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潮汕，转战到广东省普宁市流沙。在这里，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指挥部军事决策会议，作出了武装人员撤往海陆丰与当地农军会合，领导人员分批从海上撤走的决定。然而，会议结束后，起义部队遭到敌军伏击，南昌起义主力领导人也与大部队失散……1927年9月中下旬，南昌起义的部队经过酷暑远征，进入粤东，一度占领了潮州、汕头，最终因兵微将寡，子弹消耗殆尽，且无外援，而遭到失败。9月30日，汕头市内只剩下不足200人的战斗部队和300余名革命委员会机关的工作人员，正发烧躺在床上的周恩来下达命令，要求立即组织人员撤出汕头，向彭湃开辟的海陆丰根据地转移。
而此时，刚刚由武汉秘密转移到上海的中共中央，仍在期盼着这支部队能攻占广州，并为此不断发出指示。中共中央甚至在指示中提出了夺取广州后建立一个全国性政权的设想：广州一旦到手，马上就成立“中国临时革命政府”，以此号召全国。在党内刚刚被免职的陈独秀将担任这一政府的名义领导人，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和当时还在叶挺、贺龙军中的周恩来将在政府中负主要责任。同时，政府里还将安排郭沫若等党外左派人士(注：此时，郭跟随起义部队南下途中已在瑞金入党，只是中央还不知道)。在中共中央发出这一指示的时候，领导南昌起义的领导机关一行几百人，从汕头撤出后，沿距海边不远的小路，于10月2日到达了普宁县的流沙镇。在流沙冒险停留了一天，周恩来在床上找来彭湃，紧张地布置着在当地的善后工作，并派人寻找关系。10月3日上午，叶挺率领的第二十四师余部1000多人找到了这里，贺龙没有赶上自己的部队，也赶到此地。这天中午，在流沙镇内的一所小庙里，召开了中共前敌委员会的紧急会议。这也是南昌起义领导机关的最后一次会议，实际上也是失败情况下的善后会议，史称“流沙会议”。南昌起义的领导人，除了朱德被隔在三河坝之外，此时差不多都到了会。他们是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张国焘、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谭平山、郭沫若、吴玉章、林伯渠、廖乾五、贺昌。还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张曙时、彭泽民等人。据郭沫若后来回忆，周恩来此时是被人用担架抬到会场的，正发着高烧。“脸色显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了一下。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对军队的政治工作懈怠了。再次是我们的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周恩来又讲了前委已经大体商定了善后的办法，显然会前他与前委另外三个成员—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和中央代表张太雷（注：起义军占领汕头时，中共中央派出的代表张太雷从香港赶来）研究过了，在此正式宣布：“武装人员应尽量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今后要作长期的革命斗争。非武装的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散，已经物色了好些农会会友作向导，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分头赴香港或上海。”就在大家议论起起义军余部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未定下决心时，有人来报告说，村外山头上发现敌人的尖兵，于是，会议只好匆匆结束，全体人员向海陆丰前进。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广东军阀陈济棠的两个师近万人已将流沙夹击，流沙已陷入前后受敌的地步。
