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纪四
明太祖洪武四年（辛亥，公元1371年）
宪既诛，上方向用惟庸。基遂不安于其位，上赐之归。手书问天象，基条答甚悉而焚其草，大要言：“霜雷之后，必有阳春。今国成已立，宜少济以宽大。”时上厅法严峻，故基及之。
夏夑曰：……观大祖当日召对元臣，谓“以宽失天下，吾末之闻”，及手书问天象，则谓“元以宽失天下，朕救之以猛”，何其言之相反也……
居士曰：朱元璋的话并没有相反，因为两个“宽政”的含义不同。第一处的宽政指的是仁政，含义为待民以宽，朱元璋拒绝承认元王朝待民以宽，否则就否认了自己“救民于水火”、“吊民伐罪”的性质，起义就成了叛乱和夺权。第二处的宽政指的是放权，含义是待官以宽，朱元璋当然以此作为借鉴。
明太祖洪武五年(壬子，公元1372年)
当霭翠之归附也，先请讨其陇居部落，上不许，曰：“中国之兵，岂外夷报复之具？”会仁智入朝，谕以归而善抚之。
居士曰：建国初年，军力和民力都有待恢复，但也是鼓动民族情绪、加强政治宣传、进行对外争霸的最好时机，开国帝王一统天下，当然也有争霸的雄心，所以对外战争、宣示威权往往是不能避免的。但是朱元璋此刻却明智的选择停止谋求霸主地位，不参与周边国家的内政，保存了国家的实力，恢复民生，这一点比其后来的独裁领袖要值得敬重得多。
初，元旦孙密迪哩巴拉俘于京师，上遣使两致元嗣君书，皆不报。将欲送密迪北归，先遣使以诚意动之。
居士曰：朱元璋为了送回卖地里八喇，先后致信给爱猷识理达腊、刘仲德、朱彦德等人，实在可以说是搞错了对象。因为卖地里八喇只是皇族而并非特殊人才，如果他具有正统地位，对于皇帝来说是夺位的威胁，对于大臣来说，他的返回会影响政治的稳定；如果他的地位并不崇高，则皇帝会漠视他的死活，而大臣们也不会介意他是否回国。正确的做法是学习吕不韦，让他在明朝内立足，但是结交北元帝国中的宫廷人物如皇妃等，以及朝廷中的大臣，并派有足够监控能力和防卫能力的人把卖地里八喇送回北元，一方面帮助他夺位，扰乱元朝政权。另一方面有能力驾驭住卖地里八喇，使之不会杀掉这些监视者，并且落实明帝国的意见。
上偶览《孟子》，至“草芥寇雠”语，谓非臣子所宜言，命罢配享。时上怒甚．诏：“有谏者以大不敬论！”……逾年，诏曰：“孟子辟邪说，辨异端，发明先圣之道，其复之！”
夏夑曰：……若其修《孟子节文》则又失之。何者？使《孟子》之文而可节，则罢其配享，未为过也。盖太祖终不悦于孟子，而其复配享也，实出于一时之清议，故修《孟子节文》而自护其短也。
居士曰：明代王文禄《龙兴慈记》记载朱元璋少时在寺庙为僧时，看到佛前的蜡烛烫伤老鼠，于是责备伽蓝不能尽职，于是在伽蓝身后写道：“发去三千里。”当晚寺庙中的和尚都梦见伽蓝来辞行。事情虽然出于王文禄的杜撰（如果是由朱元璋本人或官方编纂出来的则在《明太祖实录》和《明史》中应该找到痕迹）但口气却像是朱元璋的。凡是独裁分子，大抵都愿意跟死人较真。朱元璋发配伽蓝与嬴政大帝惩罚湘水之神差不多。两者都是强调皇权高于神权。而朱元璋在罢黜孟轲吃冷猪肉的权利后，又恢复给他这样权利，则意在彰显皇权高于圣权。儒学从朱熹开始，经过元朝推动已经发展为儒教，宗师等于教主，历代圣人也在事实上被礼遇为神，而朱元璋凌驾在圣人之上，是将自己摆在儒家神祗的位置上，其宗师更不会在他的眼中。这是其在惩罚孔克坚（参考公元1368年）之后的另一项向儒学权威宣战的举动，并在根本上战胜了儒学。
第五卷纪五
明太祖洪武六年（癸丑，公元1373年）
二户，乙未，诏暂罢科举。谕中书省臣曰：“科举之设，务得经明行修……今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辞，亦若可用，及试用之，不能措诸行事……别令有司察举贤才，必以德行为本而文艺次之。”
居士曰：集权的皇帝不会相信任何制度，一旦制度出现某些纰漏，他们不会反思制度本身有哪些漏洞并进行填补，而是认准这一漏洞，全盘否定该项制度，用人治代替法治。朱元璋废除科举不过是其中之一。但就技术层面而言，一方面朱元璋要求学生们按照四书五经学习，不许学习法家和纵横家的学说，把学生变为应试的考生，将灵性人物制造为酱缸蛆。另一方面又要求这些只接受一种思想，被灌输学说的酱缸蛆能具有行政能力，可谓是缘木求鱼。
（高）启之放归也，上以其尝赋诗有印讽所，嗛之而未发。启归，居青邱，观移其家至郡中，旦夕延见甚欢。观既获谴，上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而（王）彝亦坐交通观，同及于祸。
居士曰：所谓株连，应该是围绕具体的政治事件，针对与被处罚者有政治利益往来或亲缘关系的人；或者在文化事件中，思想观点相互认同。株连已经十分可怕，而魏观先生不过因为兴修河道，触怒了皇帝，既没有前因，更找不到后果，且这事件与高启、王彝两位先生八竿子打不着，而朱元璋竟然把他们也纳入株连群，毫无踪迹可循，则在原有的恐怖中又将恐怖增添了十分。
丞相胡惟庸、参政冯冕等，不陪祀而受胙，上以为非礼，令各停俸一月。宁坐不举奏，亦停俸半月。自是不预祭者不颁胙，著为令。
居士曰：祭祀典礼带谁与否又朱元璋决定，但是将胙肉分给谁则取决于政治待遇，这也是皇权和廷臣权力分离的表现之一。但现在朱元璋将二者合一，目的在于宣示自己所不满的官员不存在政治待遇，连官员们最后一点象征性的权力也被剥夺，而各项典礼则成为朱元璋表达个人喜恶的工具，或进行政治清算前的敏感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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