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二卷纪八十二
明思宗崇祯三年（庚午，公元1630年）
张献忠者，延安卫柳树涧人也。初隶延绥镇为军，犯法当斩，主将陈洪范奇其状貌，为请于总兵官王威，鞭一百释之。乃逃去，从叛兵神一元……自号八大王，遂与嘉胤互为声援。
居士曰：张献忠本是死囚犯，就不应该释放；既然陈洪范看中他，就应该将他纳入麾下戴罪立功，如果不肯，就是有作乱之心，又怎能让他逃脱？陈洪范颟顸到如此地步，令人惊异。
八月，癸亥，杀前经略尚书袁崇焕。先是忠贤遗党王永光、高捷、史堇，谋兴大狱为逆党报仇，遂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为崇焕罪；并及故辅钱龙锡，谓“杀毛文龙之议，龙锡实首倡之。”
居士曰：尽管最初王永光也想杀袁崇焕，但只是从袁崇焕议和、杀将两件事情入手的，虽然冤屈，但有事实可考，并没有栽赃他通敌卖国。所谓卖国、谋反只是朱由检制造出来的罪名。有人将袁崇焕跟岳飞相比，认为岳飞不曾阿谀秦桧，但袁崇焕却为魏忠贤建立生祠。但岳飞和秦桧是政治矛盾，二人是天然的政敌，所以不能妥协；而魏忠贤和袁崇焕没有必然矛盾，因此袁崇焕没必要为自己树立敌人。何况明代太监地位很高，我们前文反复谈到张居正与冯保的合作正是如此，而且相对于宋代，明代的政治更为高压，使袁崇焕不得不做出一些违心的事情来。尽管如此，《明史》对于袁崇焕的评价仍然过高，袁崇焕是地方性人才而非全局性人才，与岳飞不同的是，岳飞可以拯救南宋与金国的实力对比，改变双方战局关系，而袁崇焕只懂得辽东战局，充其量等于靖难之役中的铁铉，所以应该将他统帅地方，而类似孙承宗一样的人才统帅中央，相互辅佐才能成功。否则就算袁崇焕不死，最多能在地方上进行阻击，而明王朝也改变不了灭亡的结局。
明思宗崇祯四年（辛未，公元1631年）
仲裕者，登州游击仲明弟也。仲明所善裨将李梅，以通洋事觉，龙系之狱。仲裕在龙军，仲明在元化军。仲裕受仲明指，激其部卒……上命龙戴罪视事，而饬抚、按官核仲明主使状。
居士曰：这一段能反映两个问题。第一、毛文龙的部下反叛不是在袁崇焕接手他们的时候而是在袁崇焕死后，证明袁崇焕在当时其实是可以约束他们的。，而在于袁崇焕被杀以后，地方上的官员缺乏统御毛文龙旧部的能力，所以引发地方性叛乱。第二、李梅确实有“通洋”的情节，无论是跟海外做生意，还是确实与海外有政治往来，总之已经脱离袁崇焕的计划主线，对于辽东战局有害无益。
是时大凌城粮尽，食人马，大寿及诸将欲降于大清，可纲不从，大寿令二人掖可纲出城外杀之。可纲被害，颜色不变，亦不出一言，含笑而死。
居士曰：弹尽粮绝之际，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一个将领必须吃光城里的人还要继续抵抗敌人，但是既然已经投降，就应该把损失降到最低。何可纲不听从祖大寿的意见，将他投入监狱就是，没有必须杀害他的道理。而且祖大寿也有心思降而复反，所以不需要杀害何可纲来获得皇太极的欢心。所以他杀害何可纲只有一个道理，就是因为二人本已有宿怨，接着此次投降动乱之际，祖大寿适时清除异己。
春未死时，大清有议和意，春为言之于朝，朝中哗然诋春。诚意伯刘孔昭，劾“春败降不忠，请削其赠职”，朝议虽不从，而有司系其二子，死于狱。
居士曰：明王朝的“正人君子”满朝，满嘴道德正义，但是不知道明朝在前线与女真之间的交往已经处处处于劣势，不与女真讲和，明朝也没有必胜之机，只能被敌人步步紧逼。张春以其对明朝的忠诚和对时局的判断提出讲和的意见，其实并没有错，但是他的两个儿子因此而死，显然他的忠诚不被理解，理论也不被接受，反而将祸难延及家人。张春的遭遇，也促使了祖大寿最后的投降。
十月晦，（孔）有德及（李）九成子千总应元统千余人以行，经月抵吴桥，天大雨雪，众无所得食……（李九成）遂与应元谋劫有德为乱，有德从之。
