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江，又名黔江，是长江上游一条重要支流，也是贵州境内最大的河流，自古就有天险之称。蒋介石一直把乌江视为阻止红军北上、夹击和“消灭”红军的天堑。
1934年12月31日晚，根据政治局的决定：继续执行毛泽东提出的主张，放弃原定行军计划，改向黔北进军。为避免路上被国民党军三路军队夹击，经商议决定：红军主力部队必须要赶在国民党大部队追到前渡过乌江，进驻遵义城。
1935年元旦刚至，右纵队红一军团接到了朱德下达的抢渡乌江的电令。
中央红军挺进乌江，是一次重要的作战行动，更是一次重要的政治决策的实施，不是简单的打仗。红军坚持突破乌江，是正确的道路，是生命之路。
1月6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分三路过江，顺利渡过了敌人号称“固若金汤”的乌江天险，蒋介石妄想“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的企图化为泡影。
强渡乌江之后，红军如一支势不可挡的利箭，进军的矛头直指黔北重镇——遵义。
1月6日晚，红六团第1营曾保堂营长等人化装成国民党黔军，让几十个经过教育的俘虏在前面带路。部队到达遵义城下后，向城楼上的国民党守军喊话。磨蹭了二十多分钟后，国民党守军放松了警惕，认为这是“自己人”，打开了城门。
1月7日凌晨，红军毫不费力地占领了遵义城。随后，中央红军又迅速控制了娄山关、桐梓林等地区。
1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也随军委纵队进入了遵义城。
此时，中共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1935年1月15日晚，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人员先讨论了是否在黔北地区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接着讨论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周恩来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并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
报告结束后，张闻天站了起来。他的报告总结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左”倾错误，内容正好和博古相反，所以也被称为“反”报告。
这份“反”报告，让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毛泽东接着站起来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他还用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
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国革命不能靠外国人指挥，不能照搬别人的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赢得了与会者们的热烈响应。
据党史专家邵维正介绍，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长篇发言，点明了压倒一切的中心问题是红军生死存亡问题，抓住了这个问题就抓住了主要矛盾。
这份现珍藏于中央档案馆的资料，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的陈云所做的在遵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纪要，上面记载了与会人员通过表决作出的决议：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1月19日，中央红军分批撤离遵义，逐次向北转移。
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后，张闻天受组织委托，根据遵义会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
这个决议，首先肯定了毛泽东在第一至四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其次指出博古在遵义会议上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认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改善领导方式。
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在此做了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转为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历史转折，就在一个西南深山、三省交界的村子里宣告完成。
来源：CCTV国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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