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叹无知音的悲剧天子（七）

2、萧家父子数第一
　　
　　自曹魏至于隋唐，贵族社会不但垄断了物质，也几近垄断了精神文化，看上去他们真可谓是一群有钱、有闲、有品的理想之士。而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则莫过于当时上流人物包括最高统治阶级都喜欢文艺，或者说都喜欢赶风雅时髦。
　　尤其是在南朝，“宋武帝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连刘裕这样的武功型皇帝都如此热心，他惟恐叫人视为“鄙夫”，虽然自己诗才并不怎么样，但国有大事，仍常作诗，并命群下共同赋诗唱和。南朝文化繁盛也体现在写手繁多（不单纯是爱好），像一些高门大族，可谓“人人有集”，文学创作在那时实在算不得什么新鲜事。可见在如此热烈氛围的带动下，自然“不会作诗也会吟”了。
　　比如萧衍麾下的大将曹景宗，“颇爱史书，每读（司马）穰苴、乐毅（两位名将）传，辄放卷叹息曰：‘丈夫当如是！’”虽然爱看史书、有点追求，但是“为人自恃尚胜，每作书，字有不解，不以问人，皆以意造焉”，不会写的字就自己造，可见肚子里的墨水也不多。可是有一次在皇帝组织的宴会上，群贤毕至，自然又少不了皇帝与文臣们诗词唱和一番，这时皇帝玩得尽情，突然起意让同在旁的曹景宗也作一首，大家图个高兴（“时韵已尽，唯余竞病二字”，属于命题作文）；没想到这曹景宗也不推辞，他略一思忖，便提笔道：“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萧衍观后颜色为之大变，“叹不已”，他实在看不出这老曹竟如此深得魏晋诗风的刚健之气！在南朝诗歌一派浮华绮丽、病态纤弱之中，老曹此诗自然以其粗犷豪迈卓然而异。
　　南方的“华裔正统”是这样，北方的“僭伪之主”们也不甘落后。当时的北魏孝文帝元宏便是这样，他“雅好诗书，手不释卷”，难得的是“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尤其“爱奇好士，情如饥渴”。皇帝们都率先垂范、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了，自然可见当时的文化氛围之浓厚。
　　而帝王文学最显明、最突出的代表，则莫过于“北方文学”（风骨派）之代表曹操父子，与“南方文学”（风情派）之代表萧衍父子。而有人更曾戏言，若是比较历朝皇族的文采和贡献，如果南梁的萧家认第二，可能就没有敢认第一的了。
　　先说萧衍本人，按照《梁书·高祖本纪》中的记载说，他“天情睿敏，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便就，皆文质彬彬，超迈今古”，而且经史子集、歌赋词章、书画琴棋、天文地理、阴阳术数、医药养生皆无所不通，“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总之，“历观古昔帝王人君，恭俭庄敬，艺能博学，罕或有焉”，可谓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帝王全才。
　　南梁一共四任皇帝，倒是有三个文采非凡的。而萧梁皇室能文者之多、水平之高、对中国文学贡献之大，也为历朝皇室所仅见。萧家父子可以称得上是文学世家，萧衍之外，除了其早亡的四子、五子外，他的长子萧统、次子萧综、三子萧纲、六子萧纶、七子萧绎、八子萧纪，孙子萧詧等都是文学高手，并且有相当出色的作品传世。前面已经提到，其女儿中也不乏文才扫倒须眉者。
　　为此，明代学者张溥便评论道：“帝王之家，文章瑰玮，前有曹魏，后有萧梁”（《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清代学者贺贻孙也说：“南朝齐梁以后，帝王务以新词相竞，而梁氏一家，不减曹家父子兄弟”（《诗筏》）。
　　不过较受后人诟病的，还是其为文的目的性及狭隘的文化追求（也就萧统坚持“风教”、不落流俗）。尽管萧梁皇室几乎个个善诗能文，且他们周围也聚集并吸引了相当一大批文人，他们所营造出的也是一种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可是以他们的作为看，他们既把学术、文学与政治分开来，从而消解了文化的功利性、正统性，而又令诗歌走向了娱乐化——他们之爱好弄文，不过就如同后世那些小文人帮着歌儿舞女填词作曲、今人编个段子一样，纯粹只是为了消遣、娱乐而已。
　　如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所提到的梁元帝萧绎的那篇《采莲赋》就是一首典型的艳情诗、娱乐之作，“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鷁首徐回，兼传羽杯；欋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尔其纤腰束素，迁延顾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美则美矣，只是缺乏一些严肃的内涵。而当公元554年西魏军包围并攻破梁元帝所在的江陵时（今荆州），他在将平生所藏的十四万卷图书付之一炬之后，说出这种话也就不奇怪了：“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①”，大有读书无用的感叹！其实，这本应归咎于他从一开始就把书读歪了，或者说也从来没有把它们读透。
　　然而更可惜的是，对于当时诗歌的这种不正习气，作为皇帝的萧衍却却并不加以矫正，而且他“内心恐怕还是欣赏艳体的”，因为他早年也曾热衷此道。因此从这一点上而言，南朝的精神与士气沦丧，也并不是偶然的。
　　
　　① 这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一次文化浩劫，后面还将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