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绍圣元年（甲戌，公元1094年）
惇素闻其（陈瓘）名，独邀与同载，访当世之务，瓘曰：“请以所乘舟喻，偏重其可行乎？或左或右，其偏一也。明此，则行可矣。”惇默然。瓘复曰：“天子待公为政，敢问将何先？”惇伫思良久，曰：“司马光奸邪，所当先辨。”……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则不为无罪。若指为奸邪，又复改作，则误国益甚矣。”……惇虽迕意，亦颇惊异……留瓘共饭而别。
居士曰：陈瓘不但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用左、右比喻政治观点的人，并且直接给出了解决的途径，即执两用中，“中”的标准就是司马光等人的用心所在。换而言之即为何制定此政策，从政策本身出发，使其符合最初的价值，避免全盘肯定或否定造成的政策反复。程颐和朱熹只是被后世伪造的圣人，如果说宋朝有圣人的话，陈瓘可以算一个，可惜他说的道理中国人至今也弄不懂。
辽道宗大安元年（甲戌，公元1094年）
辽太子洗马刘辉上书言：“西边诸蕃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非长久之策。为今之务，莫若城于盐泺，实以汉户，使耕田聚粮，以为西北之费。”言虽不行，识者韪之。
居士曰：当时人之所以认同刘辉，是因为要打消耗战争就必须做到军农一体。随时消耗、随时补充，具有机动性，避免拉长补给线。但问题在于刘辉提出的方案是基于消耗战的，可是帝国为什么一定要与金国进行消耗战争刘辉却没有说明。诚然，在金兵南下之际不得不进行正面对抗和消耗战争，但敌后的战争和运动战争同样重要。如果仅凭正面作战，永远是机械化的对抗和防守，而不是运动化的进攻。应该在适合的时间点上进行游击战争，用小动作骚扰敌人，并找到合适的机会加以反攻，才能全面赢取战局。
第八十四卷 宋纪八十四
宋哲宗绍圣二年（乙亥，公元1095年）
知陈州范纯仁……上言：“大防等所犯，亦因持心失恕，好恶任情……愿陛下断自渊衷，将大防等引赦原放。”癸卯，出御批曰：“范纯仁立异邀名，沮抑朝廷已行之命，可落观文殿大学士、知随州。”帝始亦有意从所奏，章惇力主前议，且谓纯仁同罪未录，遂并责之。
居士曰：章惇虽然是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可惜私心太重，如果他能有和他对手同样的胸襟，在范纯仁上书时添风点火，使赵煦接纳范纯仁的意见，很有可能终止十几年来的两党相互清算，从而在皇权与臣权相争的大局中获胜。即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赵煦不接受这种调停，但他却能化解与范纯仁、吕大防之间的宿怨，少了两位政治上的对手。章惇的私心导致他错过了一次绝佳的反击机会，使他最终在赵煦死亡的时刻一败涂地。
苏轼乘其据案时，遗之诗，（钱）勰操笔立就以报，轼曰：“电扫庭讼，响答诗筒，近所未见也。”
居士曰：苏轼以聪明和才思敏捷著称，并也因此为傲，而居然以此称赞钱勰，可见他确实是令苏轼都震惊的聪明人。考察他的行迹思想，倾向佛教，多与苏轼兄弟、秦观等人交往。其诗风格多用偏僻典故，用韵偏险。《宋诗纪事》里有他几首诗，我们录在下面：《以米二硕送秦少防作二十八字》：“儒馆优贤盖取颐，校雠尤自困朝饥。西邻为禄无多少，希薄才堪作淖糜。”（原注：《王直方诗话》，以下凡引此书，括号中皆原注，不另注。）《和阁老舍人曝书会》：“天禄图书府，芸籖岁曝频。幡经穷藏室，赐会集儒绅。顾陆高标好，钟王妙入神。可无铅椠吏，来预石渠宾。”（《事文类聚后集》）《送奉使钤辖高侯之任成都》：“烈士由来不徇名，西南万里不留行。熊罴训整屯干计，尊爼雍容镇百城。阃外使华新报聘，山西家法旧论兵。封侯富贵须由命，请访沈冥卖卜生。”（《合璧事类后集》）《和辨才法师新亭初成诗韵》：“幻泡昧空色，真梦游黄丘。宦学类狂走，尔来三十秋。齿髪非他时，歳月不我留。古刹插乱石，蛰龙蟠霞湫。天人大导师，驻锡今白头。安住差防念，晩节非沈浮。昔尝谓岀处，未用相劣优。权术分二智，股肱均九流。今知扰扰者，讵得逍遥游？从兹许礼足，尚可治幽忧。”（《天竺寺志》）《御制佩文斋广羣芳谱》卷五十二另载钱勰残句：“碧玉簪长生洞府，黄金杯重压银台”，诗中描绘的是水仙。可惜他的诗歌流传下来的不多，使我们无法进一步瞻仰他的风采。
戊戌，范谔以转运使入对，自言有捕盗功，乞赐章服。帝曰：“捕盗，常职也，何足言功！”黜知寿州。
居士曰：缉捕盗贼是本职，但不是常态。官员捕盗没有功劳，不等于没有苦劳。如果确实在执行任务时表现优异，可以进行适当嘉奖。只是不知道范谔所谓的盗贼是真的强盗还是被压迫反抗的普通民众？
宋哲宗绍圣三年（丙子，公元1096年）
初，蔡卞请以立为崇政殿说书……帝怒曰：“语在《常秩行状》，其语云：‘自安石罢相以来，民在涂炭。’又云：‘自秩与安石去位，而识者知其必败。’其谄厚安石而诋薄神考如此，卞何为荐之？”惇、卞皆错愕谢罪……不报。
居士曰：赵煦先用王安石打压吕大防为代表的高滔滔一党，再用将赵顼和王安石分离的方式，打压以蔡卞为代表的新党，制造朝政混乱以攫取权力。王安石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恐怕很难设想他身后被一个一流的政治家（高滔滔），和两个三流的政客（赵煦、赵佶）反复用来当做旗号，还被席卷入整个二十世纪的讨论中。最要命的是无论是作为旗号还是被卷入讨论，政治家和政客们始终把王安石及其政策当为偶像玩弄，讨论的是当时的时代而非王安石的政策本身，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恐怕没有什么比这更值得他懊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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