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卷纪三十九
明孝宗弘治十二年（己未，公元1499年）
（隆）畅别有妾曰适乌，生二子，出居安南卫，阿保欲并杀之，筑寨围其城。又别筑三寨于普安，而令阿鲜等防守，名乒斤居寨曰承天，自号无敌天王，出入乘黄纛，官军不能制。
居士曰：阿保之所以打算将隆畅的孩子杀掉，是为了避免隆畅的残余势力势力侍奉虚君进行实质整合，文天祥和陆秀夫的联合（参考公元1278年）以及后来郑成功与张煌言的结合（参考公元1655年）都是如此。但隆畅的继承者一旦死去，隆畅的残余部下没有共同的虚君，只能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战，激化矛盾，陷于内斗，故易于瓦解瓦解——古代很多对政治领袖后人的斩草除根都可作如是观。
时朝议方急西北边，守仁条八事上之……疏上，授刑部主事。
居士曰：王守仁在日后成为了明朝群臣中最成功的军事家，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仅就此篇奏章而言，则完全看不出其有成为军事家的迹象。其八事者，一至四条观点稚嫩：一、选拔军事人才不能局限在世家子弟，此见解我们在《续资治通鉴评论》中已经论述过（参考公元1165年），兹不赘述；二、边将虽然熟知战况，但是也容易形成割据，威胁国家安全；三、王守仁打包提出来很多问题，包括（一）裁减边防战士自然可以，但问题是：1.边防将士的数量直接关系到边帅的财政收入和政治势力，如何能够让这些边帅真正落实裁员令？2.裁处的士兵就业问题如何落实，一旦不能有效保障其收入，很有可能使他们成为盗贼，危害地方安全甚至起兵造反危害国家安全。3.裁兵并不意味着就能减少边防支出，因为很有可能还存在一部分吃空饷的问题，即使靠裁减军队减少一部分开支，边帅也有可能用其他方式弥补此部分损失。（二）减少开支和增加奖励到底有什么关系，王守仁显然论述不清。推测其意无非是将减少的开支作为留下的边防士兵的奖励，但且不说此种“朝三暮四”的伎俩（参考《庄子·齐物论》）能否收买人心，就其总量而言，开支没有减少，只是将原有按照制度支出的部分转变为灵活支出，反而容易滋生腐败。（三）边防军士请求京兵协防，确实是为了分担责任，但分担责任不意味着奖励太少，而意味着责任太大。一言以敝即推卸责任，这不是增加奖励就能解决的，而必须严肃军纪。四、至于屯边的问题，应用军屯而非民屯，这在之前的评论里也已有过讨论（参考公元1172年），兹不赘述。五至八条虽然精要，但应由将领在前线自由掌握，而非应该作为纲领性条目提出，故虽然正确却没有格局。
公元十六世纪
明孝宗弘治十三年（庚申，公元1500年）
献章自序其为学，言：“年二十七……既无师友指引，日靠书册寻之，忘寝忘食。如是者数年，而未得此心此理之凑泊处。于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约，静坐久之，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始涣然自信日：‘作圣之功，其在是乎！”’
居士曰：陈献章的思想一言以敝，曰“学贵自得”，这是看到了思想探讨和经学研究的分别的。前者重视对本源问题的思考，即直接面对问题本身，不待古人而后可，要求的是学者有足够的思想底蕴，才不至于沦为空想。后者重视的是对古人意见的揣摩，尽可能接近古人思想的原貌，需要学者有足够的智慧，才不至于通过寻章摘句的工作把学术研究沦为猜谜。前者重视思想，后者重视学术。陈献章无疑是在思想上有独特建树的人，只是在他的时代，寻章摘句的人太多，以致将陈献章的思想视为异端。
第四十卷纪四十
明孝宗弘治十六年（癸亥，公元1503年）
