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三难也称为“不可能或不一致的三位一体”，指的是一个国家必须在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管理及货币政策独立（如下图中三角所示）之间作出抉择，且只能三中选二。一个国家如果想固定汇率并制定不受外来影响的利率政策（三角的C边），就不能让资本自由跨境流动。假如汇率固定而资本可跨境流动，该国便无法推行独立的货币政策（A边）。假如一国选择资本自由流动及独立货币政策，则必须允许汇率浮动（B边）。三难困境可归结为如下两者间的抉择：浮动汇率加对货币政策的掌控，或者固定汇率加货币政策受制。富裕国家一般选择前者，而欧元区国家则选择的是后者。
与许多伟大经济理念一样，三元悖论的传承脉络复杂。三元悖论的理念源头和传世意义最早可以追溯至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一书，他指出，在资本能够流动以追逐最高回报的货币秩序中难免出现一种张力，这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两难。在一代经济学学生眼中，三元悖论则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重要延伸，该模型把资本流动的影响纳入利率、汇率政策、贸易及稳定性的总体考虑中。模型得名于上世纪60年代发表多篇研究论文的两位作者——加拿大贸易理论家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的英国经济学家马库斯·弗莱明（Marcus Fleming）。因为当时的资本流动规模不大，经济学界不为所动。直到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三元悖论才被政策制定者看重。不过，“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为人所知还要归功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吕迪格·多恩布什（Rudiger Dornbusch）与美联储现任副主席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合著的畅销教科书的影响。国际宏观经济学中“政策三难”一词则是由国际国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伯斯法尔德和学者艾伦·泰勒（Alan Taylor）普及开去。而有关三元悖论最具影响力的近期研究来自一位法国女性，她的研究对政策三难做出了新的解读。
即使在1999年欧元推出前，人们就清楚采用单一货币意味着牺牲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筹备阶段， 有志加入欧元区的成员国将本国货币与德国马克挂钩。由于在欧洲范围内资本可自由移动，三难选择迫使准成员国追随区内大国德国的货币政策。后成为欧洲央行首任行长的时任荷兰央行行长维姆·德伊森贝赫（Wim Duisenberg）由于迅速决定跟随德国央行调整利率而被冠以“十五分钟先生”的绰号。荷兰能忍受这种货币奴役的原因是其贸易与德国紧密相连。而对于西班牙和希腊这些与德国经济周期不那么紧密同步的经济体，失去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代价则要高得多：繁荣时期利率太低，而且一旦危机袭来也无法通过贬值货币来摆脱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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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在上世纪40年代初思考如何在战后重建全球贸易时已敏锐意识到三难困境的存在，他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金本位制的问题在于体系无法进行自我调节。对此他提出的替代方案是什么？
在二战后几十年里，资本快速流动。跨境资本流动受限既是由于政府管制，也在于投资者的谨慎态度，加拿大却是个例外，这也是一大批对三元悖论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在加拿大涌现的原因。
伦敦商学院的埃莱娜·雷伊在一系列论文中指出，一个允许资本流动及汇率浮动的国家不一定完全享有货币自主权。她的研究对三元悖论做出了哪些补充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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