居士曰：孔有德虽然同样是毛文龙的部下，但他的叛乱与毛文龙之死无关，而是部队粮饷不到位的问题，这也是明朝的夙病。袁崇焕在宁远以处置粮饷问题起家，最终因朱由检与其讨论粮饷问题为名而入京被杀，可见其对粮饷问题的重视。如果袁崇焕未死，士兵未必能因此理由进行哗变。将出身于毛文龙部下的清朝开国将领（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的反叛都归咎于袁崇焕杀毛文龙，无疑是不公平的。
第八十三卷纪八十三
明思宗崇祯五年（壬申，公元1632年）
既而紫金梁与乱世王有隙……混世王就张道浚乞降。道浚矣口鼎臣方主剿，权词难之曰：“斩紫金梁以来，乃得请。”混世王快快去。贼众遂分部掠诸郡。
居士曰：明末流寇当然只能用无力讨平，乱世王不肯出兵打紫金梁，足见他没有投降的诚意。但张道浚任其离去同样也是失策，其实完全可以接受乱世王的投降，然后设反间计引紫金梁攻打乱世王，等他们两败俱伤之际消灭紫金梁，同时将乱世王残部彻底打散，消灭他们于无形。
明思宗崇祯六年（癸酉，公元1633年）
初，（王）志道以附魏忠贤历擢左通政，论者薄之。及是竟以忤中官罢。
居士曰：虽然在知识分子看来太近，不过是一个团体，但是在太监内部也是分不同派系，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了某个宦官派系的利益，因此产生争执，不等于王志道反对整个宦官阶层，更不代表他尚有廉耻。
第八十四卷纪八十四
明思宗崇祯七年（甲戌，公元1634年）
（练）国事上言：“汉南贼尽入栈道，奇瑜檄止兵……夫一月抚强寇四万余，尽从栈道入内陆，食饮何自出？安得无剽掠……”疏入，事已不可为，遂逮国事下狱。
居士曰：练国事说得对，招安问题最首要的是士兵安置问题，而最重要的安置则是军饷。现在，明朝正规军队的军饷发放都成问题，何况是凭空多出来的四万余非正规军。何况这中间还有军事安排，避免招降的军队形成独立的势力，而不能抑制；军队管理上的命令，是否能够被新招收的军队有效执行；原有的军队和新，改编的军队是否能够融合在一起的政治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漠视这些问题的存在，而单独惩罚练国事，无非是明朝的鸵鸟政策而已。
贼每营，数万兵更番进，皆因粮宿饱；官军寡备，馈饷或不继。贼介马驰，一日夜数百里；官军步多骑少，行数十里辄疲乏；以故多畏贼。
居士曰：说到底明王朝的军队管理体系远远不如作乱的农民军，因为这些农民军有的就是兵变起家，知道军队当中最需要的是关怀。所以对军队进行人性化管理，而事实是人性化的管理不但没有让军纪松散，反而让军队更有战斗力，这足以让明王朝吸取教训，但事实却是明王朝毫无心肝，颟顸和虐待士兵如故。
明思宗崇祯八年（乙亥，公元1635年）
吴伟业日：曹文诏与左良玉并起，文诏一蹶致命，而良玉累败复振，卒至封侯，何欤？良玉拥兵观望，又纵其下大掠以充军资，招徕降众，张形势以成跋扈，要朝廷，滥爵赏，此岂文诏所欲同者耶？
居士曰：吴伟业这篇文章写得甚好，上述开篇的一段提纲擎领。性格决定命运，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不一样。曹文诏认为只有做成事情才算是成功，所以他牺牲性命也会尽力去做；而左良玉认为成功就是名利，所以他才能够徘徊、观望，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二者没有正误之分，只是前者愿意道德高标准去要求后者，而后者则以自己拿到的实例去苛责前者。
初，凤陵之变，侍读倪元璐言：“盗贼震及祖陵，陛下下罪己之诏，布告天下。然此非徒空言也。今民最苦无若催科，请自崇祯七年以前一应逋负，悉与蠲除，断自八年督征……”上是之。
居士曰：免除1634年以前的税款对于国家确实没有损伤，一方面民众既然已经欠款则证明其偿还能力不够，一方面欠款逐渐增加利息，使民众负担增加。以今推古，有些官员不免利用民众欠款之际，借催款为名，敲诈勒索，引发官民对立。所以全面免除欠款对于国家无损但对于缓和社会矛盾却有益，《战国策》中冯谖的市恩之术道理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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