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3）
《法律答问》记载道：
甲诬告乙向官员行贿，然而查无实据，甲因此被处以黥刑（脸上刺字），并发配为城旦（相当于判处四年徒刑）。
问：甲的同居、里典、伍老应否论罪？
答：不应当。
可见，缘坐的适用范围是有针对性的。这就解释了，为什刘邦后来犯了逃亡罪（押送刑徒赴咸阳服役途中，刑徒中道多开溜，刘邦怕承担责任，也脚底抹油，亡命山中做起土匪），其妻吕氏还能给他送饭的原因。
问题来了，人心如面，社会百态，总之是错综复杂。有些人真心希望社会好，便将“告”视作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公器，比如告刘邦的某人。
然而，与之相伴而生的，必也有一种心地邪恶的人，存在打击报复、公报私仇的可能，比如上面提到的某甲。
对于后者，如果不加以严格防范的话，必将是捏造诬陷恣意肆虐，打击报复横行无忌。其结果只能是黑白颠倒，是非不明，冤假错案满天飞。
那么，秦廷是如何预防这类现象的发生的呢？
这就是与“告”密切相关的“诬告（或称为诬人）”和“告不审”。
所谓诬告，顾名思义，就是捏造事实，陷人入罪。
审，意为事实俱在，“告不审”就是指对犯罪行为及罪人的控告无事实依据。
这二者同时也是对举报失实的处罚罪名，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具体的量刑上，这二者的轻重程度有所不同。
《法律答问》如是区分了“诬告”和“告不审”：
甲告发乙盗牛或杀伤人，但乙并非盗牛，也未杀伤人。请问应如何对待甲这种行为？
答：如是故意，即为诬人。如非故意，为告不审（端为，为诬人。不端，为告不审）。
同样是举报失实，如果其行为是主观故意（端），想借此打击陷害他人，或达到其他不可告人之目的，则应定为“诬人”罪。如不是主观故意，只是单纯的误认，则定为“告不审”罪。
由此来看，这二者的罪行轻重是有区别的，前者为重，后者为轻。
秦政府之所以作出如上规定，是为了让告言者明白，必须对自己的控告行为负责，正如秦政府同时规定，执法官必须对自己的执法行为负责一样－－关于此点，下文会谈到。
因此，执法官在受理案件时，必须同时记录告言者的身份、籍贯，其目的即是为使告言者对其告言内容负责，乃至需负起相关连带责任而采取的预防措施。
于此，就附带产生了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
秦政府亦将匿名举报列入打击对象。
不管是谁，一旦发现匿名信而未能捕获投书者的，不得拆看，应将匿名信烧毁。如果捕得投书者，不要将匿名信烧毁，这样就有了给投书者定罪的证据了。
一个人，连举报都匿名，其居心可见。
秦政府不想让诬告满天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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