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司马昭之心:是祸心还是仁心?(2)

曹魏政权从第二任皇帝开始，就进入到这一不可逆转的轮回怪圈。魏明帝曹睿上台之后，大兴土木，直闹得农桑失时，民怨沸腾。齐王曹芳更是荒淫无道，竟让青年女子脱光衣服在宫中游戏，他与亲信在光天化日之下群宿群奸；还像个地痞流氓，喜欢以弹弓打人，用烙铁烙劝谏的大臣……

    继任者曹髦并不坏，喜欢读书，循规蹈矩，更有勤政的表现。然而从司马昭的角度观察，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威胁，宫廷不可预见的变数，会让军权掌控者夙夜难安，这有先例可以追寻。曹操有一次入宫觐见汉献帝，汉献帝不无情绪地说道：“如果您认为我能当皇帝，也值得辅佐，那您得客气一点儿；如果您认为我不能，就请您把我废掉。”曹操闻言大惊失色，一再地叩头并请求出宫。按照汉代的宫廷制度，司徒、司马、司空(合称三公)带兵进京朝觐皇帝，得由持刀武士挟着两臂。曹操出宫时，也有这样的“待遇”，联系到与皇帝的谈话，他吓得汗流浃背，面如死灰，自此后再也不敢请求朝觐。而之后的司马昭之父司马懿发动洛阳政变剪除大将军曹爽、东吴孙峻发动宫廷政变屠杀诸葛恪并灭族等血淋淋的事实，都发生在司马昭掌权前后，他能不警惕吗？

    诸葛诞(与诸葛亮是堂兄弟)在曹魏政权时期曾任过吏部郎，因平叛有功，被封为高平侯、征东大将军，成了独当东南藩屏的封疆大吏。

    甘露元年(公元256年)冬，东吴兴兵夺取徐堨，魏吴之战已不可避免。以诸葛诞所部军力，完全有能力防御侵犯，然而他却向朝廷请求增10万大军防守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并请求临淮河修筑新城。明眼人都能看出，他想乘机发展个人势力。考虑到他是资深望重的旧臣，司马昭决定软处理这一可能发生的事变，遂征调他回洛阳任司空一职。

    诸葛诞接到诏书，对被剥夺兵权十分惶恐，怕回京后成为俎上鱼肉。于是为了争取主动，他索性公开扯旗反叛，先发制人地攻陷扬州，刺杀牵制其手脚的刺史乐琳，收编淮南、淮北数县屯田官兵十余万和乐琳降兵四五万，囤积的粮食也足够一年之用，并派吴纲与东吴取得联系，遣送其子诸葛靓入吴为人质，以换取东吴的支持。东吴对这意想不到的有利形势欢喜若狂，立即派大将全怿、全端和降将唐咨等率大军北上，此前已经降吴的文钦也前往支援。

    自赤壁大战之后，孙权军事势力已发展到长江以北，如若诸葛诞投降，东吴军事势力将扩张到淮河流域，魏国将没有稳定可言，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会使战争更加频繁。司马昭不能坐视叛乱的发生和东吴的强大，一场叛乱与平叛的战争已箭在弦上。考虑到自己根基尚未巩固，为避免远征东南时变生肘腋遭内外夹攻，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他请求傀儡皇帝曹髦与皇太后“御驾亲征”，把皇权监督在军权之下。

    可以说，当皇权与军权相分离时，必然会构成无法调解的对峙。在今天来看，皇权与军权的激烈碰撞无是非可言，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唯有德才兼备者居之，才能有利于社会发展，有利于民众的安居乐业。我们没必要为失去皇位者打抱不平，而处于权力中心的司马昭则必须时时警惕，这一非常之心也就构成了“司马昭之心”复杂的第一要素。