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事调研的奠基人
周恩来总理长期主管外事工作，是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他在外事工作中，如同在其他工作中一样，一向十分重视调查研究。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周总理就高瞻远瞩地指出，为了将来掌握政权后开展外交活动，要由浅入深、由少到多地积累国际工作方面的知识，要坚持长期的学习和钻研。他多次指示当时的中央外事组和地方外事处编译一些研究国际问题的手册，并系统地研究几个专题。
建国前夕，他又指示在解放区一些重要城市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内设置外交问题研究组，由一负责同志参加领导，吸收有关部门同志参加，共同研讨有关外国侨民及外交问题的各种情况，并搜集有关材料，负责向中央及中央局作定期报告，并提出应请示的问题。
·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部部分工作人员在办公楼前合影。图源：《新中国老外交官影像集》
新中国外交部一成立，周总理就把调查研究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他在部内组建了外交政策委员会，亲自兼任主任委员。当时规定委员会研究的对象是：
（一）一般问题；
（二）专门问题牵涉许多国家而又不属于国际司者；
（三）特别指定的问题；
（四）我国外交政策问题。
总之，该委员会既须做系统的研究，又要研究临时性问题。可以说，外交部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研究，正是在周总理的指导下蓬勃开展起来的，他是新中国外事调研工作的卓越奠基人。
精辟的理论阐述
周总理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精辟地指出调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本功，强调“进行调查研究必须实事求是” “必须对事物进行分析、综合和比较”。
他说，“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各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考虑问题要一分为二，有了一个看法之后，也可以从反面去考虑。”
· 1966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罗马尼亚。图为他在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右二）、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波德纳拉希（右四）陪同下前往克拉约瓦市，途中受到市民传统仪式的欢迎。
在1966年2月的驻外使节会议上，周总理反复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语重心长地对驻外使节们说：“要对驻在国的社会情况、经济情况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拿出像样的东西来。不能做了多少年还是懵懵懂懂呀！表面的话、一般的话，可以说一篇。我们彼此的认识差不太多，这不行。你们应该做我们的先生，这是老实话，我们要跟你们学习。你们就要从基本功开始呀！”
他还强调要学会抓时机。他说：“认识了事物的必然和偶然就会抓时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学习世界知识、毛泽东思想、党的方针政策，提高理论基础。这样就会在事物的运动中发现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重点。”
周总理的这些论述，至今对我们进行外事调研工作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调查研究的典范
周总理每作一项外交决策之前，总要进行认真的调查和思索，以便准确判断形势。以中缅边界问题为例，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怎样在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出正确决策的。
为了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中缅边界问题，周总理指示有关部门系统地搜集有关的历史文献，了解实际情况，并且亲自做了极为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查阅了汉朝以来的有关史料，弄清了中国历代对中缅边境地区的管辖情况；他仔细看了各种地图，弄清了各个时期地图的不同画法及其原因；他查考了19世纪以来中缅历次边界纠纷的情况和交涉经过，弄清了边界未决问题的由来；他还研究了边境地区双方居民的民族分布、居住和耕作情况以及关于处理边界问题的国际法论述和国际惯例。
关于历史资料，他提出三条原则：
（一）承认历史的客观事实，还它的本来面目；
（二）历史是发展的，要从发展来看问题；
（三）最主要的是要根据现在的形势和政策来看待历史资料。
为了“研究得更全面，讨论得更详尽，设想得更周到”，他多次邀集有关人士和专家进行座谈，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他说，我们国家决定一个政策，凡是关系大的，能够尽量多讨论、多商榷，总是有好处的。
· 1960年，中国和缅甸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和条约先后在北京签字。这是新中国与邻国首次正式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图为1960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与缅甸总理吴奈温在中缅边界问题协定及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签字仪式上热烈握手，相互祝贺。
周总理正是通过这样的调查研究，弄清问题的历史和现状之后，根据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联系两国关系通盘考虑，确定了互谅互让、友好协商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方针，并提出了一个既考虑历史背景，又考虑当前实际情况，公平合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以此为基础，通过中缅双方的共同努力，中缅边界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同邻国解决的第一个边界问题。由此取得的宝贵经验，对我们解决同其他邻国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参考价值。而周恩来亲自抓调查研究的态度和方法，对于从事外事调研的人来说是一个光辉的典范，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的教益是极多的。
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
周总理强调：“做调研工作的同志应该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尊重客观事实，服从真理，把自己置于客观地位，不要受任何框框的限制。”既要根据中央和外交部的观点来看问题，又不能机械地根据上级划好的框框来套问题，要敢于打破旧框框，发挥独立的见解，根据新的情况，提出新的看法。
周总理不仅这样教导我们，而且身体力行，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 六七十年代的德国街头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极左思潮泛滥、形而上学猖獗的日子里，周恩来虽然身处逆境，仍然强调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力排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干扰，尤为鲜明地表现了他作为彻底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精神。
1967年6月，我驻民主德国使馆一辆汽车同德方一辆载重汽车相撞，我方死伤数人。当时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我使馆一些同志没有弄清情况就怀疑甚至断定这是政治谋害，擅自向民主德国外交部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事情发生后，毛主席和周总理决定派一个调查小组前往查明事故的原委。调查组离京前，周恩来特别叮瞩他们要实事求是，不要先入为主。调查的结果表明，那并不是一次政治谋害事件，而是一次车祸，主要责任在我方。
今天，“文化大革命”已被彻底否定，我们国家的情况已同当年完全不同了。但在调查研究工作中，如何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仍然可以从周恩来的理论指导和具体实践中得到极大的启发。
未完待续……
文字 | 《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
作者 | 郑锦炯 刘祺宝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