃难去吧。1942年，山西赵城已被日军占领，他们对藏在广胜寺里的稀世珍宝虎视眈眈。这是一部金元时期的黄卷赤轴佛经《赵城金藏》，几年前被发现时，它已隐匿民间800年，珍贵程度不逊于敦煌宝库。因为保管不善，当地百姓把它当成了废纸，小孩剪纸寻乐，大人拿它剪鞋样、糊窗户，对佛经造成了不小损坏。整理出版后，《赵城金藏》又被日本人盯上，准备去寺里抢经。战士们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一天一夜走了150里山路，后又经过反“扫荡”，把4800多卷古经抢救了出来。其中，最让我触动的一个故事，是山东博物馆远涉7000里的南迁。山东省立图书馆的馆员经过商议，决定将最珍贵的馆藏运走。从曲阜孔府到武汉，再到重庆，5箱珍贵文物最后辗转到了乐山，其中包括734件金石器物、2659部稀世古籍、182件名人书画。1939年8月19日，36架日军轰炸机在乐山上空掷下200多枚炸弹。数月后，因工作变动，文物的守护者只剩下李义贵一人。战乱下，政府下拨的津贴时有时无，李义贵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紧巴。钱不够用时，他就下山去江边做搬运工、清理河道内的淤污、扛砂石、摆地摊卖香烟和水果，从日出忙到日落，换回微薄收入。“8月底，自此始，凌云寺存馆藏古物，仅由李义贵一人守护。”幽居山洞10载的清苦岁月，我们无法体会其艰辛，也无法想象李义贵战时生活的提心吊胆。一场战争到来，兵荒马乱，哀鸿遍野，让老百姓束手无策的事情有太多太多。轰然倒塌的城池里，浓烟呛人的焦土之上，仍有肩负使命的中国人，一车车拉起中华文化的命脉，往外跑。几百年前的某个夜晚，当昏黄的灯盏在纸墨上留存温热，古人一定想象过，这些凝结着中华文化的书卷，能够抵达岁月纵深处，向未来诉说民族的故事。他们有的破产，有的牺牲，有的流离失所，有的隐姓埋名。但，他们抢救文物、保住文脉的坚定信念从未动摇过，因为那是无数先贤留下的宝藏，因为那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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