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起三十多年以前，自己还是一个文学爱好者的时候，同时又是一个厂图书馆的负责人，而且手上持有两张借书证：一张是市图书馆的，另一张是工人文化宫图书馆的，凡是图书馆里举办任何一次文学讲座，我都会积极参加，认真聆听，详细记录。可以说，我是在没有围墙的大学——图书馆里学习成长的。
我记忆中印象深刻是，在苏州图书馆里，我曾听到过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关于文学创作的报告，还听到《红与黑》的翻译者赵瑞蕻的关于文学评论的讲座；在苏州市工人文化宫图书馆里，我曾经听过诗歌创作的系列讲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曾亲耳聆听到诗人芦芒来苏州指导工人进行诗歌创作的指导，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喜欢上了新诗的创作。此后我还参加了工人文化宫举办的新春赛诗会。
所有在图书馆里活动，除了听文学讲座以外，还有搞红楼梦评论，开展影视评论等等，都成为我后来成为一名语文老师的先决条件。所以我长久以来对图书馆是心怀感激之情的。
到了自己快要退休的年龄，竟然又一次走进苏州市图书馆的报告厅。那宽敞明亮的大会场，与以前在会议室听讲座简直是无法相提并论的。那场面，那气势，着实让人感到欣喜的。
思考归思考，担忧归担忧。我还是饶有兴趣地听余教授的精彩讲座。自上世纪1997年研究生班结业以后，很少有机会听到大学教授的讲座了。现在每年的教师培训，也很少能请到名牌大学的教授亲临教学第一线。省级培训请到的教授，虽然是名牌大学的，但很少会与你谈谈文学问题的。再说，谈有关周作人的事情，绝对是我所感兴趣的，因为我比较喜欢散文，尤其喜欢周作人的散文。他是五四以后一流的散文家，在中国文坛上有着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余教授又是从周作人的《苏州的回忆》这篇散文谈起，更是引起了我极大的趣味。有一点是丰富了我有关周作人的知识：周作人是如何走上汉奸道路的。1939年元旦，有个声称是他学生的人来给他拜年，进来后拔枪射击。不知该说幸运还是不幸，周作人毛衣上的第三颗铜钮扣替他挡了子弹。而这一枪也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周作人觉得是日本人在威胁自己了，等再有人来递北大图书馆的聘书时，他就接受了，并在日记中写道：“刀架在脖子上，不得不当”，还说自己是凡人，不是英雄。余教授说得很有风趣：一颗子弹射死了周作人，那么他就是烈士，没有射死，却成为了汉奸。
听取余教授的精彩报考，让我重新认识了周作人的人品和他的散文创作。虽然在中学教材中不一定能讲到周作人的作品，但在《现代散文选读》的选课教学中，还是需要我们教师对现代散文作广泛的了解，而周作人绝对是无法绕开的一个大家，他的散文也是必须向爱好散文的学生隆重介绍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于头上顶着汉奸帽子的他，也能做一点辩证理性的分析，对他的优秀文学作品也能公正客观的进行研读和鉴赏。从这个意义上说，余教授给我们上了一堂很有意义的课，我从心底里感谢从南京大学赶来的余教授。
我很期待苏州市图书馆能继续举办这样的讲座，我很希望更多的青年文学爱好者能来图书馆捧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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