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曲靖又一次以这种极端的方式出现在公众视野里。
一个89年生的农村青年，因为向父母要钱不给，杀了父母及邻里共6户19人，包括3岁的儿童。人神共愤，举国哗然。
这当然是极其极端的个例，不具有任何的地域性，也不能凭此就说中国的农村已经混乱和失序。当然，我们也不能为了政治正确而假装看不到，这个个例背后到处显露着的中国农村治理问题。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免得有些正能量的读者，又来骂我过度的阐释和抹黑。
27岁的鼎盛青年，为了一点钱杀了父母及邻里19口，村里竟然还不知道当晚发生了这样的悲剧。尽管不曾做深入的调查，但仅凭这些现象，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中国边疆的村庄是存在问题的。而这个村庄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一地一隅的问题。
中国有9亿农民，68万个行政村，出现任何极端案例都是小概率事件。但另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着几千年来第一次的秩序重构。如果把这些极端案例放到中国农村变化的大背景中看，可能会得出一个更恐慌的结论：农村的戾气可能才刚刚开始释放。
没有乡土的中国
中国人对农村一直是有美好的想象的。质朴用来形容农民，诗意用来形容田园生活。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的开篇，就解释过“土”对于中国农民的意义。中国的农村是依附于土地之上的亲缘社会，在时间的无涯荒野里，在广袤的东亚大陆上，中国的农民世世代代都遵循着同样的处世哲学。所以他要用“乡土”来为中国的农村定性。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一个熟悉的社会，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无怪乎庙堂之上的文人们要不遗余力的臆想农村，用诗词歌赋营造出一个鸡犬之声相闻的牧歌田园。毕竟与官场上那些聪明人比起来，乡土里的权谋算计实在是粗浅的多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不知道农民的本性。他们从来都是了如指掌，并懂得如何去控制他们。商鞅变法中，就知道用连坐制度来规范农村秩序。陈胜吴广起义中，贵族已经把农民的劣根性看的一清二楚。汉武帝用告缗的方式，鼓励民众检举揭发。以此等等，直到建国后，浪漫诗人意图彻底改造中国农村秩序的种种努力和手段。可见，中国的精英阶层，从来都是知道农民的利害算计。农村的恶是一如既往，并无所谓现在的农民比以前的恶。
但可幸的是，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国的农民是深刻依附于土地之上的。只要土地还在，农民就有基本的皈依，有原始的敬畏，农村社会就能够建立起来在土地之上的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大家都是耕田吃饭，虽有你欺负我，我欺负你，有恨有仇，甚至有群体械斗，但因为都要生活在这块土地上，自然生出来一种调节的秩序。
刨土求食，生儿养老，就是这3000年来农村的基本秩序。但是到今天，这种秩序开始不复存在了，乡土中国第一次不愿再和土地发生关系，年轻人第一次面对脱离土地的迷茫，以皈依土地建立起来的信仰第一次被打破。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变了，土地之上的关系自然也要变了，以土地、水源分配为核心的权力关系当然也要变了。所以农村整个秩序就乱了，村长里正不再有权力，氏族长老不再有权力，父母长辈也不再有权力。除了法律，农村已经没有了调节制约机制。
老实人老了
中国的农民工大军是最后的一代老实人，是最后的一代遵循着世俗礼法和传接责任的乡土农民。
所谓的老实，并不是指个人的道德品质，而是指按照老规矩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这些老规矩都是最朴素的道理，比如要挣钱就要卖力，比如成年了就要自立，需娶妻生子延续香火，对父母有赡养义务，对子女有抚养责任。遇纠纷要找村委，有约定要立字据。他们遵循着这些天经地义的规则活着，按照这些规则去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是我所谓的老实。
这一代农民工也是脱离了土地的。他们人生劳力的大部分时间都不靠土地为生，他们甚至也接受了城市里的一些规则。但是他们在成长过程中被灌输的那套乡土观念还在，人格的塑造都是在田间地头完成，可以肯定的说，他们还是乡土的农民。
