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六卷 宋纪五十六
宋仁宗至和三年（丙申，公元1056年）
戊午，宴辽使于紫宸殿，宰相文彦博奉觞诣御榻上寿。帝顾曰：“不乐邪？”彦博知帝有疾，错愕无以对；然尚能终宴。
居士曰：文彦博的错愕在于，皇帝强撑病体参加宴会，自己如果表现得快乐，就等于盼着赵祯皇帝早死，表现得不快乐又受到赵祯这样的反问，真是进退失据，伴君如虎。
欧阳修上疏曰：“……臣又见枢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枢密，三四年间，虽未见过失，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疏凡再上，留中不出。
景初又数诣中书白执政，请出狄青。文彦博以青素忠谨，外言不足置意，景初曰：“青虽忠，如众心何？大臣为朝廷虑，毋牵闾里恩也！”
居士曰：在欧阳修口中，得军心等于一定谋反。而在吕景初口中朝廷和民意竟然是对立起来的，即使狄青忠心、谨慎，也不能证明和拯救自己。稍后狄青被贬出国都，明年（公元1057年）抑郁而死，欧阳修、吕景初无疑都是凶手之一。狄青之死或其受贬其根本原因自然是北宋帝国怀疑武将的传统，但具体说来，一是死在赵祯行将就木之际，新皇帝即将登基，帝国政治面临重新洗牌，而军权自然应该重新分配，所以从政治的角度狄青不可不除；二是继承人赵曙虽然抑皇子的身份即位，但赵祯与之并未有父子之情，从未给予足够信任。赵曙即位时将根基不稳，狄青在军中地位又高，其未来自然会成为赵曙集权的阻碍，与其晚除不如早除；三是欧阳修、吕景初等人的上纲上线为狄青之贬、之死推波助澜。狄青掉进了时代为他设计的圈套里，虽欲活命而不可得。
第五十七卷 宋纪五十七
宋仁宗嘉祐三年（戊戌，公元1058年）
安石献书万言，极陈当世之务，其略曰：“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则天下之人才不胜用矣。”又曰：“臣之所称……惟陛下留神而察之！”
梁启超曰：此文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中国遂千年如长夜，仅留此文为射策者讽籀撏扯奢之资，悲夫！（《王荆公·执政前之荆公（下）》）
居士曰：这篇被梁启超称为“秦汉以后第一大文”，并且在他的书中夹叙夹议地评论，总体来看，无非对王安石的观点强制性认同，并将其比作德国的俾斯麦改革而已。王安石本篇文章主要谈如何培养和选拔人才的问题。赵祯的时代群星闪耀，人才济济，但他劈头就说没有人才。说朝廷上没人才是将仁宗朝的人才们视若无物，说基层没有人才是则是王安石吹毛求疵，因为基层的建设虽然需要人才，但更重要的则是政策落实和制度规范，说民间没有人才则无疑是王安石的标准有问题。他甚至为了证明有时天下会缺乏人才的观点，竟然不惜扭曲商周之际的历史，这其实也是他的一贯作风，《高斋漫录》说王安石解释“坡”字时说“坡乃土之皮。”苏轼讽刺他道：“那么滑乃水之骨喽？”文字上的游戏倒是无妨，但放在政治建议书上便犯了大忌。至于他强调“加小罪以大刑”，用威胁来培养人才。选拔人才竟然用同类举荐的方式，完全依靠道德任命，全然没有法制、法规，这算什么法学和法治？——所以现在的史学著作里常说“王安石变法”，我却宁可称他为“王安石改制”，正是只见制度（并且是极荒腔走板的专制）不见法律的缘故——而梁启超居然完全认同。至于任用人才时采用终身制，则完全丧失了政府的机能，一旦出现新的情况，将无法应对；把人才培养成专科，则在出现跨领域的问题时非但不会得到解决，反而会相互推诿。梁启超认为王安石的全民皆兵政策是对北宋轻贱军人的一种反抗，但其实与春秋时期的政治简单不同，后世政治家需要处理的问题日益增多，根本没有分心从武的可能。何况春秋战争往往是小规模会战，而宋辽、宋夏之间则是大规模对抗，所以春秋可以派士人从军而宋代不能。至于奢侈的风气只是个人的爱好，与社会的状态无关。如果这种风气意味着高级阶层的腐化或社会贫富差距大，那是社会制度的问题，应从制度本身进行改革，而不能靠提倡节俭使其产生变化。王安石的这篇万言书大而轻佻，赵祯不予重视是理所当然的事。
宋仁宗嘉祐四年（己亥，公元1059年）
己未，以三司使宋祁为端明殿学士、知郑州，权御史中丞包拯为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欧阳修言：“近除包拯为三司使……当避嫌疑者也。”……久之，乃就职。
居士曰：两年后（公元1061年）韩琦升任首相时，同样遭遇道德绑架。对此，韩琦的回答是：“此位安可长保？”。相对于包拯的躲避嫌疑，韩琦从朝廷体制入手，拒绝道德绑架无疑高明得多。在表面上看，包拯输在一番口舌辩论上，但实际上是其没有了解事情的性质——包拯代替宋祁成为三司使应该是制度问题，而非道德问题。之所以欧阳修强调官员要承担道德责任，是因为当时的条件下是政治而不非政治制度会左右政局。换而言之，只要有一天没有建立真实、完善的选拔制度，人们对官吏选拔的怀疑便永远不会终止。
第五十八卷 宋纪五十八
宋仁宗嘉祐五年（庚子，公元1060年）
癸未，赐殿中丞致仕龙昌期五品服，绢百匹……两制言：“昌期诡诞穿凿，指周公为大奸，不可以训。乞令益州毁弃所刻版本。”昌期年几九十，诣阙自辩……乃追夺昌期所赐，遣归。
居士曰：龙昌期先生之所以敢发表不符合主流的思想，证明他对这个时代的言论自由和思想宽容有所相信，但很明显这个时代还没有包容到嘉奖违背主流意见的程度，这无疑让人失望。但在帝制时代，龙昌期却不因他的“异端思想”获罪，并且一度获得了嘉奖的可能，也证明当时的时代足够开放，当得起“开明专制”四字。
甲午，观文殿大学士、户部侍郎庞籍为太子太保，致仕……前后凡七上表，乃许之，仍诏籍出入如二府仪。
居士曰：庞籍和富弼都是能臣，为帝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相较而言，庞籍更知道进退，在精力已不充沛时在个人声望的顶点上隐退。而富弼到了晚年还不肯放手权力，全然没有为国做事的精气神，便只好从从务实转为务虚，请求为赵祯加尊号曰“大仁至治”等等（参考公元1059年）。徒给后来的读史者遗憾和笑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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