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有应得”跟“礼应如此”的分际，颇为微妙。如果，以“罪有应得”论处，那就是以刑法来制约人们；以“礼应如此”论处，则是强调道德对人的规约。赴刑法之死与赴道德之死，都是由于违礼犯法。但因为礼不下庶人，庶人犯罪并非全是死罪（周朝五刑：墨、劓、刖、宫、大辟。以大辟为死刑），享受朝廷礼乐待遇的大夫犯罪了动辄就是自裁，而隐讳其罪名（坐不廉、污秽而退放之者，不谓之不廉、污秽而退放，则曰簠簋不饬）的做法，等于是以弦外之音对犯罪者说：你所犯的罪我连说都不好意思说，你居然做得出来，你还好意思厚着脸皮活下去吗。可见，周礼是宽以待民、严以律官的，对待礼制内之人甚至有点残酷。
礼必克己，法不责众，礼与法都要建立在符合社会公德的基础上。刑法是强制性的，以犯罪之具体行为而论处，是治标不治本的；道德是自律性的，能够治人心之本。只有彰显道德，使社会普及公信力，才会使人自觉地遵道从德，不去犯罪。强调刑法，就会减少了道德的影响力，使人们以服从刑法为主，从而忽视道德，这是本末颠倒了的，因为，对道德的忽视会使人作奸犯科而又想方设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逃避刑法对他的处罚。强调道德，首先就要使那些居于道德认可之地步而享受礼乐待遇的官员以身作则，若不如此，道德的公信力就会被打了折扣，从而上梁不正下梁歪；故而，礼法对体制内人士近乎残酷地另眼看待。
西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
“士节不可不勉励”，换而言之，就是士可杀而不可辱。以之解释“刑不上大夫”，意思就是比士高了一个级别的大夫，更为讲究道德、气节，更加不可接受刑罚的侮辱。
司马迁列举了身份高于大夫而在“罪至罔加”之时没有“引决自裁”的西伯（文王姬昌），被处以死刑的李斯、淮阴（韩信）等人，那都是周朝之前和之后的。这完全可以作为周朝“刑不上大夫”其实是要大夫和大夫之上的大臣犯罪就得“引决自裁”的旁证。
盘水加剑，是大夫和大夫以上的大臣犯罪之后，要受八议论处，遭到国君谴责、质问的时候，手托一个盘子，盘内盛水（意示公平），盘上放剑（意示法律制裁），请国君裁决。大臣若是白冠厘缨的托着盘子，乃是自认有罪，就会主动自杀。如果大臣不肯自己认罪，那么，国君赐剑示意其自裁。如果国君赐剑了大臣仍不自裁，那么，国君派人将其戮杀。
因罪而引决的大臣在“礼应如此”的自裁之时，白冠厘缨、盘水加剑，颇是近似于日本武士的剖腹。至少，这二者都是按照礼仪进行形式化的自杀。
剖腹自杀，于十二世纪开始流行，至十七世纪形成一整套仪式，作为日本武士专用的死刑，沿用至二十世纪。武士穿上素礼服，用短剑刺入左腹，横着向右将腹部剖开，成“一”字形，再刺入胸口剖至下腹，成“十”字形：这是刨开自己的肚子让主子来看看自己的一片红心。实行剖腹自杀的武士，主要用来保留或挽回自己的名誉，表示对主子的忠诚，和对某项重大错误的负责。因此，剖腹的类型，除了战败之时为了免遭被俘之辱而自杀，还有在主子死时尽忠殉死的追腹，受到舆论谴责而自裁的诘腹，为了树立名声而死的论腹，给家族和子孙带来恩惠而死的商腹，愤慨于无实之罪而死的愤腹，以及为了劝说主子的以死为谏。
其实，中国古代剖腹自杀也是不乏其人的。例如，《庄子·外物》：“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唐代成玄英疏：“苌弘放归蜀，自恨忠而遭僭，遂割肠而死，蜀人感之，以匮盛其血，三年化为碧玉”。《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战而使人绝头剖腹而无顾心者，赏在兵也”。《吕氏春秋·忠廉》：“卫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于使。翟人攻卫，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禄者，鹤也；所贵富者，宫人也；君使宫人与鹤战，余焉能战。遂溃而去。翟人至，及懿公于荣泽，杀之，尽食其肉，独舍其肝。弘演至，报使于肝，毕，呼天而啼，尽哀而止，曰：臣请为襮。因自杀，先出其腹实，内懿公之肝”。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韩相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侍卫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击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肠”。只是，这种自杀太残酷，没有受到长期沿用。
深受中国汉字、儒学、佛教影响的日本传统文化，不管是武士道的忠、勇、义、礼、诚，还是茶道的和、敬、清、寂，以及花道的静、雅、美、真、和，都很近似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武士道精神的核心思想就是中国儒家提倡的忠、勇，日本武士是以教条主义的态度轻视生命，忠于主子、勇于赴死！但他们只是士的阶层，跟周朝的大夫相比，身份低了一个级别，他们的剖腹自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乃是将“刑不上大夫”发展为“刑不上士”。儒家是基于人道主义讲究生命的道德价值，忠于礼、勇于义。
礼、义，以道为本，是在道德的平台上与忠、勇进行冲兑（《论语·八佾》：“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如果，有机的双向冲兑（礼与忠由条件交换的聘任关系达成的合作）被变成单向倾斜（国君无礼地耍弄权威，强调大臣及百姓无条件效忠），那么，这就等于解除了大臣与国君之间的合作契约，大臣可以炒国君的鱿鱼（《论语·先进》：“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离娄下》：“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可见，士大夫并非愚忠于国君。只有将忠于主子、勇于赴死的理念强化为教条，才会使人愚忠，从而成就于日本武士道长期沿用的以剖腹自裁为最终示忠的残酷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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