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 项羽本纪第七
其九月，会稽守通谓梁曰……梁召籍入。须臾，梁眴籍曰：“可行矣！”于是籍遂拔剑斩守头。项梁持守头，佩其印绶……籍所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慑伏，莫敢起。
居士曰：项梁、项藉叔侄第一部人马是通过诈骗和暴力取得的，这固然表明这对叔侄不甘心为人下和善于豪夺的性格，却也反映了他们急于求成不懂得政治。事实上，项藉在少年时最应该学的“万人敌”就是政治，而不是什么兵法。项梁和项藉都是名将，但因为不懂政治，所以先后死在了战场上。现在项藉已经丧失了最后一次学习政治能力的机会，溃败给刘邦已经变成了时间问题。
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
居士曰：项伯帮助刘邦殊不可解。《史记》记载的起因是项伯要救助张良。那么：一，项伯只需把张良约出来就好了。这样做有两个好处。第一是张良本人是忠义之人，这一点项伯应该很清楚——否则张良不会救助因杀人而陷入困境的项伯——把他约出来既可以让他活命，又能避免他慈悲心发作帮助刘邦。第二是刘邦本身猜忌之心很重，萧何月下追韩信，他认为萧何逃跑，如果张良在这时间点上去见项伯，必然引起刘邦猜忌，张良想不走都难。二，既然项伯已经将形势告诉张良，自己已经仁至义尽，为什么还要在帐外等候张良？这明显就是在等待张良为自己向刘邦的引荐。所以，项伯必然是为了保护刘邦而连夜告密。
这就又有两种可能性:一，项伯要做政治投资，为自己找另一条出路。二，保护刘邦只是手段，为项藉集团牟利才是事实。对于第一种可能性，有两件事情说不清:一，项伯是项藉叔父，与项氏集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何况项藉并没有对他有不利的举动，他为什么要对刘邦进行投资？二，如果项藉成功击溃刘邦或项庄在鸿门宴上杀掉刘邦。刘邦就是一个死人，而死人是不会战胜项藉的。项伯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先就活一个死人，再做风险投资？
排除了以上可能性之后，答案只有一个，项伯是有意识地救助刘邦，并且在项伯看来，救助刘邦对项藉更有利。
诚然，此时是杀掉刘邦最便利的机会。但最便利的机会不等于最好的机会。因为最便利指的是完成单一事件最为容易。而最好则是指不仅能有效完成单一事件，而且早把它的连锁事件一齐计算进去，使利益最大化。而目前的形势是：首先，刘邦是灭秦首功，而又是根据和项藉的约定先入关的人理应称王，而刘邦只是占据关中，并没有称王。刘邦有功无过，杀掉他师出无名。不但会令怀王手下的众将对项藉猜疑，引发国内政治矛盾，而且等于变相告诉其他人风头不能盖过项藉，否则刘邦就是榜样。这无疑会影响到士气。
其次，通过不道德的手段杀人服众，项藉不是第一次做了，以前杀过殷通，杀过宋义。但项藉每次有这样的杀戮总会通过对外战争化解道德尴尬。杀了殷通，项梁四处攻城，证明自己比殷通更有能力。杀宋义，项藉发动了巨鹿之战，破釜沉舟，证明了自己的用兵理念完全正确，相形之下，宋义的确保守。但是现在秦国已经被刘邦灭掉。哪里有可以转移道德尴尬的对外战争呢？而且项藉杀掉刘邦需要证明的是什么呢？难道是自己比刘邦当关中王更名正言顺？
再次，刘邦在秦地约法三章，颇得人心。如果杀掉刘邦会令秦地百姓不满。而对于秦国的官吏来说，项藉连刘邦都无法容忍，怎么可能容忍他们？所以，项藉杀刘邦有可能造成秦地人心尽失，甚至不排除秦国百官奉子婴为主，拼死一战的可能。那样，取得的成果将功亏一篑，并且有更多的人流血牺牲。基于这三个理由，刘邦不能杀，至少不能现在杀。所以项伯以见张良为借口，连夜面见刘邦，希望化解这一行动。
既然如此，范增又为什么非要杀刘邦不可呢？我觉得这应该与范增的性格有关。《史记》对范增的记载是“好奇计”。“奇计”就是“畸计”，就是出其不意，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达目的，不讲方法。范增这个人的好处是有远见，有判断力。可坏处是远视眼，只能看清远处，看不到近处。所以范增适合制定规划，却不能审察局势。他知道刘邦必须除掉，但不知道应该什么时候除，怎么除。又一意孤行，导致鸿门宴上打草惊蛇，没有给双方关系缓冲的时间，更没有等候可以诬陷刘邦主动挑起摩擦的机会。急于打草的结果是反被蛇咬，范增是要为自己的盲动负责的。
卷八 高祖本纪第八
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
居士曰：相对于把这个故事解释成刘邦是用流氓手段迫使店主夫妇销去了赊欠，我宁愿相信刘邦真的找到足够多的狐朋狗友到店里去消费，促进了店铺收益，并与店主夫妇交涉免去了赊欠。我觉得以刘邦的情商和性格，这一种可能性应该更大些。
封项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吕臣为司徒，其父吕青为令尹。