是时上在位久，益明习政事，数召见大臣面议。而健等三人竭诚尽虑，知无不言。初或有从有不从，既乃益见信，所奏请无不纳……有从屏后窃听者，但闻上数数称善。
居士曰：刘健等人的意见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朱祐樘现在身体愈发不佳，不敢将权力全部交托给宦官，以免将来发生不测，所以扶植刘健、李东阳等作为新兴政治势力以对抗太监的权力而已。
明孝宗弘治十七年（甲子，公元1504年）
闰月，辛酉，阙里文庙成，遣大学士李东阳祭告。东阳自曲阜还，上疏曰：“臣奉使遄行，适遇亢旱。天津一路，夏麦已枯，秋禾未种。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上嘉叹，悉付所司。
居士曰：李东阳是明朝建国一百年来第一位访查民间的宰相级人物，但他仍然不是宰相，不但所以他不但对地方官僚不能制约，对政府官僚也没有行使权力的能力。只能将自己的见闻汇报，再由皇帝落实。但这样一来，对于中央官员来说，李东阳与其之间具有职权差，即不能有效监管中央官员施政，所以行权大打折扣；而对于地方官员而言，李东阳与其之间又有地理差异，所以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回避了李东阳——政策仍然难以得到有效落实。在此阶段，人治和专制已经彻底走向了末路，而人民只有继续为将死的专制制度背负惩罚一途。
（朱祐樘）又问：“天下军若何？”对日：“穷与民等。”上曰：“居有月粮，出有行粮，何故穷?”对曰：“其帅侵克且过半，安得不穷！”上太息日：“朕临御久，乃不知天下军民困．何以为人主！”……乃下诏严禁。
居士曰：军人的贫困情况并非第一次对朱祐樘提及，只是出自刘大夏之口才令朱祐樘警觉。但他的警觉也只局限于下令禁止，但所谓“天高皇帝远”，没有具体的改革措施从权力上对地方官僚进行制约，光靠一纸诏书，完全没有约束力量。于是改革等于没改，朱祐樘的政令绝不能出紫禁城。
明孝宗弘治十八年（乙丑，公元1505年）
《明史何乔新等传》赞曰：“孝宗之为明贤君……而明于任人。”……朝多君子，殆比隆开元、庆历盛时矣……中外义安，岂易言哉？
居士曰：这里将朱祐樘统治期间与开元（公元713—741年）和庆历（公元1041-1048年）年间相提并论，是因为在评论者看来，朱祐樘统治时期和开元、庆历两时期一样，都是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三者都是王朝最强的时期，同时也为后来的帝国政治预留了政治危机。不过，开元、庆历和朱祐樘统治时期一个显要的区别是，前两个时代没有一位名臣因进谏入狱，而朱祐樘则直到统治的最后一年里，还有李梦阳被捕。朱祐樘先生任用宦官，外戚膨胀，军队涣散，只是刚好没遇到全国性的灾荒以及少数民族的入侵，导致帝国虽然民不聊生（见1504年李东阳的报告），但却使国家保持了基本的稳定。开元和庆历年间与朱祐樘统治时期在根本上的最大不同是前两个时期内朝和外廷分明，政府能够有效运作，而朱祐樘时期则政府完全失效，政治权力倾斜，而这个政治危机是较开元、庆历尤为严重的。
明武宗弘治十八年（乙丑，公元1505年）
上践阼未数月，渐改先帝之旧，户科给事中刘菃疏谏曰：“先帝大渐，召阁臣刘健、李东阳、谢迁于榻前，托以陛下……张瑜、刘文泰，方药弗慎，致先帝升遐，不即加诛，容其奏辨……”报闻。
居士曰：张瑜和刘文泰可能是进献丹药导致朱祐樘死亡的罪魁祸首，刘菃已经审查将明，但更深入的东西关系到宫闱秘事，所以不能进一步审问，只能等朱厚照批准。朱厚照面对老爹的非正常死亡居然不闻不问，可见毫无心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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