10月3日下午，起义领导机关和第二十四师离开流沙，为避开敌军沿小路向西前进，行军路上，部队拉得很长，而且因连天转战没有休息，大家疲惫不堪。此时，周恩来发烧已至40度，由担架抬着走在队伍后面。多年后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记述了这段情况—“我问他：你的病怎么样?你病了应先离开部队，让我来代替你的工作……他急遽地回答说：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你们快走吧!不能再讨论了，迟了就来不及了。”张国焘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叛徒，他在回忆中有许多颠倒是非并吹嘘自己的地方，不过对周恩来的这段追述与当时在场的其他人的回忆相对照，还是可信的。周恩来一生人品令人可敬，在危难时刻更显出高风亮节。离开流沙刚走了不远，突然路边枪声大作，国民党军从起义军队伍中间冲了过来，一下子把部队打乱。由于新败之余，士气大受影响，这支过去英雄的部队竟混乱不堪。这时，周恩来仍在发高烧，连稀粥都不能喝。在昏迷状态下，他还在嘴里喊着：“冲啊!冲啊!”此时，因队伍被敌人冲散，给周恩来抬担架的士兵也在混乱中丢下担架溜走，只剩下叶挺、聂荣臻和一个警卫员跟着周恩来，这几个人只有叶挺身边有一只手枪。此时若是遇到敌人，真是不堪设想!周恩来想到海陆丰扯起苏维埃旗帜的设想，此时也不可能实现了。幸亏周恩来两年前在这里当过东江行政专员，熟悉这一带情况。根据他的口头交代，大家架着他找到了时年仅25岁的中共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杨石魂带着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人，在交通员的带引下，辗转到陆丰区委书记黄秀文家隐藏——黄秀文的老家陆丰黄厝寮面临大海，是一个隐蔽出海的好地方。10月28日，杨石魂护送周恩来、叶挺、聂荣臻乘船前往香港。到香港后，杨石魂马上派人把周恩来背去治疗。叶挺、聂荣臻经过一番周折，终于找到了广东省委。此后，二人又参加了广州起义的领导工作。国民党军陈济棠部在流沙打败了第二十四师后，没有穷追和搜剿，而是继续向陆丰前进，追赶第二十军余部。因为国民党当局以最高的悬赏通缉南昌起义的军事总指挥贺龙，陈济棠等人无疑也想得这份钱，并以为贺龙肯定在第二十军队伍中。
其实，当时贺龙没有赶上自己的这支部队，剩下的第二十五军2000余人群龙无首，师长也发生动摇。10月10日，陈济棠部在距陆丰县城约二十里处追上这支部队，发现一个叫吴骏声的团长跑来请求“收容”。国民党军包围了这支部队将其缴械。随后，国民党军将被缴械的官兵除挑了一些精壮的补充到自己的队伍当兵外，其余全部遣散。第二十军第一、第二师余部出现投降这种可叹情况，关键在于这支部队中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当时又脱离了贺龙的个人控制。在部队失败的情况下，起义军的领导人只好各自择路，向海边寻找船只。张太雷等人在10月6日由向导带领，在海边找到船去了香港。次日，李立三、张国焘和贺昌也由一名农民协会骨干引导，脱掉军装换上农民服，在海边寻到一条小渔船驶往香港。作为起义军参谋长的刘伯承和军事总指挥的贺龙，也根据前委的决定向香港转移。10月7日，刘伯承、贺龙、林伯渠和彭湃夫妇一同转移到陆丰县。到了那里，彭湃找到了自己领导的农军部队，就留在那里斗争，同时派人送刘伯承、贺龙、林伯渠和自己的已怀孕的夫人许玉庆乘船到香港。刘、贺、林三人再从那里转赴上海找中共中央。其他一些领导人转移时就不那么顺利。如革命委员会秘书长吴玉章在流沙会议后遇敌追击在路上失散，只同侄子吴鸣和另一位军官一道走。他们是四川人，不懂粤语，行程艰难。幸亏在逃难中遇到了失散后单独行动的谭平山，谭平山是广东人，地熟语言通，引导着他们三个人到了海边并雇到了船工，一同逃到了香港，然后转赴上海。此后，刘伯承、吴玉章从上海到苏联学习。刘伯承于1930年回国，后来到中央苏区，又担任了红军总参谋长之职。吴玉章长期在苏联和西欧工作，抗日战争初期回国。贺龙到上海后，虽然也被中共中央安排去苏联学习，可是他坚决要求回湘西老家再拉武装。翌年春天，在地下党的护送下，贺龙通过了桂系军阀严密控制的武汉，接着自己返回了湘西桑植家乡，马上拉起了几千武装，打出了一个“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旗号。一年后，贺龙的老搭档和入党介绍人周逸群也到了湘西，他们一起奋斗，开辟了著名的湘鄂西苏区，成为全国几大红色根据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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