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政治追求与他的高薪
人们政治选择和政治人格的自由度，往往受制于其经济状况，连二千五百年前的口不离仁义道德的孔子都是如此：他周游列国可是领着高薪的。
公元前497年，“大哉”孔子五十五岁，毅然放弃了当了三年，相当于今日主管公安、司法政法委书记的鲁国大司寇一职，离国出走，开始辗转卫、陈、蔡等国的“西漂”岁月。其后，他不断“炒掉”国君老板，从来没有在一个“老板”手下连续干超过三年，追梦政治理想主义，飘泊十四载。孔子开历史之先河者，成为了春秋战国时代第一位穿梭列国，政治人格自由、独立的“国际”职业政治家。这其中，孔子之所以能够为了政治理想出走故国，十多年中一直不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除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理想主义特有的伟大“傻劲”，还离不开现实的物质“底气”为基础，他一直拿着“高工资”。孔子是出行必有车，鱼肉有点坏味都不吃，讲究身份、品味的人，还带着一帮弟子，前后辗转几千里，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这种矢志不渝的政治追求根本就无法进行。
《史记》明确记载了孔子年酬底薪的数额。孔子在对不掌权的鲁定公与实际的一把手季桓子彻底失望后，第一站选择的是鲁国的“亲戚”之邦——卫国，两国的开国之君周公与康叔是亲兄弟。当时的卫灵公见到孔子，问的第一件事就是：“你在鲁国得到的俸禄是多少？”孔子回答说：“俸米六万斗。”“部长”级的人才来了，先谈工资，卫灵公很实际；工资高低是自己的才能价值的量表，孔子回答得毫不含糊，全没有后来儒家传人们“耻于言利”的虚伪客套。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其实也就是很少长期“失业”，他这份高薪也该很少中断。
这“六万斗俸米”是什么概念？按照《史记》中的注释，孔子这六万乃是小斗，大斗与小斗的比率是一比三，十斗为一石，也就相当于后来的两千石。在汉朝，这是仅次于三公的俸禄，朝廷里的九卿与地方上的太守才拿这样的工资，沙场上出生入死的李广一生的薪酬也不过如此。按照现代计量单位换算，一石大致为六十公斤，那么孔子“俸米六万斗”当为十二万公斤黄米（黍、稷），如果每公斤一元的话，孔子的年薪在今天大致就是十二万元。在今天，哪位公务员、“为人民服务”的领导们有有这么高的工资？当然，不算那些受贿贪污者。
这种换算并不科学，但由此也可见在春秋时代的生产力状况下，孔子的工资可以说是相当之高。需要说明的是，孔子的“俸米六万斗”并不是真的给他那么多粮食，而是按照这个量给他一部分谷物，更多的是给他钱，要不，孔子周游列国要带个粮草队了。所以，虽然孔子工资很高，但他被与徒弟在陈国被敌视他的人围困几天后，“不得行”，才现了绝粮之事。不是孔子没有买粮食的钱，而是无处去买。
从孔子的话还可以看出，在离开鲁国之前，他已经拿了至少三年这样的高年薪。他的“老板”为什么给他这么高的工资？一方面，经过多年“艰苦奋斗”，已经知天命的孔子“值这个价”，“不患无位，患所以立”，孔子对未来一直有着这样的清醒认识和自信；另一方面，他实际上的“老板”、真正掌握鲁国政权的贵族季桓子，在任用孔子前刚刚遭受了类似今天“办公室主任”的家臣“造反”打击。家臣们掌握控制着整贵族主子们的封邑，有能力、有野心的人一旦有了“根据地”，往往就会对原有权利结构形成威胁。给孔子高工资而不封地，既避免了孔子“据地坐大”，又是对那些有封地的贵族、家臣的抑制。但是，也正是不给封地，孔子因此不至于被“拴”在土地上，其政治选择的自由才能实现。
不患在一国一地无位的孔子，有了多年的政治理论储备，加上数年高级政治管理工作经验，已不患“所以立”，他的能力和政治履历足以让他到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找到自己的位子。同时，他没有“有土有民”封地的羁绊，也就是在鲁国没有真正的物质牵挂。所以，当他看到“名义的上的老板”鲁定公和季桓子沉溺于女色，并且对他失礼之后，他就可以维持政治尊严，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主义，“炒掉”老板，拂袖而去。
在孔子的时代，整个社会还不流行拿工资。无地无民、拿了高工资的孔子，因此获得了政治迁徙、追求理想的自由，也由此保持了自身的尊严，从分封制到薪酬制的变迁就这样无形中影响了伟大孔子的人生轨迹。其实，在任何时代，人们政治的自由都要受经济制度和状况的影响，尤其是个人的政治自由和理想的实现，在社会开放和多元的前提下，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的保障，就常常难以落实和坚持。想想看，即使是八百年不原意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家里不还有不少田地不动产，作为这位诗人归隐田园，即使“草盛豆苗稀”也还能饮酒作赋悠然生活的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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