农民工也把这种老实的乡土规矩，带到了城里。所以我们可以享受到这一代中国最苦的农民，用朴素的观念建设起来的城市化成果。他们是可以一天工作16小时的建筑工人，是可以在流水线上装配一万个开关的企业职工，是可以在中午12点扫大街的环卫工人，甚至是可以一天接待五六十位嫖客的失足妇女。要养家必须挣钱，要挣钱必须卖力，不卖力就对不起父母妻儿。
中国这30年的发展，说到底是享受了这些农民工的红利。他们不要户口，不要医保，不要住房，不要教育，不要休假，不要养老金，甚至不要工伤赔偿。只要给我活干，只要干的多能多拿钱，他们就愿意忍受无论多恶劣的环境，多苛刻的条件。整个社会享受着他们的红利，不需要支付任何的保障。这就是乡土中国培养出来的老实人。
从90年代脱离土地算起，这一代老实人已经整整工作了30年，他们已经老了。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老实人群体。
这群老实人信奉着中国的乡土契约。他们尽全力去完成自己的责任，给予子女最好的保障。拜父母所赐，这群子女成了彻底脱离了土地的一代，也是摆脱了了乡土契约的第一代。聪明的，运气好的，努力的父母们，带着子女进了城，成为了新一代的市民。剩下的不能靠父母成为市民的子女们，其中一部分聪明的努力的运气好的，通过教育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成为了新市民。所以，农村里就留下了老实的父母，和不聪明的不努力的运气不够好的子女们。最糟糕的是，这些子女们都不知道乡土契约是什么，没有人教过他们，也没有人帮他们建立起与土地的关系。
危险的80后
从时间上看，这群子女们基本都是80后。至少暂时是这样，90后和00后的问题暂时还没爆发出来。
很难给这群留在农村的、没有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没有经过乡土教育成长起来的人定性。
他们不是农民，他们从来没有和土地发生过关系。他们也不是农民工，他们忍受不了父母那种枯燥繁重的生活。他们当然也成不了市民，成不了白领也成不了蓝领。
他们都是边缘人，青春躁动的边缘人。因为他们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坐标，整个社会也找不到他们的位置和坐标。
地还是那些地，但农村已经不是那个农村了。他们与土地不亲，他们体会不到父辈那种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皈依感，这种皈依是一个农民的信仰和安全感。他们身在农村，却不是农民。
他们也不受乡土礼法的约束。父母是离开了土地的农民工，他们没机会向子女传授这一套乡土契约，中国农村世代相传的纽带就在这一代断裂了。他们的子女既不懂法律，也不懂礼法；既不讲责任，也不讲契约；既不遵从旧秩序，也建立不了新秩序。总之，就是在祖辈土地上游离的未亡人。
能够约束他们的，没有人知道是什么。
中国的农村是失语的，没有多少光能够投射到那里。越是边远的地方，这样游离的未亡人越多，能够投射到的光就越少。那里完全是一个蛮荒的世界。
有个调查记者，用2年的时间调查了贵州毕节县城一条街道的秩序，他看到的是一群孩子建构起来的江湖。这些初中生和高中生，以及那些辍学的混混，用一个个帮派来划分底盘，以打架斗殴来建构秩序，只有打群架死了人，才会有外力来介入一下。
这还不是乡村，这是贵州省会贵阳附近的一个县城。是一个还不算太穷的县城。
所以你永远没法想象，农村会是个什么样子。那里的年轻人，在建构着怎样的秩序？
他们的父辈辛苦但还算幸运，因为中国的经济刚刚起步，就算你没有任何技能，也可以靠一膀子力气争一片天地，做一个包工头也可以走向人生巅峰。但是他们的子女，可就不一定有那个好命了。
真正糟糕的还远没有到来。当中国的产业升级继续向前，当广州深圳东莞浙江江苏的工厂里，都不需要手工工人的时候，当中国的建筑工地也不需要工人的时候，这些危险的80后，该如何安置？90后和00后呢？
在最近严打的电信诈骗案中，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年轻人。在暴力拆迁现场，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年轻人，在靖江这样的案件里，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是偶尔泛起的浪花，在最后的灰暗通道里，做着挣扎，试图翻过那道结界。
《北京折叠》里描述了北京的两个世界，普通人的世界和精英的世界。其实那远远不是最恐怖的，在北京之外，还有无数个折叠。那些被折叠到最下面的边远地区的农村的青年，他们已经不会安安分分的做个农民了。
孙小迎老师一直在广西做人口性别比的研究。她告诉我，09年的时候，广西的男性与女性比是132比100。这还是户籍本上的性别比，还不算那些流向大城市的年轻女性。你能感觉到这些边远地区农村男性的焦虑和躁动吗？
云南曲靖的这位杀了父母和17位邻里的杨清培，自然是恶到极致了。
但杨清培不过是这些边缘人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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