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六 伍子胥列传第六
伍子胥初所与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胜者，在于吴。吴王夫差之时，楚惠王欲召胜归楚……使居楚之边邑鄢，号为白公。白公归楚三年而吴诛子胥。
居士曰：搞不懂的是，吴国进攻楚国的时候羋胜在干什么？在伍员鞭尸芈弃疾的时候他又在干什么？他是怎样能从心理上接受一个外国进攻本国，以及伍子胥对自己祖父的侮辱的？如果是他对楚国痛恨导致他能接受这些事实，那么他又为什么要回到楚国？
白公胜既归楚，怨郑之杀其父，乃阴养死士求报郑……白公胜怒曰：“非郑之仇，乃子西也。”……子西闻之，笑曰：“胜如卵耳，何能为也。”
居士曰：芈申对芈胜的讥笑是正确的，用感情判断代替政治判断的，注定一无所成。
太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居士曰：“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司马迁哪里是在说伍子胥？分明是在说自己。
卷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石乞、壶黡攻子路，击断子路之缨。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结缨而死。
居士曰：对于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礼仪。礼没有贵贱，仪却有所不同。自戊戌欧化以来，中国的仪式完全向欧美靠拢，本国的礼仪反而所剩无几。有些欧美礼仪与中国传统礼仪并不冲突，比如见面可以握手，也可以拱手。但有些就与中国传统完全抵牾，比如脱帽致敬。在古代中国，“冠”除了可以代表一个人的身份，更代表一个人的尊严——《礼记·曲礼上》：“二十曰弱，冠”，行冠礼代表求得社会的认知与认可，也是独立人格的一种标志。仲由先生宁可死也要守卫自己的冠，今天的人反而要求脱帽致敬，甚至不许在一些庄严的场合让人戴帽子，未免过于与古人做对。
宰我为临菑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
居士曰：田恒杀姜壬立姜骜，政变成功。如果宰予跟随田恒参与政变，则不应该被灭族；如果他反对田恒作乱，包围姜壬，则孔丘不应该以他为耻。《吕氏春秋·慎势》说，田恒和宰予同为姜壬的臣子，互相倾轧，姜壬本想用他们彼此制衡，没想到最终与宰予一起为田恒所灭。这个解释似乎可以调和上述两种假设中的矛盾，但带来的新问题却是，既然宰予早于田恒倾轧，为何孔丘不早对他感到羞耻，而在他死的时候才感到羞耻？这些问题都解释不清。司马贞认为这段记载乃是司马迁将宰予（字子我）与阚止（字子我）弄混淆的缘故，后世学者以《孟子·公孙丑》有宰予将孔丘比喻为尧舜的话作为宰予死于孔丘之后的一条佐证，我在《儒家八派分裂刍议》一文中提出将孔丘比喻为尧舜确实是在孔丘死后由其弟子完成的事，但问题在于《孟子》本身多有捏造史实的例子（我们在《春秋左传评论》公元前559年的评论里曾指出过这一点，以后评点《孟子》时还会对此进一步说明），此书不可以引为信史。若按司马贞所说，则《韩非子》、《吕氏春秋》、《史记·李斯列传》转引李斯上书、《淮南子》、《说苑》中关于宰予之死的记载都错了，这也让人无法可想。因此，此事暂时只好存疑。
子路使子羔为费郈宰，孔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居士曰：学习可以通过书本，也可以通过实践，但学习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学习的目的在于有所用，而有所用的办法则是必须形成自己独立的思考方式和思想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以不变应万变。但此刻高柴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思考方式、思想体系，盲目要求他在实践中学习，只能让他看到现象而不知本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会在追求思考方式和思想体系的过程中走向偏差，影响到日后对事实的判断，甚至危及前途和生命。这是孔丘所以说仲由耽误了高柴的原因，可惜的是仲由并没有听懂孔丘的话，而今天像仲由这样思考的人却比比皆是，甚至将实践作为思想的来源，白白毁掉一代又一代人的前程。
卷六十八 商君列传第八
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居士曰：现在的社会有一种人类，凡事都以妈妈的话作为准则，这种人被称作“妈宝”，这种依赖母亲的心态被称作“妈宝心态”。当妈宝实际上是为了把以后不成功推给母亲，因为妈宝们担心失败的后果，也害怕这个成果由自己一个人承担。对于妈宝而言，向母亲需求意见，只是一个转嫁失败的方式罢了。现在杜挚的意见正与妈宝们相同，所谓“循礼无邪”，不过是将未来失败的责任推卸给制度，并不是能解决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利不百，不变法”，因为他有一百种借口可以推卸掉自己的责任，但是对于国家来说，却不能在有一百处制度漏洞以后依然健康存在。所以，国家体制必须时常更新，只要变法之利大于弊，这个法就值得变，应该变。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赵良见商君。商君曰：“……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羖大夫贤？”赵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闻秦缪公之贤而愿望见，行而无资，自粥于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
居士曰：赵良睁着眼睛说瞎话，百里奚是虞国的亡国之臣，又做了奴隶，他的出身和判断力还不如卫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不惜歪曲事实，乱解经典谩骂卫鞅，无论观点和态度一无可取之处。
“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商君弗从。
居士曰：玩法的人是不会信任法律的，一旦他们出了事，官职中等者会冀图寻求外国的庇护，位高权重者将在领袖更迭时集中全力拼死一搏，失败后平静等候政治宣判，不做抗辩——因为他亲手破坏了法制，自己也知道现行的法律是没有意义的。卫鞅在嬴渠梁病危的时候，并没有聚积自己的力量准备谋反，同时拒绝了赵良逃离秦国的意见，可见他对自己建立起来的制度何等自信。只是不幸，那些人用政治审判了他，他再想依赖外国的时候，已经无处可逃。然而他所建立的法制却被审判者继承了下来，人亡而政不息，也算是一种幸运。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居士曰：用道德观念评价政治人物，原本不通。战争本来是诡道，用计谋减少两军牺牲，是战争的常态。卫鞅用诡计骗取魏卬，用一人的被俘迅速终结战争，减少战争的成本并不存在道德问题。至于明明该对嬴驷用刑，却用到了嬴虔的身上，在今日看来确实有十分不妥，但在专制时代却只能如此。而在审判过程中，卫鞅将嬴驷与普通人用同样的标准定罪，足见其公正的法治理念。不听赵良意见，前文已有足够说明。至于通过何种方式得到任用，则更不能细究，英雄不问出处，只要这他入朝的手段没给他人造成危害，出身不可详问。这段“太史公曰”是司马迁所有的评论中最糟糕的一段，我们深为《史记》有这样的白璧之瑕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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