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究竟隐藏了什么
在“金匮之盟”真伪之争中，历史确实隐藏了一些细节，使我们的认识偏离事实真相。但即使是这些细节被重新发现，我们就必定能够据此明了事实的全部真相吗？实际上恐怕并非如此简单，我们在历史研究中会碰到许多陷阱，有的是史料缺乏而造成的，有的时候却恰恰相反，史料本身也会误导我们作出错误的判断。
众多认为“金匮之盟”是骗局的研究者有一个重要看法，即宋太宗之所以这么做，主要为了给自己上台找一个合法的依据，因为太祖与太宗嬗受之际并没有一份法定文件，这就使宋太宗登上皇位的合法性一直受到质疑。因此当宋太宗原来的老对头、开国大臣赵普前来纳款输诚，正好使他找到最有说服力的造假合作者。这个说法的前提是“缺少材料”，王育济先生恰恰对这个前提进行了有力的辩驳，他在国内著名的学术刊物《文史哲》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是《宋太祖传位遗诏的发现及其意义》（《文史哲》1994年第2期），在这篇文章中，王育济先生宣布他在《宋会要辑稿》里发现了宋太祖的“遗诏”——这是宋太宗登上皇位最有效的法律文件。这确实是个重大的发现，至少说明宋太宗上台时还是有一份合法文件支持的，即使这样一份文件可能出自太宗智囊团的伪造。王育济先生的新“发现”一出，那些持“伪造论”者的一个重要论据被驳倒了，历史研究中“言有易言无难”的困境在此事件上获得淋漓尽致的体现。王育济先生对众多的宋史研究大家没有注意到这份“遗诏”感到迷惑，他分析可能是既有历史原因，也有这份材料比较难找的原因。不过令笔者更加困惑的是，宋太祖的这份“遗诏”早在王先生之前，就被研究人员发现了。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主持编辑的《全宋文》，其第一册的宋太祖文集中就清清楚楚地收入了这篇“遗诏”，只不过标名为《开宝遗制》。这第一版的《全宋文》在1988年就面世了，主编者是著名的宋代文学专家曾枣庄先生和刘琳先生，校点这篇文章的是王智勇先生。笔者并非想说明王育济先生在1994年发现宋太祖传位遗诏的工作有问题，王先生的“发现”确实很重要，对历史学界一个错误已久的成说作了订正；但对文史研究来说，这也可以算得上一起学术事故，五六年前就已经出版的文学古籍整理成果，过了这么长时间，还要历史学者从“卷帙浩大，翻检通读”不易的《宋会要辑稿》影印本中找到，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的脱节，看来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了。又想起一件事情，大概两年前，有位青年学者撰文声称“发现”了苏轼的几十首“佚词”，实际上不过是根据自己对“词”的理解和界定标准，从苏轼的诗集里找到一批作者认为是“词”的诗。这位青年学者的工作也是很有学术意义的，但至少他在相关提法上不是那么很谨慎，如“发现”、“佚词”云云，确有“搞噱头”的嫌疑。此事让我辈尊敬的曾枣庄先生很生气，撰写长文澄清事实，并对这位青年学者的学风作了措辞十分严厉的批评。不知道他老人家当年有没有看到王先生的“发现”？
不过王育济先生的“发现”工作，在我看来与“发现”大量苏轼佚词的工作显然不同，王先生是个严谨而真诚的历史学家，即使这条材料早已纳入宋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但没有从史料的角度被利用，那么王先生的“发现”之功自然不能被抹煞。但是我要谈的还不是这条材料本身的问题，让我们再回到“金匮之盟”的问题上来，即使确实存在这样一份“真假难辨”的“遗诏”，也并不能说明宋太宗“必”不需要更多的证明自己即位合法的文件。王育济先生“发现”的最大贡献是对持“伪造说”者的逻辑“釜底抽薪”。但他们的逻辑本来就有问题，他们由宋太宗“缺乏文件”推导出必然“伪造文件”，二者间构成充分必要的逻辑关系。王育济虽然在“缺乏文件”这一层面击溃了持“伪造说”者的逻辑起点，但他却从反面角度为持“伪造说”者的逻辑所俘虏——他建立了“有文件”就必然不需“伪造文件”的新逻辑。实际上，这两种逻辑都是大有问题的。从证据的有效性上考虑，“金匮之盟”的证据力度远大于这份太祖“遗诏”。宋代皇帝“遗诏”的性质比较清楚，它总是要为继任者铺垫道路。而且有证据表明，为了让继任者获得一个更好的统治基础，或者尽量减少已故统治者生命最后时光不明智的安排所可能带来的危害，“遗诏”往往有重新斟酌相关词句的必要，顾命大臣和新天子都有可能参与这项工作。同时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即“遗诏”完全是事后拟定的。因此，王育济先生“发现”的这份宋太祖遗诏，最大的价值就是订正了一直以来宋史研究中的一个错误认识，而对宋太宗本人来说，这份“官样文章”对证明自己继承皇位之合法性的价值并不是很大，他不见得因此就“必然不”需要更有分量的证据证明自己。王育济先生局于自己的“三传约”变“独传约”的假设，根据这份他“发现”的材料，对“金匮之盟”在太平兴国六年的面世做出“合理”解释，认为宋太宗不需要“金匮之盟”证明自己，这份自己早就掌握的“金匮之盟”在自己即位六年后以“独传约”面目出现，目的只是为了证明“三传约”之不存在。这样，王育济先生“发现”的宋太祖遗诏，在他的理论框架下被过度诠释了。
历史研究有所能有所不能。王育济、何冠环等先生对“金匮之盟”伪造说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学术活动。虽然对“金匮之盟”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深入的可能，但经过这场讨论，“金匮之盟”至少已无完全“证伪”之可能了，我一直没有发现有份量的反驳王、何二位先生的文章，大概也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特别是王育济先生对“伪造说”的驳难非常有力，在几个重大问题上都提出相关资料，来证实他的论断，表现出一个历史学家扎实的功底和对历史事件敏锐的观察力。他对“金匮之盟”由“三传约”到“独传约”转变的论断也颇富想象力，合理的因素比比皆是，对我们从更深层次认识北宋初期政治文化，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观察视角。但是如果据王育济先生的论述就言之凿凿、铸成铁案，则也未必然。笔者认为王先生的研究贡献在于证明了“金匮之盟”的“未必伪”，而并不能证明“金匮之盟”的“必然真”，王先生的研究成果，显然还不能全盘否定“伪造说”。值得注意的是，他实际上是修正了张荫麟、吴天墀先生的观点，因为即使在他的论述框架下，“独传约”也确实是伪造的。徐规老先生乃学养深厚之长者，从这角度看，他所谓的“先生（吴天墀）与张师（张荫麟）之定论，绝无法动摇也”的说法，并非私其师长，也确实包含着重要的学术见解。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