居士曰：项藉已经被封为长安侯，为什么又号称鲁公？长安与鲁不同地，公与侯不同爵，纵使又两个称号，又怎么可能相差如此之远？很有可能是项藉不满意芈心封他的长安侯这个爵位，认为自己功在刘邦之上，所以自号为公。公这一爵位在东周时代是臣子的最高爵位，不自称为王，是在名义上尊重楚王芈心。不过如果按照地理位置看，项藉当时的驻扎地在彭城以西，按照地理位置应当号称徐公或者吴公才对。为什么是鲁公，而不是其他的地方，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完全解释不通。但从后来项藉去世，鲁地居民拼死抵抗来看。要么项藉长期占据过鲁地，鲁地人民对项藉很有感情；要么项藉的亲信部队驻扎在鲁地，士兵希望占据鲁地为主帅拼死一战。但无论哪种可能性都指向项藉必然在称为鲁公之后曾经抵达过鲁地，而这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完全找不到影子。我们做出这样一种猜测，即项藉当时并没有驻扎在彭城西，而是在彭城以北，即更接近春秋鲁的地方，这两个问题才解释得通。
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僄悍猾贼……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陈王、项梁散卒。
居士曰：值得注意的是芈心手下这批老将是独立于项羽、刘邦之外的第三势力，即直接隶属于芈心的集团。不过他们既然是将领，又是项梁叔侄招募进来的，如果寸功未立又反对项梁叔侄，项梁叔侄让他们存在于朝廷中的理由又是什么？他们在灭秦战争中的作用是什么？芈心死后这帮老将又去了哪里？楚汉战争中他们扮演的角色怎样？他们的结局又是什么？汉帝国建立以后，被他们称作“宽大长者”的刘邦给了他们什么安排？这些问题我们在《史记》中完全找不到答案。似乎这些老将就是昙花一现，为了支持刘邦而出现的。我们不禁怀疑，这些老将是为了证明刘邦收服项梁和陈胜的兵马，从近路袭取秦国的正当性而杜撰出来的人物。缺乏了这些老将，则刘邦在这一战争竞赛中就会处于道德上的不利位置。
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居士曰：通常的意见是“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的意思是有范增这样的人才项羽却不能任用。我觉得这种理解有偏差，而将它翻译为有了范增这样的人才却不会使用。刘邦在这里说的是人才的使用方法，张良善于谋划，萧何善于后勤，韩信善于用兵。三个人都是偏才，若易地而处，则完全不能驾驭各自的领域。刘邦将他们任命在了适合的位置上，三杰才可以各尽其能。而范增同样是偏才，善于规划而不善于审察居士，但项梁、项藉叔侄一定要把他当成全才使用，不但误了范增，也误了自己的王国。
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厘王、齐缗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
居士曰：在评论这段记载之前，我们先补充一个史料：陈胜的政权“号为张楚”。（见《史记·陈涉世家》）“张楚”这个词原本有两解，第一种解释是政权名称，即陈胜建立的国家就叫“张楚国”；一种解释是陈胜提出口号张大楚国，为楚国复国。但在兔子山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觚上发现有“张楚之岁”的字样。这个觚出土之后，第二种解释基本上就没有意义了。既然这样，刘邦又怎么会给陈胜的谥号叫“楚隐王”呢？更何况，刘邦原本在芈心手下做官，芈心的身份是由楚王升而为义帝的，如果承认了陈胜为楚王，则无异将芈心的楚政权即刘邦所服务的政权置于伪政权的地位，从而挑战了汉帝国的合法地位。但作为汉帝国的史官，司马迁的记载应该不会有错。即使后来王莽、刘歆篡改《史记》，在这里动手脚的意义也不是很大。并且有当时的官方档案作为参照，王莽和刘歆必不敢如此指鹿为马。唯一的解释是楚隐王和陈胜是两个人，所以司马迁写陈胜的那一卷叫做《陈涉世家》而不叫《楚隐王世家》。“楚隐王”三个字，指的是一个叫襄彊的人。《秦楚之际月表》说“楚隐王陈涉起兵”，“楚隐王”三个字可以理解成“陈涉”的同位语，但也可理解为楚隐王与陈胜是两个并列的人。《史记索隐》在本条下注道：“二月，葛婴立襄彊，涉之二月也。”点名这时的主要角色，一是襄彊，一是陈胜，但所被立为君王的人则是襄彊。《秦楚之际月表》的正文说：“葛婴为涉循九江，立襄彊为楚王。”这就说的再明白不过。根据谥法，“不显尸国曰隐”，正是襄彊在位时的状态，如果拿来当作陈胜的谥号，则未免与他的经历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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